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为什么小小的卫国能成为培养顶级人才最多的诸侯？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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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一个微小的国家又该如何在强者如林的诸侯国中脱颖而出，成为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熔炉呢？卫国，这个作为周王朝分封的古老国家，虽地处偏远，资源匮乏，却以其独特之处赢得了历史的注目。

这片小国，孕育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鬼谷子作为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的门生苏秦、张仪等人更是成为各国争相聘请的重要智囊。那么，是什么神奇因素促使卫国成为人才辈出的摇篮呢？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战国最长寿的国家——卫国～

作为战国最长寿的国家，存在感极低

卫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秦国穿开裆裤的时期，而卫国则是当时祖辈正当盛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国家的血统非常纯正。

卫国的第一位国君康叔是周文王的儿子，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家族成员。在周朝初期成立之时，周文王的三位儿子中的管叔鲜和蔡叔度曾绑架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进行叛乱。后来，这一局面被周公旦打压了下去。

随后，周公旦封康叔为卫国的国君，派驻于商朝的故都朝歌，管理商朝的遗民，卫国由此而来。起初的卫国领土很大，而且地处中原开发区，经济十分发达。

西周末年，周平王迁都到了洛邑。在此期间，卫武公不仅抵御了犬戎人的入侵，还协助平王进行迁都。由此，它的地位便从公侯伯子男等级提升到最高的等级，并在声望上位列诸侯之首，可谓是卫国最鼎盛的时期了。

在当时，卫国是诸侯国中领土较为广阔的一个，拥有朝歌和邯郸这两座重要的大城市。然而，由于卫国的国君缺乏经营能力，导致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迅速衰落下来。最后在战国时期，被欺负得领土只剩濮阳一地了。

公元前356年，卫国国君因认为国家弱小，不敢以“公”自居，自降为“侯”。

公元前330年，卫国国君再次觉得自己不配称为“侯”，将自己贬为“君”。

在战国时代，“君”这个称号已经成为大国赐予封臣的头衔了。当时的另一位卫国人商鞅，也被秦孝公赐予了“商君”的封号。由此可见，当时的卫国，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

公元前252年，卫国发生内乱，卫怀君被囚杀，魏国的女婿成为新的卫君，使得卫国实际上成为了魏国的附庸。

随后，随着秦国夺取濮阳附近地区，卫君又对秦国称臣。

尽管卫国沦为附庸并贬低自身地位，但其存在时间较长。直到嬴政统一六国后，卫国一直维持存在，直至公元前209年，随着秦国即将灭亡，秦二世废除了卫君地位，卫国最终灭亡。

总体而言，战国时期的卫国是一个小国地位低微的诸侯国，甚至大国都不屑灭掉的软弱国家。然而，卫国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才，他们成为了时局演变的关键人物，为天下格局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流出的人才有哪些？

单单罗列一下从卫国走出去的顶级人才就有：李悝、吴起、商鞅、鬼谷子等等。

魏国的李悝是一个引领变法图强、率先崛起的典范；在魏文侯担任丞相时，李悝在魏国开展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首次变法。他主张政治上废除世袭贵族特权，重用人才，实行严格的赏罚制度；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平籴法。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繁荣，使其变得富强。

此外，李悝还在整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成文法基础上，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成为后来中国封建统治者立法的典范。司马迁评价称：“魏国借助李悝的政策，实现了国力强盛。”而班固则认为李悝的变法使得魏国在“富国强兵”方面取得了成功。

秦国的商鞅则通过变法以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使得秦国傲视群雄；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变法，这场改革不仅改变了秦国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从公元前359年持续到公元前338年，历时22年之久，彻底改变了秦人的生活习惯，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这次变法的核心内容包括：改革户籍制度，实施什伍连坐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明确军纪，重奖军功，禁止私斗；取消井田制度，推广阡陌耕作，奖励农业生产；废除分封制度，实行县制，完善统治结构；推行分户令，禁止近亲同室居住；兴建规模宏大的新都，将都城迁至咸阳等一系列措施。

