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纸就能财源滚滚，如此好事岂能放过？没想到，这是鬼子的禁脔

作者：拔山军指挥使

笔者在前面文中写过，当时苏浙沦陷区群众有这么一句“做官要做‘清乡’”的俗语，指的是“清乡”“检问所”一干汉奸鱼肉人民、分赃自肥的丑态，以及这帮汉奸从人民身上搜刮的民脂民膏之丰厚，而汪曼云作为“清乡事务局局长”，也亲自带我们解剖一只麻雀，从海宁县“大检问所”单从沪杭线上一趟车在海宁下车的旅客身上，就可刮出8000多元的事实，直观认识了“清乡”“检问”中的油水究竟能有多丰厚。

可是，对于汪曼云这个“清乡事务局局长”来说，“检问”中的这些油水，他却只能是闻着香，吃不着，不能沾边。以浙江为例，浙江各“检问所”里，上到“主任”下到“检问人员”的一干汉奸，莫不是由伪“浙江省主席”傅式说亲自批条子“任命”的。也就是说，莫不是由傅式说亲自操刀卖肉，一个一个给卖出去的。那当然，操刀卖肉所得的赃款，傅式说不会分给汪曼云一分一毫。而浙江的这一干汉奸们，也只会知道他们头顶上有个“傅主席”，却从来也不知道“汪局长”的可怕。“汪局长”要“查办”他们，却也不得不将线索转给“傅主席”，这样一来又有谁还把“汪局长”放在眼里呢？

以此观之，汪曼云这个“局长”混得的确是惨了点。难不成，“清乡”居然还是这样的一个“良心工程”，只肥了基层一线的汉奸们，至于“主管部门”的“一把手”们，却都是“两袖清风”、“秋毫无犯”吗？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即便汪曼云真的是这样，作为他前任的李士群，也不可能真是这样。也只有在李士群死了以后，汪曼云才会出现这样的惨状，而当李士群还活着的时候，至少在伪“江苏省政府”的控制范围内，李士群还是威风八面横着走的。借“清乡”来敛财的事情，又怎么会落后于人呢？

李士群在借“清乡”以敛财这方面，还有“独门绝技”。汪曼云的回忆文章里，便专门有这样的一个章节，向我们大家介绍了，当李士群还活着的时候，李士群是怎么从“清乡”中，发现敛财办法的。

什么样的敛财“商机”呢？原来，“清乡”所要限制的，不仅是“清乡”区与一般沦陷区之间的人员往来，还有物资往来。汪曼云回忆中记载：“日伪时期，苏浙皖三省与宁沪两市的经济物资，由日军上海登部队控制，任何物资的移动，都必须经它批准。‘清乡’开始后，‘清乡’地区的物资出入，先向当地伪清乡督察专员公署登记，经审核后，再由登部队设在苏州的第七出张所发给移动证。这样一来，‘清乡’地区物资移动的权力，第一关就在伪清乡督察专员公署。”

一般靠着“检问”鱼肉人民的汉奸们，就是从过路的老百姓身上揩油。积少成多的油水固然可观，但终究不太体面。身为“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又抢到“江苏省主席”宝座的李士群，一旦想到了更好的生财之道，当然不屑于干这不体面的事罢。

相较于人员往来，货物的往来更能榨出油水。能有货物往来于“清乡”区和一般沦陷区之间的，无不是腰缠万贯的大商人，趁着“清乡”的机会，以“职权”之便跟他们一起“和气生财”，岂不比搜刮平民百姓更体面，也更方便快捷吗？

据汪曼云的回忆说，李士群找汪曼云到苏州商量，说他要成立一家公司。“李士群觉得大利当前，岂能失之交臂，想趁此机会大捞一把。他邀我去苏州商量，决定先向他的后台老板晴气疏通，说是为繁荣‘清乡’地区的市场，使人民安居乐业，同时也可借此‘调剂’我们个人的经济问题。”

这家公司具体叫个什么名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将是以苏州为中心，及于常熟、昆山、太仓，以至无锡、常州，“接受各行各业的委托，代运货物”。李士群说，他将亲自出面向他的日本主子，日军参谋晴气中佐疏通，告以他们这家公司的成立，将有助于“繁荣”“清乡”地区的“市面”，同时也能“调剂”李士群、汪曼云他们这帮汉奸们的“个人经济问题”。

李士群的如意算盘，就是取得晴气的理解支持，就有了保护伞，可以规避风险，不至于受到日本主子的横加干涉；至于汉奸这方面，在伪“江苏省政府”的控制范围内，“检问”、“查验”的权力，李士群可以一手包办。

