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杨方丨与其如此，不如换个主子

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明朝亡于财政破产。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明朝中央政府没钱了，没法编练出一支精锐的军队，来抵御清军入侵和平定农民军起义。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的国库只剩八万两银子了，可以说穷得叮当响。所以，说明朝亡于财政破产是有点儿道理的，但这绝不是全部原因。

单一农业经济的低利润率与明军的意识形态

我们常说“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别忘了前面还有一句，“钱并不是万能的”，我认为明朝更多是亡在前半句上。明朝没钱吗？这得看和谁比，和同时期的清朝比，从单纯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看，明朝都是远远胜出的。如果硬要说一个耕地有七八亿纳税亩、人口约两亿的大国，比仅仅只有数十万人的渔猎部落还要穷，那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但钱多并不意味着国力强，更不意味着军力强，这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转换效率问题。人口基数庞大，并不代表有足够合格的精锐兵员，理解这个并不困难。

射箭不仅讲究力量和技法，还极讲究心理素质，明军是半路出家的“农民战士”，如何与从小就骑马射箭的“职业猎手”相比？战场上的技战术差异往往导致一边倒的屠杀，明清两军的多次交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兵员的技战术并不是成年后通过加强训练就能提升的，哪个职业运动员不是从小就参加严格的训练？否则，即使投入再多的钱，恐怕也无济于事。另外，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朽木不可雕也”，如果本身不是块好材料，仅靠后天调教也是很难成气候的。

明军的火器落后，不能抵御清军的骑兵，冷兵器更不是对手。满族人从小就是职业猎手，打猎就是他们生活、生存的方式，而且在极为寒冷、充满野兽和各种危险的大森林里生活，那些体力弱、技术差、智力有缺陷的弱者，早就被严酷的生存环境淘汰了，存活下来的都是最强者。而明朝以农业为主，培养一名合格的冷兵器战士，代价极其高昂，所以必须引进更快速、更有效的作战方式。

于是人们得出结论，仿照同时代的西班牙步兵方阵，建立一支以欧洲先进火器、长矛手与骑兵混合编制的军队，是克制满洲骑兵部队的唯一方法。

在欧洲，火器的普遍运用与技术提高终结了冷兵器时代的霸主——重装骑士。中世纪时，骑士和他骑的马都挂着由一整块钢片打造的板甲，这在当时是绝对的霸主，因为一般的剑对他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但是火器终结了他们的霸主地位。而在明末，明军从来没有迈过这道坎。

徐光启曾建议，从澳门引进葡萄牙兵训练明军使用火器，组建几万名欧洲标准的步兵方阵克制清军骑兵，这是明朝唯一可能的自救方式。但非常不幸，并不是因为财政，而是因为意识形态，这个建议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明朝不愿意以自己鄙视的夷人为师，只想单纯引进和仿制他们的火器，却不改变训练方法与战术组织，结果一批批的明军精锐血洒辽西走廊。而当清军能够仿制欧洲火器，甚至得到了明军经过葡萄牙式训练的炮兵部队，升级为一支以骑兵为主的综合性军队后，明军和明朝的下场已经注定。

明朝虽然比关外的清朝富裕，但也并不宽裕，辽东战事一起，很快就入不敷出，需要每年加征五百二十万两白银的辽饷。五百二十万两银子说多也不多，相对于有几亿亩耕地的明朝来说，税负并不重，每亩九厘银；即使崇祯年间增加至七百多万两，又加征剿饷、练饷（以上就是著名的明末“三饷”），每年合计还不到两千万两。但是，它的增幅却非常惊人，因为未加征“三饷”之前的赋税，包括粮食、布匹等，全部折算成白银后，每年总数不到三千万两白银。

三千万两白银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其实也不算多。即使加上“三饷”，每年五千万两，相对于耕地有七八亿纳税亩、人口约两亿的明朝来说，税负也并不高，还不及同时期人口仅几百万的英格兰的一半。即使如此，也已经让广大底层民众纷纷破产，抛弃土地房屋，流离失所。

