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北大后，我妈说我“上学上傻了”｜三明治

作者｜秋天

编辑｜渡水崖

晚上十一点半，我放下手机，告诉自己该睡了，第二天还有工作。我平躺着，意识到自己很累，本该很困了却没有睡意。头有些昏沉，凉飕飕地，紧巴巴地疼。接着，我的身体像是被寒冷击穿了，一股寒流开始乱窜，连通了小腹和脚。我把手放到小腹上，手被弹开了，这简直就是冰块。我左脚搓右脚，又把脚交叉放到小腿肚子上，希望赶紧把它们暖热，却发现，身体和心一样，一旦受寒，是不那么容易再被暖热的。

我希望自己可以快点睡着，但我的脑袋像刹车失灵一样不听使唤。

“上学都上傻了。”

“还北大的研究生呢，就你们北大的爱闹事！”

“长大了翅膀硬了，一句都不让说。”

自从我考上北大的研究生后，她就喜欢拿北大说事，每当我不按她的心意做事，她就会气急败坏地把北大臭骂一顿。有的时候我觉得她疯了，似乎她忘了这和北大无关，从15岁开始，我就在她面前大声诅咒她“你赶紧死掉，让我爸再娶一个。”这一次，我同样没有饶过她，冲她大吼，“你再嚷嚷，我就从这跳下去。”她站在我门口骂骂咧咧地说，“上这么多学有什么用？屙尿不通，屁事不懂，学习都学傻了，大人说话一点不听。”我把镜子扔出去，哐当一声，镜子碎了一地。她终于离开了我的房间。

这一次的争吵已经发生了几个月了，但每晚睡前，她还是会张牙舞爪地出现在我脑海里。这种画面成为了我的心魔。

今年，我已经三十岁了。从十五岁那年我大声诅咒她“去死”开始，我们的战争始终没有结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会不会结束。

当我意识到思绪在飘荡时，我告诉自己，必须得睡了，第二天还有工作，却发现我和母亲的关系是一件复杂的心事，我想不通。我似乎一直在想，每一个安静下来的时间它们就会从我心头涌出来。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反刍它们，思考它们。

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去年国庆节前，我给她打电话说国庆节回家，她很高兴，说，“好呀，欢迎回家。”我回到家里，却发现被子硬邦邦的，还透着一股霉味，厨房里的锅碗瓢盆糊着一层油膜，燃气热水器坏了，洗手间的水龙头堵了，出水的时候丝丝地响很不利索，家里到处都是灰尘。

我无法形容自己回到家后的那种心情，“复杂”更为贴切些吧。我觉得自己的心有些溃疡。我有些嫌弃父母。我也愤怒。转念，我就开始批评自己，他们很不容易了，已经口头上对我表示欢迎了，我还有什么好不满意的。他们也没有给弟弟晒被子，不是针对我。他们就是这种父母。不要对他们有期待，期待越大，失望越强。这样的自我安慰并不好用，我越发觉得自己的烦躁就快要冲出来了。但很快，我觉得自己似乎就有些无力了，我发现我越挣扎着去看外面的世界，回到起点就觉得被刺痛得越深。

我将就着睡了一夜。醒来的时候，我头有些痛。我想要立刻回去。但我接着就责备自己忘本，而且我不觉得出租屋是我的家。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嫌弃他们，我觉得他们脏，我帮他们打扫就好了。第二天我早早起来打扫。

她见到我打扫卫生说：“你放那里吧，我来弄就行，你去玩吧。”

“你打算什么时候弄？”

“现在就弄，前几天我让你爸来晒被子，他不急，也没想到这几天下雨啊。妈的，怎么就下雨了？前面几天还晴天呢，天晴的可好了。今天白天，拿出来晾晾，味就没了。”

我听到她说话，觉得自己火往外直窜。但她可怜兮兮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分外可怕。我能感受到自己的愤怒，我不喜欢自己恶狠狠的样子。我已经不太记得从何时起我会有这恶狠狠的一面了，但我记得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看起来凶神恶煞。我不喜欢我自己和他们在一起的样子，但有时候我还需要和他们在一起。

“就是这么欢迎我们的吗？”

“这不是没想到啊，也不知道这几天下雨啊。妈的，这天怎么就下雨了。你别弄了，你起来吧，我来打扫卫生。”

