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寿成：回忆我的父亲黄永年

本文转自“ 陕西师范大学”公众号，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节。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父亲黄永年（1925—2007），江苏江阴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届代表，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他学识广博，视野开阔，其深厚的文献功力，当世学界罕有其匹。除专于中国古代史外，还兼及古文献学、书法史等研究，特别是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

他几十年潜心精研，著作等身，在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古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精深造诣，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北朝隋唐史及唐代文学、古典诗词小说的著名研究专家，更在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古籍整理等领域内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古文献学学科的一代宗师。

一

父亲早在中学期间就受业于吕诚之（思勉）先生，接着又认识了与吕先生同编《古史辨》第七册的童书业先生。抗战胜利后又认识了顾颉刚先生，投入他们门下。在复旦大学入学考试时，国文课程考试取得了100分的满分成绩，深得时任中文系主任陈子展先生赏识。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被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教，1956年随校迁至西安，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

他在大学就读期间，买到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使其跳出了以人之忠奸贤愚来论史的窠臼。他对前辈学者满怀敬仰之情，但并不盲目崇拜权威。其间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涉及中古史、考古学、文献学诸多方面。其中，《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补论“狐”与“胡”之关系》得到陈先生赞赏，还纠正了罗振玉先生的“魌头”之说，后被所有博物馆采用。他大学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也与陈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不同，认为安史叛军主力为契丹、奚等东北少数民族。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父亲主要从事唐史研究，兼及古典诗词和小说。研究玄武门之变、武周政权及其影响、宦官与禁军、肃代朝政局、泾师之变、二王八司马事件、元和后期党争。弄清楚这些无非是权力之争，而并非如通常所说庶族士族之争。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上溯北齐、北周和杨隋，探讨这一时期的史事。弄清楚北周实较北齐落后，周之灭齐惟恃府兵之强实为落后吞灭先进，但府兵缘隋开皇时“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而失去战斗力，文武合一之关陇集团在隋至唐初亦不复存在。其中，仍多有与陈寅恪先生旧说之异同之处。

至于古典文学方面，他则写过《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长恨歌新解》等文字，并发现了仅存的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一张残页，使得中国古小说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还点校了《西游证道书》并考知《西游记》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纠正了作者为吴承恩的旧说。他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指导学术研究，注重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诸多研究成果以史料扎实、考证细密、见解精卓，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瞩目和推重，他的学术论文多收在结集出版的《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树新义室笔谈》《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等著作中。尤其是凝聚他数十年心血研究中古史的力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以历史上北朝至中晚唐一系列影响巨大的事件和制度为重点，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以敏锐的历史洞察能力、全面深厚的文献功底、缜密娴熟的考据方法，不仅厘清了诸多千古疑案，大大扩展了对这一时期某些重大史实的深入认识，填补了北朝及隋唐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以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提出若干独具创见的新观点，代表着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高水平，充分展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

他参与了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和建设，撰写了《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讲义》《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和《唐史史料学》等多部著作，享有很高声誉，被国内多所著名大学选作教材，为培养文献学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积极从事古籍整理事业的实践，精心标点校勘《类编长安志》《雍录》《西游证道书》等多种古代典籍，均以质量精良而被视作权威版本。他对古代文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尽力，主持完成国家教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二十四史全译》中的《旧唐书》《新唐书》全译工作，并为《祖国丛书》撰写了《旧唐书与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还承担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内《旧唐书》《北齐书》《周书》《颜氏家训》《韩愈诗文》等6种的选译，成为该类读物具有典范性的佳作。

二

父亲1956年随交通大学西迁至西安，且于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但始终没有离开西部。其间虽然复旦大学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著名高校力邀其加盟，可是他秉承“西迁精神”及“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神，婉拒了对方的盛情邀请，坚持在西安这一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任教，不离不弃，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

他还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的创建人。自1979年起招收中国古代史隋唐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82年起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得其亲传的及门弟子已近百人，有多人成为学术名家。他先后开设目录学、古籍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隋唐史专题等课程。后为他的学生所传承，在国内外许多高校讲授这些课程。特别是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曾于20世纪80年代到陕西师范大学跟随先父进修，其间恰逢先父给研究生讲授碑刻学课程，他深受影响，对此学投入其中，现已为举世著名的碑刻学名家，出版多部碑刻学著作，其中《复刻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附解说》对郭玉堂的原著做了全面的校勘整理，堪称《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最为精审的版本。此外，气贺泽教授还将先父《碑刻学》译为日文，介绍给日本学者。

父亲不仅在学业上对学生多加指导，还秉承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对任何一个向他请教的学人都倾其所能地进行解答。特别是对年轻学子更是极力帮助，如杭州师范大学马雪琴教授在入学前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可是先父仍然坚持将其收入门下，多加指导，使其在学术上不断进步，著述颇多，成为该校著名教授。泰山学院的周郢教授虽然最初只有中学学历，可是先父也愿意让他报考自己的研究生，后虽因外语成绩不理想而未能遂愿，不过此后先父还在学术上对他多有关心指导，最终使其破格评为教授，且成为泰山文化及石刻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

父亲很早就指导我阅读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均是无标点断句本），为我打下很好的历史学及古代汉语基础。此外，在我就读硕士研究生之后，父亲对学业很少过问，可是对我毕业后撰写的学术论文几近苛刻，毫不留情面，甚至对几篇还不错的论文也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对于我的职称他基本不予关注，并未受到他的荫庇。这从另一方面也培养了我独立治学的精神，撰写出版专著两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有关北朝乃至隋代选官制度的论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总的来说，父亲不仅是经师，亦为人师，更是我们在学术与为人方面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