我认为，明朝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其经济以农业为主，形式太过单一，而且农业的剩余价值不高，利润率很低。明朝的农民本就一直在温饱线甚至生存线上挣扎，他们需要靠天吃饭，遇上灾年，就难以维持生计，何况还要承受高税负。所以，与同时期的英格兰相比，明朝虽然人口多、耕地多，但能够转化为财政与军事能力的比例其实很低。

宗藩制度下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化

更糟糕的是，明朝最庞大的利益集团——皇族藩王集团占有社会最大份额的财富。明太祖出身贫苦，怕子孙吃苦受穷，一改唐宋降等袭封的制度，将明朝皇族分封定为“世袭罔替”。所谓“世袭罔替”，就是皇帝的儿子除一位继承皇位外，其余都封亲王，亲王嫡长子不降等承袭爵位，其余诸子降一等继承，即亲王的嫡长一脉永远是亲王，其余诸子为郡王，以此类推。而且皇族在明朝中叶之前是被禁止从事任何职业的，完全由国家财政来供养，且标准非常高，即每年俸禄“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而正七品县令的俸禄每年才九十石。更离谱的是，亲王“之国就藩”还要占有大量的土地收取赋税，数量多达几百万亩，甚至一个省的肥沃耕地半数归藩王。当然这些财富都不会归朝廷所有。

万历初年有一本《万历会计录》，里面记载全国财政支出一千八百多万两银子，其中宗藩俸禄达到五百五十多万两，占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国家正常的财政支出有将近百分之三十用于供奉皇族，而这些皇族并不从事任何职业。

此外，明朝中后期全国要给北京提供粮食，因为华北地区在明朝的时候生态环境已经严重恶化，不像唐宋以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朝时的北京完全无法维持官僚贵族和军队驻扎所需的粮食，需要从江南经京杭大运河向北京运粮，运输成本极其高昂，这也是明朝财政不足的一大症结。

明朝中后期全国每年供给北京的粮食有四百多万石，而供给皇族的粮食超过八百万石。有的省份如山西、河南全年的粮食产量还不够供给本省宗室的一半。

上述只是粮食一项，丝绸、棉布、银钱等的供给问题也是一样。明朝皇族人口每三十年翻一番，到了明末人数已经多达几十万，这些人没有任何生产能力，却占有社会上最大份额的财富。于是，当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时，明朝藩王皇族就成为农民军与清军的“提款机”。

明朝的宗藩制度、皇族制度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一个制度。虽然明朝的皇族分封是仿照西汉的世袭罔替，但西汉通过平定七国之乱、推恩令、酌金案等方式严厉打击了皇族贵族，削藩除国的现象比比皆是。而明朝缺乏这样的手段，皇族占有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成为依附在国家身上的吸血鬼。

在明朝的皇族之下，还有士大夫官僚集团。明朝施行科举取士制度，两百多年间，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进士考试，每次录取二三百人。这些人有了科举功名和官职后可以免除赋役，于是大量底层农民为了脱避赋役，将自己的财产田地托寄在这些人名下。比如说，农民按规定每年要给国家交十两银子的税，现在把财产和田地托寄在官僚和贵族的名下，每年只需付给官僚或贵族七两银子，这样农民就可以省下三两银子。官僚和农民都得利，但皇帝和朝廷的税收就损失了。所以，有的大官僚可以占有几万亩免征税的土地，甚至几十万亩，比如嘉靖朝大学士徐阶，在他的家乡就占有几十万亩土地。

更糟糕的是，底层民众承受的实际赋税，远高于国家明文规定的标准。

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缉访，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

上述文字是明朝官员的观察，意思是老百姓虽然穷，然而并非穷于辽饷。辽饷其实只收五百二十万两的话并不多，一亩地也就九厘而已，而且没有地的农民不用交。但是最关键的是，正税之外的隐形税赋“不知其数”。比如地方官去北京朝觐，接受考核，路费少则五六千金。每次中央考核地方官，全国就要加派数百万赋税。同样，中央派巡抚到各地查访，每次也要两三万两银子，于是全国又要加派百余万两银子。所有这些并不是由国库出，而是出自当地的老百姓。

