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我从未成为一个城市人

“城里的特别是中产的孩子跟农村孩子最大的差别是，他们特别讲牌子，但我从不关心什么牌子。”

文 | 谢爱磊

编者按：他们来自农村和县城，从高考的搏杀中脱颖而出，却在大学里进退维谷，饱受匮乏、隔阂、分裂、迷茫与孤独的煎熬，而这只是漫长的社会阶梯攀爬的第一步。这些被称为 “小镇做题家”的学生，有怎样的心理挣扎和身份困扰？过去十年，学者谢爱磊对中国四所高校近2000名学生开展了追踪研究，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农村和小镇。他将研究成果汇集成了新书《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以下摘自该书第三章，集中探讨了农村籍学生的身份认同困境。

伊威：生怕暴露另一个自己

大三时，当讨论到有没有感觉自己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一员时，金林大学的伊威略有沉思，喃喃地说道：“感觉自己是一个农村人。”但他又提到：“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喜欢回到村里的感觉，另外，我适应性强，两边都能应付。”

有学者指出，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的个体很有可能成为文化杂食者——他们既能够应对目的地社会阶层的文化规范和要求，又能够保有原有阶层的文化实践。不过伊威所说的“两边都能应付”则有另一番味道。在他的认知图式里，城市和农村两个社会空间天差地别、文化分殊。置身城市的金林大学显然是城市文化的象征，其间充盈的自然也是主流的城市文化，而他的行为举止和习惯显然不太符合这个空间的要求。伊威说：“大一刚来的时候很小心，跟大家说话、做事之类的，有意识地去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在他看来，城市的要求显然是“高于”农村的，因而才会“怕自己会说丢人的话”。在新的文化世界里，伊威小心翼翼，他说：“过了两个学期，才真正不小心了。”

伊威来自河北南部一个小村。在回忆家乡的情况时，他想起儿时的平原、缓岗和沙丘，说家里原有八九亩（约0.53—0.6公顷）地，父母一直耕种，但后来，当看到邻里陆续从事羊皮制作和售卖，父母便也改行以增加收入。由于只做些简单的加工——将羊皮晒干后贩卖，家庭收入并不理想，即便如此，父母还是支持他一直读到大学。伊威回忆起读小学时的情形：“当时村里有个公办小学，但教学质量不行，父亲便想办法把我送进一所私立小学，但每年我的书费、学费什么的都是最晚交的。虽然学费贵，但教学要比公办的好，我想这是父亲坚持的动力。”

伊威回忆起自己初中升高中那一年：“当初考分可以让我上当地最好的一中，但报名的时候，发现招满了。要再上的话，就要交六千多元的报名押金，而父亲当天只带了两千元。”伊威 “只好”选择上二中。好在伊威勤奋、努力，高考考进长三角排名靠前的金林大学。上大学自然意味着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谈到这里，伊威眉头微蹙，说自己的母亲因身体差无法再劳动，家庭的重担便落在父亲一人身上。但父亲又发现自己再也“做不动了”，没办法接着干原来的行当，便离开了家乡，出去打工。

经济上的紧张困扰着父亲，也困扰着伊威。访谈的时候，伊威想起自己所在的学系上学期组织的一次调研。调研的地点在长三角的另一个城市，“往返交通、吃饭，再有其他消费，花钱比较多”，等他返回金林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钱了”，“就向家里要”。但“临时要家里给钱，父亲估计一时也难以拿得出”，就“等了几天，但等待了几天就饿了几天”。伊威说：“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感觉饿，然后就挺，挺着一天就过去了。”

经济上的持续紧张，自然让伊威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想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经济上更加独立一些，便在大三的时候尝试着去做些兼职：“一开始在市里的电脑集散中心‘百脑汇’帮商家站台、卖东西，后来又试着在校园里为一些商家发传单、搬东西，做些零工。”但伊威提到，只依靠这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然“不太现实”。他说自己尽量省钱，“仔细算计一天的开销”，“早饭要花两三块钱，午饭花五六块，下午再花三四块。尽量少买东西，偶尔买衣服”。