掌握货物往来“查验”权力的人亲自来做“代运货物”的生意，岂有做不成的道理？

当下计议已定，李士群便先去找晴气。这事进行得异常顺利，晴气一个愣都没打，痛快答应下来。日本主子既然点头了，李士群、汪曼云等便觉得此事万无一失，可以大胆进行，“事经晴气点头，大家认为此事千稳万妥，万无一失，于是，李士群便纠集我们一些人组织了一个永兴隆公司，资本号称200万，由他任董事长，我与唐生明、陈光中为常务董事，他的内侄叶耀先为总经理、岳光烈为经理，我介绍了我的内表弟杨乐安为协理。总公司设在苏州观前街我内表弟任经理的大丰银号里，并在常熟、昆山、太仓以及无锡、常州等地设有分公司。生意未做一笔，组织已相当庞大。”

光是由叶吉卿的娘家侄子叶耀先来出任“永兴隆”公司总经理的这一点，就等于是将这家“永兴隆”公司与李士群的关系公之于众了。

既有日本主子支持，又是李士群的生意，“永兴隆”公司以高调姿态出现在苏州商界之上。故此，叶耀先为“永兴隆”公司高调宣传，在苏州狮子林召开新闻发布会。“总经理叶耀先以为组织永兴隆公司经过日本方面同意，便得意忘形。为了广为招徕，意在苏州狮子林的贵宾官邸，举行了一次苏州工商业者与新闻记者招待会，大吹大擂地说：清乡地区任何物资的移动，永兴隆可以得到优先与便利，希望各行各业与永兴隆合作，以丰富‘清乡’地区物资供应的需要。意思是说永兴隆除了自己办货外，还接受各行各业的委托，代运货物。”

这种宣传，有没有吹牛的成分呢？不能说没有吧。但这场新闻发布会的宣传效果应该说是达到了。汪曼云又说：“这种利令智昏的夸大宣传，在苏州工商业中固引起了不少投机者的注意。”也就是说，永兴隆在苏州商界之上的第一炮就算是打响了，来了一个高调亮相，闪亮登场。

殊不知，苏州商界的水，比李士群他们想象的要深得多，就算李士群官居“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也不一定能把握得住。

李士群他们满以为，找过了晴气就可以了，晴气批准他们开“永兴隆”公司，就代表日本主子都批准的。可是，晴气在日寇内部仅仅是个中佐军衔，他不是天，更不可能为李士群去一手遮天。他们这个“接受各行各业委托，代运货物”的“永兴隆”公司，究竟触动了苏州商界之中什么人的奶酪，李士群他们这时还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我们不妨直接说出来。“永兴隆”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苏州等地大商人在“清乡”区域（如苏州），与一般沦陷区（如上海）之间代运货物，那么，这一块的业务原来是由什么人在操控着呢？答曰，是上海、苏州等地的日本商人。

汪曼云事后“反思”：“中国商人要搬运物资，怕自己申请难获批准，一般都花钱委托日商出面。日商既可从中取利，也便于控制中国商人。登部队的第七出张所的设立，一方面为了控制、掠夺沦陷区的物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日本商人的利益。现在永兴隆这样一宣传，无异于抢日商的饭碗，断了它的财路。”

的确，日军机关怎么可能会卡住他们日本商人的脖子？这些从代办转运货物中赚得盆满钵满的日本商人，在日寇的侵略之中究竟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永兴隆”这样横插一杠子进来，触动的自然就是这班日本商人的奶酪了。日本商人们对此是心知肚明。在沦陷区，如果没有相应的“背景”与“来头”，谁能做得了这个代运货物的生意？何况，李士群、汪曼云、唐生明等人的“尊姓大名”，堂而皇之地写在“永兴隆”的董事名单之中，人家一查就可以查得到。于是，日本商人们看来就不得不直接告到日军的上级机关，如“登”部队司令部，又如日本大使馆了。“于是日本商人纷纷向登部队告状，说什么第七出张所做了‘清乡’督察专员公署核准物资移动的工具。”

再大的汉奸也怕日本主子，搬动日本主子来镇压汉奸，当然无往而不利。能够搬动日军高层机关来镇住汉奸们的日本商人们，在日寇侵华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也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许多日本商人都到上海“登”部队司令部去告“永兴隆”状，“登”部队司令部自然出面过问，而李士群的日本后台晴气，能否为李士群他们顶住压力？当然是顶不住的。正如上文所说，晴气中佐不是天，更不可能在日寇内部为李士群他们一手遮天。