此外，地方在征税的时候还要加征一笔“耗羡”，就是说老百姓拿着碎银子去交税，官员要把碎银子按标准铸成银锭，再将其送到太仓的国库。但在铸造的时候会有损耗，因此征税的时候就要多收一点儿。而耗羡的额度是官员自己定的，所以耗羡后来额度很大，有时候甚至是正税的好几倍，这又成为老百姓一个沉重的负担；直到清朝，雍正皇帝才将耗羡革除。

明朝的组织动员效率低下，各级政府的统计数据都是具文，流于形式，弄虚作假。典型的像官方的土地数、户口数在两百多年间几乎一成不变。比如明初洪武年间曾统计过天下的户籍人口，将近六千万，到明末的时候是六千多万，只有小幅变化。

那么，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呢？我研究过万历年间县级以下的黄册，也就是户口与财产统计册，按规定每十年编造一次。“编造”这个词确实用得好，因为这些公文上的数据的确是编造出来的。黄册上面赫然列有两百多岁的人，这怎么可能呢？原来，每过十年，明朝官员重新编造黄册时，也不去核实，就在原来的户口册上给每个人加十岁，结果不断地加，就加到两百多岁。而且人口登记极为随意，经常一户人家就记录一两个人，遗漏现象严重。

关于这一点，还有更加离奇的事情。崇祯皇帝在位只有十七年，崇祯十七年就是1644甲申年。但是，清军在1645年攻下南京后，在玄武湖的黄册库中非常吃惊地发现，明朝的黄册已经编造到了崇祯二十四年！

可想而知，明朝这样的统治方式不可能有效率。最关键的是，不仅下级在糊弄上级，上级也知道下级在糊弄，而且下级也知道上级知道他们在糊弄，但并不相互揭穿，就这么一直相互糊弄。这非常可怕。国家财政如此，其他方面，比如军队其实也是一样。

在这样极度糟糕的环境下，明朝廷榨取的“三饷”又用在哪里了呢？清军入关时经过锦州，当人质的朝鲜世子和范文程参观了祖大寿、祖大乐挪用军费修建的府第，形容“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或云中原巨室之家过于此者多矣，而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华者。其黩货取怨，以致覆败之说，殆不虚矣”。

从中我们可知，两位明朝总兵在前线的居所比朝鲜王宫还要奢侈华丽，但比起中原内地的豪宅来又要逊色。连朝鲜人也感叹明朝显贵贪婪成性，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从而激起底层不满，民变四起。如此这般，明朝灭亡还奇怪吗？

明朝官员的法定收入很低，最高正一品官员的月薪也不过米八十七石，显然，祖大寿兄弟依靠合法收入是无法修建如此奢华的豪宅的，那么钱从哪里来呢？明朝花在关宁锦防线的军费很少有精确的统计，粗略估算起码有白银两亿多两，其中有多少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从底层民众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却化为前线将领的豪宅大院，这样的防线、这样的江山真的能守得住吗？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再增加“三饷”，填进辽西走廊的无底洞又能如何呢？只不过让崩溃来得更快罢了。

难道崇祯皇帝对此不清楚吗？他清楚得很。所以他逼大臣们捐钱，大臣们个个哭穷，如铁公鸡一般，想拔下毛来困难重重；他逼外戚贵族、他曾祖母的亲族李家捐钱，结果遭到抵制。与李家勾结的宦官宫妾们编造谣言，说曾祖母孝定太后化身为九莲菩萨，指责崇祯皇帝对她家不好，诅咒皇子们全得死。正巧此时皇五子夭折了，崇祯皇帝很害怕，马上将逼捐的钱全部还回去，转而痛恨提出这个建议的首辅大学士薛国观，安了个罪名将其赐死。

以上可以看出，明朝财政再困难也得厚待分封皇子，藩王有钱，皇帝却不开口要求他们捐钱共克时艰，又凭什么让其他异姓贵族、官僚捐钱？朱家自己人都不拿江山当回事，为什么要拿异姓开刀？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如此人心就散了——与其如此，不如换个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