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189年的西夏为何归于《宋史》，而没单独修史？

贺兰山下的血色黄昏

1227年仲夏，中兴府城墙在蒙古人的回回炮轰击下轰然坍塌。末主李睍捧着传国玉玺走出城门时，成吉思汗的军帐里正飘出浓烈的药味——这位征服者已病入膏肓，却仍强撑着一口气要亲眼见证党项王族的覆灭。当西夏皇室被屠戮殆尽的消息传来，蒙古大汗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寒光："这个躲在黄河拐弯处的国家，终于..."

三千里外的临安城里，南宋史官正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写下："夏主元昊僭号，国人不堪其暴。"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被中原视为"西戎"的政权，竟会在灭亡百年后引发一场关于历史书写的千古争议。

戈壁滩上的生存密码

公元982年，年轻的李继迁带着十余骑在毛乌素沙漠狂奔。身后宋军的箭矢擦着耳际飞过，这位党项豪酋的皮甲上还沾着族叔李继捧投降宋朝时的血。当他们在红柳丛中发现那眼浑浊的泉水时，历史的天平已悄然倾斜。

这个被《宋史》称为"狡诈反复"的枭雄，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上演了古代地缘政治的经典案例：向辽圣宗献上青盐万石换得驸马头衔，转头又接受宋太宗的"银州观察使"封号。就像沙漠里的沙蜥，总能在鹰隼环伺中找到生存缝隙。

这种骑墙智慧深深烙印在西夏的基因里。元昊称帝时，国书同时送往汴京和上京，自称"大夏皇帝"却在给宋朝的文书中署名"男邦泥定国兀卒"（西夏语音译，意为"天子"）。这种政治上的精神分裂，注定使其成为史书中的尴尬存在。

被刻意模糊的帝国身影

1137年，金国史馆内爆发激烈争吵。时任右丞相的韩企先拍案而起："辽立国二百载，当与宋并列为正史！"对面的汉臣宇文虚中冷笑："契丹不过北狄，岂能与我华夏正统相提并论？"这场持续三十年的争论，最终在金章宗时期以《辽史》单独立传告终。

反观西夏，即便在其鼎盛的仁宗时期（1124-1193），也从未获得同等礼遇。金朝边境的榷场上，夏使带来的文书永远写着"大金皇帝尊兄"，而金国回函始终称"夏国王"。这种微妙的外交称谓，暴露了西夏在东亚秩序中的真实地位——一个未被完全承认的"准帝国"。

元朝史官在编纂《宋史》时，发现西夏留下的官方档案竟不足三箱。这个曾铸造出"天授通宝"、创立西夏文字的文明，其历史记忆竟像贺兰山麓的岩画，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支离破碎。脱脱在给元顺帝的奏疏中写道："夏国事多湮没，难成专史。"字里行间尽是无奈。

历史书写的权力游戏

1352年的杭州西湖畔，隐居的南宋遗民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下一则秘闻：元初有西夏遗老欲献《白高大夏国史》，却被大都的翰林学士以"僭伪之书"为由焚毁。这则野史虽不可考，却折射出残酷的真相——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剧本。

当我们翻开《宋史·夏国传》，会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关于西夏的记载，竟有三分之一篇幅在描写其向宋朝进贡的场景。元朝史官显然在刻意强化"西夏乃宋之藩属"的叙事逻辑。这种处理方式，与他们在《辽史》《金史》中完整保留两国本纪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更耐人寻味的是，《宋史》编纂期间正值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脱脱等人将西夏归入宋朝体系，或许暗含警示南方汉人的政治隐喻——任何割据势力终将被纳入大一统的史册框架。这种"以史为鉴"的政治智慧，在六百年后仍令人脊背发凉。

历史的褶皱里藏着答案

在敦煌莫高窟第409窟，一幅西夏供养人壁画历经八百年风沙依然鲜艳。画中党项贵族身着团龙纹锦袍，手持的却是汉式如意。这种文化杂糅的特质，恰似西夏在历史长河中的投影——既不甘心做中原的附庸，又无法摆脱华夏文明的引力。

当我们在《宋史》的字缝间寻找西夏，看到的不仅是史官笔下的取舍，更是一个民族在文明夹缝中挣扎求存的史诗。那些被归入"外国传"的文字，就像贺兰山岩壁上的西夏文碑刻，虽然残缺，却仍在诉说着一个未被完全驯服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