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在大凉山深处，我与一个彝族女孩灵魂相遇 | 正午访谈

采访 | 茹妮

在《盐镇》获得诸多赞誉之后，易小荷的写作之路被“卡住”了。

2023年到2024年，她仿佛在两个世界奔走。偶尔出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参加访谈或者做新书活动，但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大凉山深处。一位《盐镇》读者在留言中说：“谢谢你能看到那些底层的女性，但中国地方之大，还会有更多被遮蔽的女性……”这句话激励着易小荷再次出发，去寻找新故事。

大凉山是一个被外界高度标签化，内在却鲜为人知的地域。即便作为一个四川人，在深入大凉山之前，易小荷只在书本上了解过这片神秘的土地。在成都的街头巷尾，她时常看到裹着头巾、身穿百褶裙的彝族女性。在有些人的刻板印象中，他们可能不讲卫生、爱喝酒、好打架。想要提出反驳时，易小荷才发现自己对大凉山一无所知，它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2023年6月，易小荷只身一人，辗转来到一位老师在昭觉县日哈乡开的驿站。驿站偶尔举办面向大学生的人类学训练营。她本想以驿站为切口，开始寻访周边的村子，找人交谈。不过，一个陌生人没有那么容易融入神秘的大凉山。“我发现所有既得的经验，在这个地方全部归零。”易小荷说。当地老人大多不会汉语，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她只能和小孩子待在一起。他们一起上山采草药、砍柴生火、唱歌。两个多月里，她和小朋友们相处得很好，却不算真正走进任何一个彝族人的世界。

住在简陋的宿舍里，半夜被跳蚤咬醒，她觉得自己被卡住了。在写《盐镇》时，易小荷采访到近100位当地居民，从中选择了12位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深入地走进她们的生活，倾听她们的故事。但在大凉山，颠簸而泥泞的漫漫山路、变幻莫测的天气、听不懂的语言、从未接触过的文化习俗，这一切包裹着初来乍到的人，让人一片混沌。她想回成都去，看看父母和家人。在离开之前，她又去了一次昭觉县城。在路上，她收到了在贵州攻读硕士的阿喜发来的邮件。她当时并没有预料到，这封邮件让她找到了进入彝族人生活的钥匙。

收到邮件后半小时，易小荷就出发了。彝族姑娘阿喜和易小荷相识于驿站的人类学训练营，阿喜邀请易小荷去她家看看，那是大凉山的腹地雷波县。

此时，易小荷已经在大凉山腹心地带盘桓近两个月，对于“交通不便”四个字有了深刻了解。公共交通方式在很多地方都付之阙如，她到过的村庄大多只有一辆私家车拉活儿，时间线路不定而且价格昂贵，动不动就需要整整一天。从雷波县城开往瓦岗的路是其中最惊险的一条。路不仅狭窄，旁边的山坡时而绵延直上，时而紧急拐弯，许多指示牌写着“前方矿区，请慢行通过”，“落石高发地段，请谨慎驾驶”。在逃出一个巨大的泥坑后，连自诩是雷波本地人的司机都忍不住抱怨：“天啦，这是什么鬼地方！”窗外是悬崖绝壁、万丈深渊，车里是师傅夹杂着川普的话语。天快黑才抵达目的地，易小荷已是头重脚轻，手掌心捂出一汪汗水。阿喜说，因为这样的路况，她甚至不敢邀请同学来家里做客。

阿喜所在的苏家是瓦岗彝族历史最悠久、势力最雄厚的家支。通过与阿喜的家人、朋友的交谈，以及数月的调查和寻访，易小荷获得了许多口耳相传、混杂着神话和记忆的史诗故事。从2023年6月到2024年5月结束调研，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易小荷数次往返大凉山深处。在那苍茫的世界尽头，她“认识”了惹作，一位生于1995年，卒于2013年的彝族少女。她的名字相当于汉语里的“招弟”，因为父母想生男孩子。惹作的一生沉默而劳苦，她身上的特质是当地无数彝族女性的代名词，易小荷想还原她短短的一生。

她在瓦岗苏家遍寻每一个曾见过听过惹作的人，重走了一遍惹作走过的路，去看毕摩做仪式，去她背水的地方，学习收苞谷，学习她爱的民歌，感受一切她的感受。但有一段时间，她怎么也找不到惹作的娘家人采访，这相当于失去了一半的故事。后来因为另外一个故事的牵引，她在金阳县城意外认识了惹作的堂弟苦七金，从而搭上了苦家的线索。在苦七金的带领下，他们一起去到了惹作长大的罗乌，那个峡谷中的荒凉孤岛。站在罗乌的山头，她看到苦惹作已经化为石砾的老家。那天，此前所有的采访、讲述和资料都化为具象，废墟还原成房屋，荒野还原成村落，到处欢声笑语，阳光穿房入室，光影里似乎站着一个欢天喜地准备嫁妆的姑娘。几天后，易小荷也真的顺利联系上了惹作的哥哥苦曲者，获得了苦家那边的故事版本。