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自然也意味着在筹划大学的生活时要将某些需要“花钱”的开销和社会活动排除在外。要做到格兰菲尔德说的“伪装”和“模仿”中上层学生的消费和穿着自然不太现实。伊威说自己从不去聚会，不想让同学遇见自己的“窘迫”。但也正是因此，他的“交际圈特别小”。访谈的时候，他反复提到自己“和大家交流得比较少，比较熟的就是宿舍和隔壁宿舍的，而且主要是男生……交际圈几乎不出学院”，学习之外的空闲时间“主要是一个人留在宿舍看小说和动漫”。

伊威心中有两个自己，一个是来自农村的，另一个是在金林大学坐落的这个城市的。身份认同是个体组织语言和社会行动的重要依据，它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心理认知，既包括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也包括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是个人拥有某种情感或者采取某种行为的重要依据。

伊威显然认为，在金林大学的这个自己最好不要掺杂那个来自平原小村的自己。他仔细体察两个世界的不同，有意识地去控制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生怕在这个新的社会空间里暴露另一个自己、穿插另一种身份：

这里吃饭，有饭有菜，老家就是一份，加一个大碗菜，吃的也是大碗的饭。另外，家里的个人卫生倒是不太讲究，在这里要每天洗澡吧，或者最起码隔几天洗一次澡。在家里面生活很随意，自己穿什么倒不用那么注意。

伊威一直“小心”，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这种小心常导致焦虑，直到大三，他才觉得稍微“轻松”些。但是“人多的时候，见到生人依然会紧张”，依然要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在所有那些有他人的社会空间——教室、图书馆、餐厅——里都是如此。

他“生怕自己说丢人的话”。在讨论什么是“丢人的话”的时候，他举例说：“例如，老土的家乡的话。”在伊威关于身份认同的两分法里，城市那一端自然要更为主流和光鲜，另一端则更为非主流和老土，需要加以掩盖，而他最有效的掩盖措施就是在所有的场合“尽量少说”。

沙瀚：“他们竟然爱去电影院看电影！”

在大学三年级接受访谈时，金林大学的沙瀚和伊威一样，突然感叹自己“一直是农村人，从来没有成为城市人”。他说，上大学之后，自己才深刻地认识到：“原来农村和城市有这样的差别！”

虽然已经步入大三，沙瀚说自己还像大一大二时一样“习惯自习”。尽管成绩一直在专业前三，但他还是说自己总感觉有点缺憾。他所说的“缺憾”主要是指在大学里的社会活动不够，这阻碍了他“成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沙瀚说，他在金林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作业”和“打工”。他打的工有两类，一类是校内的“勤工助学”岗位，另一类是校外的“家教”。沙瀚回忆说，大一大二的时候“勤工助学做得比较多”，“大三的时候也还继续做一些，主要就是在图书馆整理书，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帮助整理仪器、打扫卫生这些”。“（在）外面做家教则主要是从大三开始的”，不过，“家教的历史很短，大概是三年级开始的时候，又很快结束了”。他回忆起那年夏天：“当时我的客户要求晚上7点到10点去给她的孩子补习功课。虽然补习功课的地点离校很近，但我总觉得很晚，有危险，于是做了一段时间就干脆不敢去了。”

访谈的时候，他说自己“不想再打工了，觉得没意思”，想要一种“共同体”的生活、另外一种“存在感”。而打工带来的存在感并不那么真实。在《微小的总和：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一书中，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提到，人类从根本上是群居动物，我们寻求和他人的联系，而联系的要件则是一系列的规范和共同的身份。它的外在表现是，我们“希望有可以分享思想、文化和故事的人，希望身边的人与自己读着相同的书，看着相同的电影”。

但对于沙瀚而言，到大三为止，给了他“共同体体验”的还只是金林的一个社团。他鲜有参加社团活动的想法，也“错过了大部分的社团招新”，唯一的一直在参加的社团是金林大学专门针对“成绩又好、家庭经济条件又差”的农村籍学生设立的自强社团。沙瀚介绍说：“里面三十几个人，全是同一个年级的。我加入的时候，它刚好第一年创立，我们也是第一年参与。虽然小，但是一旦办一点活动，每一人都要去参与。”他笑着说自己“每次活动都去参加，这让我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集体当中”。