我嚷嚷着：“现在你赶紧了，为什么我们回来前没有打扫呢？而且你每次都这样，显得我们特别难搞，脾气很坏。”

她急了：“不是说了吗？前几天忙，让你爸来打扫卫生，他不来，谁能想到这几天他妈的会下雨啊！好不容易回趟家，不知道心疼大人和大人近，就会发脾气，发脾气。把你养大，供你上学，一点不知道体恤大人，回家就发脾气。”

我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只觉得头快炸了。

我越想越生气，而且我的脑袋也因为生气变得兴奋。多少年了，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家里的卫生从来没有干净过。从我7岁开始，他们就在为家里的卫生吵架，我爸指责她懒。她说是因为家太旧了，水泥地根本就是扫不干净的，扫干净了又脏了，没有什么意思。到我16岁，家里屋子翻新了，贴上了地板砖，白色的地板砖变污了，和水泥地没有什么两样。她说这房子设计的不好，不够敞亮，装修也不好，城里人干净如果我们住城里的话，肯定比现在干净。现在的房子是几年前买的，在城里，很快锅碗瓢盆又裹上了油膜。

家里有些插销开关坏掉了，没有修，电线撅着撬开的开关裸露在外。一如躺在床上的我，裸露在睡眠之外。

我拿起放在床边的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十二点四十五了。我对自己说，别想了，别想这么多。但我又做不到。我问自己，她真的一无是处吗？

差不多我刚刚上小学，她就给我说：女性必须得读书，以后得有工作，自己挣钱自己花，生活过得才滋润。她说这话的时候，一手拿着瓢，一手拿着筷子在搅面糊。我趴在厨屋门框上，看她做饭。她脸上的笑容仿佛她也曾有过这滋润的日子。

把面糊下到锅里后，她让我去帮她拉风箱。我跑过去，她又认真地给我说，秋天，你打小就聪明。你10个月就会说话。在家北的坑边玩，就会鸭鸭地唤鸭子。说着，她还模仿着婴儿唤鸭子的样子。我看着她咯咯地笑，用力地拉着风箱，直到她说：可以了，可以了，锅开了，锅开了。

我六年级那年，她打听到城里新办了一家寄宿中学——知新中学。建陈是村里小学的校长，学校合并风潮后他变成了主任，但他一直是村里教育的顾问，除了他自己在工作上小有成就外，他四个孩子学习都很好。最小的俩是龙凤胎，考上了一中，被知新以减免学费补贴生活费招过去了。

村里人聊起来都觉得羡慕：人家的小孩多好。人家命好，四个孩子学习都好。看看人家的小孩，上学不用交学费，还不用从家里拿生活费。她听到后就开始去打听，知新的初中部。在小学快毕业前，她送我去考试。那个时候我们都拿不准能不能考上，直到出来成绩，说我考得很不错。她笑得很开心。

原本我应该去镇上上学的，只有那里有初中，附近几所小学毕业后，按道理都应该去那里去上初中。镇上的学校离家骑自行车需要二十分钟，春夏秋这二十分钟的路程还好，最怕冬天和雨雪天气。最重要的是镇上的学校向来以乱著称，学生谈恋爱啊，打架啊都非常普遍，没有几个人可以考上高中。

在外面，她给人说：不愿意让她去镇上上学了，冬天太冷了，她怕冷，年年冬天不是冻脸就是冻手。每天骑车上学的话，腚冻不着，她大腿粗，可能大腿又冻了。冬天，上学又早，我也不愿意起来给她做饭，大人小孩都受罪。城里上学，人家教得又好。她还给我奶奶说：她和佳佳不说话，去镇上也没有伴，送去城里方便点，人家教得也好，建陈家说老师都是一些骨干教师返聘。

和佳佳十几年不说话何尝不是她教的。那年，我和佳佳在上学路上起了争执，佳佳比我大一岁，长得比我高，比我壮，下手快，一把在我脸上抓了一个血窟窿，现在仔细看都能看到疤痕。我哭着回家，她给我说：以后不要给佳佳讲话。我听了她的话。但她从没教给过我什么时候可以和佳佳说话了。慢慢地，我和佳佳不再说话，理由从最初的生气慢慢地变成了我觉得我应该和佳佳不说话。