“我的朋友说，希望我能够成为文字上的苏尼（彝族的女性巫师），让惹作的灵魂得到慰藉，这也就是我的愿望。”在与正午的访谈中，易小荷真诚地表示。

正午：这本书的主人公是苦惹作，她的一生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十五岁从金阳县的罗乌骑着马来到瓦岗的瓦曲拖村，嫁给苏家的一个小伙子，结婚生育，三年后服毒自杀。苦惹作没有户口、身份证、结婚证，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在当地彝族女性中，她的经历不算特别。你怎么听到这个故事并决定写下来的？

易小荷：我最初听到一个词，叫“死给”。“死给”是彝语“死纸比”翻译过来的，不是普通的自杀，而是一种有目的、对象明确的自杀，务必有人也就是“被死给者”对死亡负责，这样的“死给”往往就会引发家族间的战争。跟随阿喜到达瓦岗之后，我听说这里有个“苏丽妈妈”（即苦惹作）就是死给的——当地人提起一个妇女的时候，通常都是以她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加妈妈来称呼她。一个不知道姓名的女性自杀了，没有身份证、结婚证，大家讲起这件事时却非常云淡风轻。这让我下意识地想要了解更多。

后来我通过苦惹作丈夫苏甲哈的侄子苏依呷了解到，苦家的女儿苦惹作是在嫁给苏家，生下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喝农药身亡的，她的死亡被苦家认定为是“死给”，苏家和苦家爆发械斗。听到这段故事时，我的心脏像是坍塌了一块，一个女人的死，可以撼动整个家支，但是一个女人的死，却又如此无声无息，就像是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

正午：惹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去她的出生地罗乌的时候，惹作已经去世10年，这给还原她的故事带来了很大困难。为什么没有以其他女性作为故事的主线？

易小荷：我曾跟随苦惹作的丈夫苏甲哈的侄子苏依呷，去看苦惹作在瓦岗生前住过的老房子。院子外面是个吱吱呀呀的门，有一把老锁，把它打开以后，里面是一片苞谷地。房子没有了，人的故事也没有了。

但在依呷的追忆中，她曾那么鲜活地活过，我就更想了解她，我觉得，这个女人她不应该没有名字，她不应该只是叫苏丽的妈妈。她也像所有人一样，清晨醒来过，深夜痛哭过，但是没有人知道她发生了什么。

她娘家所在的罗乌，虽然相对原始，但父母家人对她很好，她的老公虽然后来因为毒品把生活搞得一团糟，但比起当地许多连话都不多说的夫妻，他们曾是少有的恩爱典范。

后来逐渐去还原她的故事，我发现某种程度上，她是彝族社会里面很普通的一个女孩，里面写到的她母亲的生平其实可以算是她的“前传”，书后面的附录故事，那些以她住过的地方为圆心的女人们，是不同版本的“惹作”。所以，她足以代表那个隐入重重深山的、被遮蔽的群体。

正午：你说到惹作的故乡罗乌，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易小荷：对于一个非虚构写作来说，还原这个故事不能只有婆家人一边的说法。对于惹作来说，她的故乡、她的童年也是很重要的。最初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就是联系不上苦家人。苏苦两家世代姻亲，但由于“死给”，爆发过小规模的械斗，也断了联系。

后来因为另外一个故事，我从成都坐大巴12小时到大凉山的金阳县时，被苏家的一个男孩带去一个舅舅家做客。我这才知道这位舅舅叫苦七金，是惹作的堂弟。罗乌很远，至今仍不通水电，原来住在那里的人已经搬迁了，一个外乡人不可能找得到。苦七金很热心，他说某种意义上他是苦惹作带大的，后来也是他带我去了罗乌。

以前我所有的想象，在现实面前变成了一地的碎片。悬崖峭壁、颓败的房子，通过航拍可以看出来，罗乌是峡谷中的孤岛，比安妮·普鲁笔下的怀俄明更荒凉也更惆怅，更像是世界的尽头。人行走在那里是如此微缈，那一刻仿佛可以更加理解活在这种边缘之地的人的命运。在那之后几天，一切变得顺利，我竟然真联系上了她哥哥苦曲者。

正午：进入田野之后，你提到“以往的经验全部归零”。能否展开讲讲这些冲击？

易小荷：一个是语言，一个是交通。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在我熟悉的语言里面，我觉得自己还比较容易跟别人打交道。但在大凉山的时候，我处处都被卡住。因为你时常没有办法完全地表达自己，要取得别人的信任，中间时常会隔着一个翻译。

比如我在写《盐镇》的时候，想要开猫儿店的陈婆婆信任我，我可以三个月里每天去探望她。但在大凉山，我不可能每天去探望一个苦家人，光上山都很费劲。

在昭觉县的时候，我想去金阳看一个毕摩（巫师）做仪式。当地的乡村巴士只能通一段，到不了那么远的村子，我要去的目的地村子很偏远，只有一户人家。打车出门，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司机收我600块。很贵，但没有其他车可以选择。