日本商人们告到“登”部队司令部以后，晴气所能做的，只有强制李士群、汪曼云他们，从“永兴隆”的董事名单中退出，使“永兴隆”以一家民间公司的形象出现。

胳膊拧不过大腿，李士群、汪曼云之流的汉奸弄不过日本主子，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有一点出乎我们意料，这便是：即便日本主子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确了，李士群他们还是不死心。“李士群等表面上辞去董事长、董事等职务，以作敷衍，但仍派叶耀先、岳光烈和杨乐安等继续干下去，因为大利当前，谁也不死心。”

李士群等人虽然从“永兴隆”董事名单里退出了，可这个“永兴隆”公司却没有就此解散。叶吉卿的侄子叶耀先，仍然干着“永兴隆”总经理，这家公司与李士群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千丝万缕。这也反映出，由于在“清乡”区与一般沦陷区之间“代运货物”，油水太多，他们怎么可能轻易放手？

这也为李士群最终暴死埋下了伏笔。日本人杀李士群的原因很多，“破坏”经济，当是理由之一。

日本主子为了让李士群他们彻底死心，不得不拿出更强硬的手段。一起“棉花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原来，叶耀先他们好不容易揽到一桩生意：“有一个纱厂正在停工待料，有5000担棉花急待运去，宁愿多出钱，务必如期送到，而第七出张所的许可证又迟迟没有发下。”

原来，苏州有个纱厂，有5000担棉花，急着从上海运回工厂好开工。可日军机关，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苏州“登”部队第七出张所，颁发的“货物移动许可证”，却迟迟没有发下来。叶耀先他们敢接这个生意，当然认为“许可证”之类不成问题，沿途“检问所”的汉奸都是李士群的“自己人”，只要打个招呼就行了，更何况即使不打招呼，“永兴隆”的后台老板是谁，大家都心知肚明，难道谁还敢扣着李士群的东西不放吗？

出乎叶耀先他们意料的是，这批棉花因为没有“移动许可证”，被中途一个“大检问所”的日本宪兵扣住了。就连负责押运的人员，也被一并扣留。“检问所的人员虽知道这是李士群的东西，但对日本宪兵的命令只好服从。”

这些日本宪兵，难道不知道这“永兴隆”是李士群的生意，这批棉花也算是李士群的东西吗？那是太知道了，要扣的就是李士群的东西，他们不仅要扣下李士群的东西，还要将这事上报上去，报到第七出张所，闹到“登”部队。

正如受理那些日本商人们的控告一样，得知此事以后，第七出张所照例将此事闹到晴气那里，而同样，晴气也“照例”顶不住“登”部队、第七出张所的压力：“晴气怒气冲冲地向李士群提出两个办法：一是立即关闭永兴隆及其在各地分公司，由他联系把扣留的人释放，棉花发还，以顾全李士群的面子；二是如不关闭永兴隆公司，就要没收棉花，并要逮捕永兴隆负责人。”

据汪曼云看来，在这两条路之中，该“公了”还是“私了”，李士群他们是应该“自己体面”，还是要让日本主子来“帮他们体面”，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一向谨慎的汪曼云建议“听话”：“我觉得所谓两个办法，实际只有一条出路，不如知难而退，免得弄得更不好看。于是决定永兴隆总公司与各地分公司一律于当天关闭。”

事情到这个地步，李士群只好听从汪曼云这个“小诸葛”的意见，当天就把“永兴隆”的总公司与各处分公司一律关闭，就此草草结束了“永兴隆”公司，与这场借着“清乡”之机发财的好梦。

李士群、汪曼云他们的发财梦虽然夭折了，但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就各位读者朋友们看来，李士群他们借着“清乡”，与商人们“和气生财”的生财之道，比起搜刮百姓、在百姓身上揩油的“检问所”汉奸们，究竟是更高明，还是更拙劣呢？

如果是更高明的，那究竟又是为什么，“检问所”汉奸们可以刮得盆满钵满，李士群他们借“永兴隆”公司来敛财，却是横生枝节，不了了之呢？是不是因为，他们触动了来沦陷区鸠占鹊巢、垄断生意、特许经营、攫取暴利的日本商人们的奶酪，从而必然遭到日本主子的镇压？

那么，这些在日本侵略军的保护下，来到中国垄断经营，攫取暴利的日本商人们，该不该算是日本侵略的一环？我看无疑是的。他们是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的手段，是抽中国人民的血，喂肥日本鬼子，从而进一步侵略中国及东亚人民的罪人！

同时，这伙日本商人仅凭“代办货物移动许可证”就可以攫取暴利，汉奸如李士群、汪曼云等人，自然闻到腥味，随棍而上。他们一方面仰仗日本鬼子的鼻息，一方面盘剥中国百姓的血汗，同样是罪孽深重，死有余辜。

这种商人，今天还有没有呢？我想，他们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甚至可能比李士群们更为隐蔽，更能麻痹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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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