给沙瀚带来这种“共同体体验”的或许是相似的集体命运——“基本上是家庭（条件）不好的”，有“一些共同的特质”。社团里的所有人“都不太擅长表达，或者不太爱积极表现”，“有时候组织集体活动，要求大家出来表演，唱个歌、跳个舞啊，讲个笑话之类的，活跃气氛，都没有人出来”。

这给了沙瀚一些关于自己是谁的线索。他把这些线索称为自己身上“很难消散”的“阶层气息”。沙瀚说：“（我与）城市家庭背景好的同学是有差距的，而且是客观的……一些兴趣爱好，像乐器上面的，舞蹈上面的，都是家庭有意培养的结果。能跳什么拉丁舞的，或者能跳民族舞的，或者学小提琴的。”而这些气息又框定了沙瀚的社交圈。他提到，除了社团里的几个背景差不多的同学外，自己的朋友圈就局限在“大一班上的几个同学，另外就是室友。

当被问及他认为自己现在是农村的一员还是城市的一员时，沙瀚果断地回答道：“农村人，我从来没有成为城市人啊！我只是在城市上学！”他说自己在上初中、高中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上了大学才知道农村和城市（差别）这么大”，才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生活方式和消费观也不可避免地划定了沙瀚认同和社交的边界。他时不时将自己和城市同学做比较，提到城市的同学“爱喝柠檬水”。他说观察到这一点的时候，自己非常惊讶，甚至好奇地问同学：“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喝的？”“我问过两个人，一个人说从小就喝，一个人说是最近，上大学之后才喝这个的。”而他显然不同，一开始尝试时，“难以忍受柠檬水的酸味”。

在食物味道上的取向是阶层边界的标志，让沙瀚在感情上体会了谁是“你们”、谁是“我们”。在消费上也是如此，他说自己的消费观和城市的同学“其实还是有差别的”，“觉得大学城里的特别是中产的孩子跟农村的孩子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特别讲牌子，但我从不关心什么牌子”。他觉得自己和同学的这点身份边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没的”。这条边界还从物质消费一直延伸到文化消费，沙瀚访谈时略带惊讶地提到：“他们竟然爱去电影院看电影！”是的，社会分层不仅决定了个体能够获得的文化产品，还塑造了消费文化产品的方式，而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的社交网络。

还有一个让沙瀚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周杰伦来南京开演唱会，我们班条件比较好的，好像都去了，基本上是我们班成群结队去的。”“他们说从小就爱听周杰伦的歌，但我就没有那么强的感觉，就没有去，可能也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听，但他们就真的是周杰伦陪伴长大的那种感觉。”

共同的成长回忆构筑了共同体，也构筑着身份认同，但沙瀚则在这个共同的记忆之外。访谈时他提到：“我觉得他们的背景基本上都是一个层次吧。所以兴趣爱好上面，就是包括对音乐的喜爱上面，其实都会有点相似。”而沙瀚显然不同，他没有这些兴趣爱好和共同的记忆，自然也处在这个身份认同之外。虽然学业优秀，但他一直说自己没有什么社交圈——“最好的朋友，也都是农村的”。他不时地评价自己：“太封闭了，真的太封闭了，还是要多外向点，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应该要做出改变的。”

与欣：“有一种跟家脱节的感觉”

对海一大学的白与欣而言，从一种身份向另一种身份的过渡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价值判断。当被问及觉得自己现在是属于城市的一员还是农村的一员时，大三的她很确定地告诉我，自己正处于中间状态——从一端滑向另一端，但既然向上流动的征程意味着获得新的更好的身份认同，过去的身份则不可避免地有了负面的含义。这正是困扰与欣的地方，她说自己逐渐地在很多方面和城市同学变得很像，但时常又会觉得“自己很low（低档）”。

与欣是通过国家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进入海一大学的，因为有专业限制，她的选择不多。进入海一之后，她一直不太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正因为“兴趣不大”，再加上“不熟悉大学环境”，刚开始她的学业投入并不多：“一年级的时候刚来，忽然一个下午都是自己的，就感觉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学业挺荒废的，后来就好了，我知道自己学业不行，还是要补一补。”与欣笑着说，也正是短暂的学业阵痛给了她重新思考学业意义的机会。

