本文节选自
《小说写作完全手册》
《作家文摘》编辑部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丹尼斯·勒翰: 所有权的荣耀
和许多作家一样,丹尼斯·勒翰的写作也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他想写雷蒙德·卡佛式的极简主义小说,但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所以一篇也没有发表。1990年,大学毕业两年后,25岁的勒翰决定尝试写一部长篇犯罪小说。三周之后,初稿就写好了。此后经过反复修改,直到他获得艺术硕士学位,这部名为《战前酒》的小说才在1994年出版,并一举斩获美国推理界夏姆斯最佳小说奖。
勒翰塑造了两个明星侦探——帕特里克·肯齐和安吉·热纳罗,他们来自多切斯特,波士顿的一个低收入工人社区,勒翰就在那里长大。在第一本书里,他们是发小,后来成为搭档,在《圣洁之罪》、《黑暗,带我走》、《再见宝贝,再见》、《雨的祈祷》和《一月光里的距离》等小说中精诚合作。勒翰并非一般的犯罪小说作家,正如肯齐和热纳罗也不是一般的侦探一样。与许多虚构小说作家不同,在勒翰的诸多小说里,主角因为目睹或实施过暴力,内心都带有一些创伤。
写完这五本系列小说后,勒翰在2001年完成了《神秘河》,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讲述了三个男人在经历了一件令人不安的童年事件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这本书中,勒翰突破了犯罪小说的边界——今天的谋杀案是过去犯罪种下的果。它于2001年出版后,很快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并被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翻拍成同名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奖。
勒翰此后的大部分作品都包含类似的犯罪成分,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犯罪小说。他的小说《禁闭岛》探索了一名陷入困境的美国联邦执法官的心理,挖掘出了他内心的恶魔。《给定的一天》是一部庞大的历史小说,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介绍了一个新的家族——考克林家族,内容涉及1918年的大流感、1919年的波士顿警察罢工,以及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和贝比·鲁斯。
这个家族的传奇在获得埃德加奖的作品《夜色人生》中得以延续,小说讲述了托马斯·考克林的小儿子乔的故事,他是黑帮老大手下的一个多情的罪犯。在勒翰的第12本小说《世界消失》中,乔成了一个颇有名望的富商,其新生活却受到了来自过往的事件的威胁。
从用《神秘河》一书打破类型小说的边界,到为斯科塞斯执导的《禁闭岛》衍生剧撰写剧本,丹尼斯·勒翰的成功让他越走越远,但波士顿永远是他的家乡——在他的内心和书页上。
问:你的第一本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
答:最重要的是,那年夏天我真的破产了,走不出财务危机。所以我决定尝试一下犯罪小说,因为我一直很喜欢这一类型。这让我有点吃惊,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短篇小说作家,然而写短篇小说缓慢得让人痛苦。所以那是让我成为作家的觉醒时刻。
我把它寄给我的朋友斯特林·沃森,一位住在坦帕市的作家,他说这本小说写得很糟糕,但结构很坚固。他建议我重写它,我也的确重写了好几稿,每一稿都写得更深、更好。他替我将小说寄给了一个他认识的代理人,大约六个月后,她打来电话要求做我的代理人。两年里,它不断被投稿,被拒绝,就在我完成研究生学业的时候,它被哈考特出版公司接受了。
这本书被拒绝过多次,一些出版商只想出平装本,我说不行。有些人说:“如果你将女主角修改成一个受虐待的主妇,我就出版这本书。”我也说不行。让我如此坚持的原因有二:其一,我有个出色的代理人,她相信我;其二,我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谁也不能让我更贫穷。
问:你曾说起,犯罪小说的复兴要从1978年詹姆斯 · 克拉姆利的《最后之吻》开始。
答:这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它相当有深度,是20世纪70年代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将一本书归为纯文学小说出版,并不意味着它是文学;将一本书作为类型小说出版,也并不意味着它不是文学。我在读克拉姆利时,有这种感觉;读詹姆斯·艾尔罗伊的 《洛杉矶四重奏》时,有这种感觉;读詹姆斯·李·伯克时,也有这种感觉。我最后读到理查德·普赖斯的 《黑街追缉令》时,内心也是如此,然而这本小说在当时并未得到文坛的认可。如果那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书不受尊重,理由仅仅是它是一部以警察为中心的城市小说,那么整个文坛就完蛋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说: “也许我应该放手写自己的类型小说了。”
问:你会按计划表来写作吗?
答:我现在有个计划表,因为我还得匀出时间去照顾两个孩子,但我以前从来没有制定过计划表。我现在认为,坚持每天写作非常重要。每天必须要写一个小时,不然写作能力就会衰退。
问:你开始写一本小说时,知道故事结局吗?