大凉山的气候也在我的经验范围之外。我到日哈乡的时候是七八月份，都已经是夏天了，但晚上我还要用电热毯。每天都处于不太知道应该穿什么衣服的状态。那里的气候变化特别大，每一个单独的地区感觉都有一个自己的太阳。

资料收集的难度也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当地的许多史料只能是来自于口口相传，书籍、网络上都是没有的，包括有的传说、神话，都是靠一步一步采出来的。

正午：你提到，苏家混杂着神话记忆的家族故事堪比史诗。除了惹作的一生，是否还有其他令你印象深刻的史诗故事？

易小荷：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苏取哈的爷爷年轻气盛，有一天听说一个表妹被杀，原因不明，就带上自制的土枪和一包袱的干粮，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地守在来往瓦岗的垭口，截到一个人就绑回来严刑拷打，追问是谁杀了他的堂妹。“既然找不到凶手，你们往来的人就都有罪。”他一共绑了七个人，虽然最终也没答案，他的行为却获得了一致称赞——爱憎分明、睚眦必报。在纷乱的年代只有这样的蛮横和执拗，才可以保全家族的尊严和家人的性命。家支存在的最高意义，就是为所庇护的家人撑腰。这是彝族人刻在基因里的印记。这些故事讲出来是如此的魔幻。

正午：彝族的方言和文化对你来说是陌生的，你做了哪些努力去学习和适应当地文化？

易小荷：我有一个田野调查的小秘密。我到一个地方，会发现妇女总是往回缩，一般是男的在外面社交，女的就一直在干活、收拾，不那么容易熟悉起来。我就给她们唱我学的彝语歌，我每次一唱，大家觉得很好笑。我猜我唱出来的那个效果可能很像外国人唱中国歌。彝族人真的太能歌善舞了，我唱的《阿依阿芝》就是惹作最喜欢唱的，而且也是基本上我遇到的所有彝族妇女都会唱的。她们可能觉得我发音不标准，但是我努力唱完了以后，也许就觉得我很可爱，还会搂着我大笑，感觉就很亲近了。

正午：《盐镇》是你的代表作，豆瓣评分8.6，获得了许多奖项。经历过这波热度之后，你的状态或想法有什么变化？

易小荷：我曾做过体育记者，做出过一些成绩，获得赞扬时因为自己太年轻了，就或多或少有过一些心态上的变化。现在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年人，我感觉可能比同龄人经历过更多的失败和人生的起伏，我的心性似乎被磨到还挺云淡风轻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五年我一直在做田野调查，在乡镇里沉浸式地和田野进行对话，让我一直保持着一颗卑微的心。这种卑微是对大自然和说不清楚的人的命运的敬畏，或者是对文学的敬畏。我很喜欢保持这种状态。

正午：《盐镇》出版已近2年，书中的女性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们还有联系吗？

易小荷：我写了《盐镇》以后，很多读者拿着书去了那里，还有人会去找陈婆婆聊天。我时不时会跟陈婆婆视频聊天，问她好不好。陈婆婆每次看见我就哭，她说，你真的对我太好了，你那么多的朋友来看我。她把所有的读者认作是我的朋友，这些读者还会给陈婆婆钱去买东西。除此之外，梁晓清、黄茜都会时不时交流，大家依然还过着原来那种忙碌而具体的生活。

正午：这本书的写作经历了各种艰难，是什么支撑你完成《惹作》？

易小荷：相比较寻访，成书的过程更不容易，最后那段时间闭关写书的时候，自己每天的状态跌宕起伏，就好像都在冰层上面行走。看着下面隐隐绰绰，也不知道是个鲨鱼，还是景观。我就这样写着写着，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不管一个个体的生命多么微小，她也值得在这大地上哪怕投下一片影子。

正午：你对《惹作》的期待是什么？

易小荷：书写完之后，一个朋友和我说，希望我能够成为文字上的苏尼（注：苏尼并非世袭，男女均可担任，仅能和鬼沟通，毕摩皆由男性担任，一般为世袭，可以和神、鬼沟通。彝族人普遍认为毕摩法力较强），让惹作的灵魂得到慰藉。而这也是我的愿望。

当我最终写完《惹作》这本书时，我意识到：选择苦惹作的故事作为样本，并坚持到底是个正确的决定，这不仅仅是“另一种被遮蔽的生活”，这样的悲剧非止一起，也非止一人。在大山的无尽阴影之下，还有许多像苦惹作一样的女性。我希望她们可以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跨过自己的山。

我也想通过文学作品的方式，把正在渐渐逝去的那些彝族文化传统记录下来，留住。

在彝族，毕摩是祭司，也是文化的传承人。瓦岗的大毕摩也在为后继无人发愁，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意继承他的衣钵。村里的老人说，自从有了电灯，连鬼都少了许多。在瓦岗，最大的家支苏家带领的大型祭天仪式，上一次举行已经是2017年。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彝族的文化，这是我的另外一个私心。

——完——

作者茹妮，一个喜欢听故事的人。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