在大一和大二，与欣都积极参加学生活动——例如，她报名参加了学生会。她回忆说由于自己所在专业“性别失衡，女生较少”，结果“面试的时候受到倾斜关照”，被录取了。不过她又说，能够被录取的更重要的原因应当是“自己的热情”。录取后，与欣一直积极参与学生会的工作，做了一年的学生会部门干事之后，她决心积极竞选部长，“部长之后又再去竞选主席团”，大三访谈时，她已经是副主席了。

顺利地融入新的圈子，进而再融进新的群体，获得游戏感，习得新的能力，也逐渐让与欣有了更多勇气，在社会生活领域树立起新的生存心态并建立新的认同。在她这里，新认同的起点就是尝试去接触新的文化符号和消费模式。她提到自己“开了一个微博账号”：

“一开始我发现自己就是个白痴，什么都不懂，然后他们会说在微博上看到的什么什么，后来我自己也就开了一个。”

与欣说，她也像其他同学一样出去消费——“出去逛街，坐地铁”，还说自己擅长从别人身上学东西——“比如我有两个上海的闺蜜，就会和她们学习平时的生活态度和对生活的看法，买东西也一起讨论，比如她们推荐什么，我也尝试买一些”。共享新的文化符号、接纳新的生活态度和观点、接受新的消费模式，都是身份认同过渡的标志。她提到自己“会去图书馆兼职赚赚钱”，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为了攒钱”，而是“像同学一样买一两件衣服打扮打扮自己，然后过的生活质量稍微提高一点”，与欣也实实在在地觉得“这样自己和同学的距离就稍微近一些”。

在由城乡的基本文化色调构筑的“外向与内向”“全面与局限”“丰富与单调”等社会能力两分法里，与欣第一次觉得自己其实“没那么内向”，“甚至觉得自己变得外向”。从社会能力两分法的一端走向另一端，自然意味着从身份认同的一端迈向另一端。她口中的“我们”，已经逐渐变成不是自己曾经所在的另一个群体：“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家里比较困难，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成绩不是很好，跟我们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我觉得他需要改变一下！”斯科特·罗伯茨等人指出，社会再分类（social recategorization）是一种重要的身份认同管理策略，通过将自己归入更主流的群体，个体才有可能借其摆脱过去的那个身份及其被附着的污名。

大学三年级接受访谈时，与欣就提到：“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粗了一点，就是生活比较粗糙，谈吐也不够，比方说我说话的时候说不出形容词。”“我觉得我很穷！穿得很low！”谈吐和穿着属于布尔迪厄所说的“具身性”的文化资本。在与欣这里，跨越社会阶层不仅意味着从社会经济地位连续体的一端踏向另一端，也同时意味着脱离一种地位文化并进入另一种。但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隐喻，文化规范和实践上的差异经常被赋予高低等级关系，因此文化资本的多寡自然或多或少有了纵向的道德意义，而与欣注定要背负这层意义。

莱曼所声称的社会流动中的个体在转变自我时要面对的另一类“隐形伤害”为，既然否定过去，就要减少和过去的联系。与欣也是如此，她说自己甚至“有一种已经跟家有一点脱节的感觉”，她提到放假回家，自己“和同龄人的交流尤其少”。

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一书中提到，对新旧社会关系的处理是身份认同转变的标志；接纳新的，疏远旧的——即便无比眷念——是身份认同转变的重要结果。访谈时，与欣也提到：

“我心里面藏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我们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一起上的，可是现在也不太联系。她在我心中一直是好朋友。大学这边也有一个，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挺好的，有什么心里话我就跟她说说，她也跟我说说啊。这可能是我当前的好朋友吧，然后家里面的那个虽然关系特别铁，但现在联系就不是特别密切。”

理查德·L.奥赫伯格和威廉·科莫解释说，当我们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的时候，家人和过去的朋友可能以我们所获得的成就为荣，但并不一定能够理解和欣赏我们步入的那个新世界所看重的东西……我们是否过于轻浮？过于忘本？过于自私？过于不切实际？而此都可能导致我们不可避免地感到被过去的一切人事所边缘化。我们与过去的联系可能只剩下情感，不过，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各自相安。伊丽莎白·M.李和罗里·克莱默说，它背后是一种断裂的生存心态，代表了两个分裂的世界。

作者谢爱磊，教育社会学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