答:对于一本小说,我通常知道三点,其中就包括故事结局。我知道故事的开端、经过、结局,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当我开始写作,常态是往前走一步,又退回两步。所以我写一本书总会花很长时间。
问:在《神秘河》里,你采用了第三人称,并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来叙述。然而,一直到这本书的300多页,涉嫌谋杀的戴夫·博伊尔才透露自己是清白的。
答: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些,就会觉得全书没有什么悬念了。《神秘河》里的悬念本来就少。“谁杀了凯蒂?”这算悬念吗? 我不觉得。我会把答案飞快地扔出来。它对我并不重要,如果有人能解开这个悬念,那很好。然后呢? “那天晚上戴夫遇到了什么事?”“为什么戴夫身上有血?”这些都是书里的悬念。那么,我该如何向读者描述戴夫受到过的心理伤害,让他们相信他最终会承认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隐瞒重要信息。因为戴夫小时候曾被猥亵,内心有阴影,所以拒绝说出很多隐私。我的确有点担心这样写不好,结果它奏效了。
原则是你必须公平对待每个人物。我一直这么做。我经常遇到一些人说:“我读到 《神秘河》前40页时,就知道是谁杀死了那个女孩。”这本书里的事件,其实有点像石头落到湖面,会产生许多涟漪。至于涟漪会波及多远,会影响到谁,我们并不知道。
问:你曾与遭受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的孩子一起工作过……
答:我在波士顿和佛罗里达州做过治疗顾问,通常是在团体之家。在我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我们会从少管所的孩子里挑选那些尚未成为施暴者的受害者。我们要在他们成为施暴者之前拯救他们,因为情况通常是这样的:若一个人总是被暴打,那么他最终会成为一个施暴者……和那些孩子一起工作的经历直接启发了《神秘河》的创作。
问:《再见宝贝,再见》也涉及了儿童虐待。
答:这本书源于一个问题:儿童虐待最坏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 我想,我们都认为是性虐待。但事情可能未必如此清晰。难道身体上受虐待就比被孤立、被忽视更严重吗? 所以 《再见宝贝,再见》着眼于各个方面……
这就是阿曼达所代表的东西。她的快乐被剥夺了。
问:在阿曼达被绑架后,她的舅妈向肯齐和热纳罗求救,她和他们一样,都是多切斯特人。这似乎是波士顿工人阶级邻里之间独有的义气。
答:哦,是的,这是一种盲目的义气。它常常带有极大的破坏性。与此同时,我来自一个重视诺言的地方。重视诺言和职业道德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两种品质,分别体现了诺言的价值和工作的价值。我曾被问到,邻里是否会因为我写他们而生气,我说: “不会,他们不介意,只要你既写他们的缺点,也写优点——但你不会像某些外人那样有失偏颇地评判他们。”
我是自己人,所以我能说,是的,那里有很多种族歧视、很多宗派、很多暴力,而且暴力和犯罪是代代相传的。但那里也有非常珍贵的友善、和睦,不知用什么词语来描述,还是称之为义气和真诚吧。我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出身加以掩饰,因为在那里长大是我的幸运。我真不知道假如自己是在伊利诺伊州的奥罗拉长大的,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作家。
问:为了写《给定的一天》,你回到了波士顿。你知道这部小说会写成三部曲吗?
答:我知道这部小说的长度会超出我的预期。所以我一开始就写了很多人物,以便在后文中可以使用。现在这个传奇故事已经结束了。但也许某一天,我又会回去,用其中某个人物另写一本书。
问:是什么启发你将贝比·鲁斯写进小说里的?
答:他是自然而然走进小说里的。他是个伟大的人物,而且特别风趣。小说里写到的1918年9月到1919年9月,是美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期之一,贝比·鲁斯正处于其职业黄金期。从那时候起,现代名人开始出现。我想在小说里度过那难以置信的一年。我在给学生上课时常说,有时候写某些东西,不为别的,就因为它很酷,就因为你喜欢它,就因为你在其中乐而忘返,就因为你会想,既然如此开心,为什么不这样写呢。
在严谨的写作方式中,我们往往会迷失方向。所以,不如遵从内心,如果你写得很兴奋,你猜怎么着? 读者也会感到兴奋。
问:你会为写作而去做大量研究工作吗?
答:我做了很多。我为写《给定的一天》花了一年时间做研究。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从这本书开始,当我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某个事实时,比如 “1921年一包香烟的价格是多少”,我就临时去查一下。我会根据需要进行研究,再也不做预先研究了。我知道很多关于1918年的信息,如果不是写《危险边缘》恰好用到了这些信息,它们将对我毫无用处。
问:你的作品能让人想到某些地方,比如佛罗里达州充满恶臭的沼泽,波士顿潮湿的酒吧。
答:如果让我住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就像其他人受到天气影响一样,我会陷入抑郁。我并不太关心天气,但如果待在不喜欢的地方,我很快就会变得非常沮丧,即使只待了几天。我对我所处的物质世界有非常强烈的反应。我不喜欢描写环境,除非那里有某些令人兴奋的东西可以写。我喜欢火车,所以你可以在《给定的一天》里看到卢瑟的火车之旅。
是的,我通常会写一些能引发共鸣的地方。
问:你曾经为电视剧 《火线》和 《大西洋帝国》写过剧本。电视剧中的人物是别人设定好的,长度和节奏也是固定的,与写小说时面对的空白文档相比,你会觉得写剧本受限制吗?
答:写剧本的感觉很棒。但说到底,你不能拥有剧本所有权。我真的很自豪能和《火线》联系在一起,但戴维·西蒙和埃德·伯恩斯才拥有所有权。我只是房间的粉刷匠。但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而且很轻松,因为这不是你的电视剧。写《大西洋帝国》十分有趣,这种乐趣和拥有所有权的荣耀不一样。
我写剧本,但不知道屏幕上会出现什么。当你写一本书时,你和编辑一起仔细审查校样,一年后图书出版了,你不可能认不出来这是你的作品。但在写剧本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当然,写电影剧本会更好一些,电影基本上都呈现了我原有的想法。我写过电视剧剧本,虽然得到了报酬,但最后的成品和我所写的大相径庭。有一回,理查德·普赖斯对我说:“我不在乎你写过什么剧本,你又不会把它放在书架上。”的确是这样,你看,《黑街通缉令》在我的书架上,《流浪者》也在书架上。我看着这些书,会说:“这才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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