鬼谷子不仅精通政治家的六韬三略，还擅长外交家的纵横之术，同时也具备阴阳家的传统知识和预言家的神算能力。因此，世人称他是一位奇才、全才。作为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和张仪的合纵连横可以说是把战国7雄搞得是乌烟瘴气。

在道教中，鬼谷先生被尊为“古之真仙”，据说他在人间活了百余岁，然后隐居山林。《鬼谷子》一书被完整地收录在道家经典《道藏》中。此外，民间也有传说称鬼谷子是命理学的创始人，在道教中，他又被尊称为玄都仙长。

吴起则以创立魏武卒、七十二战未尝一败的壮举成为历史上的传奇；吕不韦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扫除障碍、奠定基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天下英才，半数尽出于卫国”。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卫国培养的人才中，变法型人才尤为突出。

那么，为什么卫国成为如此卓越人才辈出的摇篮呢？

1、源于其特殊的历史渊源

卫国的人才多以变法型人才为主，这一现象源于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卫国所辖地区正是古殷商的遗址，而殷商时期的治国理念极其注重刑法。

《荀子·正名篇》中有“刑名从商”的说法，商朝末期尤以纣王严刑酷法而著称，这种情况在卫国也有所体现。

周公旦曾经告诫康叔：“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意思是：你要依据当时的仪式和法度来制定处罚。保留殷商的礼器，用其合理的刑法和杀戮方式，不必再过多地进行封赏。

这意味着康叔在管理卫国时应当继承商朝的传统。卫国作为殷商旧地的继承者，在周朝初期延续了商朝的政策，保留了重视法律而轻视人情的特点。

历史记载《汉书·地理志》总结了卫国为“强势而傲慢，充满豪强侵夺之风，缺乏仁爱和礼节，偏重刑法而轻视仁义”。

举例来说，在春秋时期初期，卫国发生了州吁之乱，大夫石碏的儿子石厚参与其中，最终失败被捕。石碏并未因私情而放过他，反而派心腹人马将其子进行公开审判。

由此可见，生活在这样背景下的士人大夫以及平民百姓，都会对刑法有着深刻的认知。

2、优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学术交流

位于中原腹心的卫国，因其通达的交通、繁荣的商业以及便利的信息与学术交流，培养了众多善于辞令、擅长权变的卫国士人。在春秋末期，子贡展现了他头脑灵活、巧于辞令的才华。

据《史记》记载，孔子派遣田成子游说吴、齐两国，成功化解了鲁国一次严重的军事危机。这种传统延续至战国初期的变革家，如商鞅在面对秦孝公时的应对策略，先提出帝道，再阐述王道，最终陈述霸道，显示出他早已准备了多套方案以迎合不同君王的喜好。

卫国作为天下交通要道，水路便利，使得卫国人才能够充分利用广泛的知识和辩论技巧来表达政治主张，促使各国君王更容易接受并实施这些主张。

卫国独有的政治文化保留了商代强调重刑法的精神，商业的繁荣有利于经世思想的萌芽，而外部环境的挑战也有助于打破周代礼教的束缚。

因此，战国初期涌现出的那一大批顶级人才，可以说是得益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才会蓬勃发展的。

老达子说

作为战国最长寿的国家，可谓是命运多舛，可是它从未缺乏过人才。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之子季札游历各国，对卫国留下深刻印象。季札返回吴国后曾言：“卫国众多君子，难有困难。”

而到了战国时期，卫国更是涌现出诸如吴起、商鞅、李悝、吕不韦等变法大家，他们被誉为“卫国精品”，在各诸侯国推动变法，彻底改变了春秋时代的旧体制，开启了战国时代波澜壮阔的新篇章。这些杰出人才的涌现，为当时的政治局势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了那个充满活力和挑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