去知新上学这件事，我内心也非常复杂。在那的三年，我经常为自己的土气羞耻。但是三年后，只有我还在上高中。六年后，似乎只有我读了本科，后来又读了研究生。某种程度上我是感谢她的。因为如果没有她的远见，我的读书之路不可能那么顺畅，只是这种感谢被压在内心最底层，想要找到并表达它们并不容易。

迷迷糊糊地我睡着了，好像是睡着了。不管是气愤的事还是开心的事，太过兴奋总归是睡不好的，只有在日常中睡下的日子，睡眠才能对我有修复作用。

第二天早上六点十五醒来的时候，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左眼紧巴巴的，肠胃抽抽着，嘴里没有味道。我心想，这觉白睡了。与此同时，我告诉自己，多想想她的好，不要再生气了，今天还有工作。

我脑袋晕乎乎的，好在今天的工作不重，只是监考。但开考务会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想多了，最繁重的永远不是监考，而是开会。

开考务会的时候，领导一遍遍强调，上面非常重视这场考试，安检要严格，谨防作弊，同时要对学生有耐心，不能因为杜绝作弊显得没有人文关怀。我心想，现在你赶紧讲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人文关怀。我的脑袋好像有一根无形的橡皮筋束着，紧巴巴地抽抽着痛。但领导是不放心的，他再次强调了监考的规则，强调要对学生有耐心，同时又要严格监考，扫描仪统一由女老师手持安检，学生上厕所回来后要再次扫描。为了杜绝作弊，学生上厕所期间，厕所门不允许关闭，为了保持隐私，老师需背对着学生，不能看学生上厕所。我听到台下老师们嘿嘿的笑声。我的耐心快要耗尽，只希望他赶紧闭嘴。

到了考场，慌乱地忙完所有的安检，在广播的指导下，核对学生的身份证和准备证、写下考试信息、发放答题卡和试卷后，我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坐下来。刚刚开始考试的前面一个小时是最轻松的，因为这会儿的学生最为认真。他们和试卷是一体的，他们的目光心智都落在了试卷上，有时候他们皱眉、挠耳朵，或是抖腿，亦或是从地上拿起水杯喝一口，但你能感受到他们和试卷是一体的。他们在努力地猜测出题人的意思，构思着自己该如何与阅卷人交流。

看着他们，我想起来小五送我去知新考试那天。对，我的母亲人称小五，因为她是家里的第五个女儿。

我们骑着自行车去的，一大早就出发了，我坐在她后座。因为初夏的缘故，一大早还有点凉，我们都套着褂子。为了能赶上考试，她骑得分外用力，但因为心里有期待，我们都没有觉得累。到了学校门口，我从她后座跳下来。她对我说：你从小就聪明，肯定能考上的。她冲我摆手示意我赶紧进去。那次考试的内容，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我想我当时的状态应该也和这群学生差不多吧。我在尽全力告诉阅卷人我和母亲多么期待来知新上学。

两周后，成绩就出来了。小五说得没错，我从小就聪明，我真的考上了。那天小五很高兴，站在胡同口和人闲聊时，她都多了一些因为希望带来的幸福。邻居们夸着我，这孩子打小就机灵，一看就是读书的料。她也会跟着笑，表示赞同，同时还有些骄傲，因为我是她的小孩。

小五有四个活下来的姐姐和两个弟弟。十六岁那年，她叔叔为了表达对她父亲的感谢把她带去北京逛了半个月。她叔叔在带她去北京前曾夸下海口说，要在北京帮她找工作。到了北京才发现这是她叔叔一人的决定，没有和婶子商量过这事。婶子自然是不乐意的，照顾家里的几个小孩已经让她非常疲惫了。加上家里人多没有空的地方，再加上叔叔先斩后奏，把人带回家才给她说，自然是少不了吵闹的。在吵闹中，小五知道她无法留在北京，在她被送回山东前，她被带着在北京玩了一圈。十六岁那年，她看到了北京故宫、干尸、形形色色的办公男女。

后来她回到了巨野，她的心似乎有一部分永远地留在了十六岁，留在了北京。我知道这一点纯粹是因为我是她的女儿。她在对我的教育中不止一次地鼓励我读书，鼓励我成为一名知识女性或者受教育的女性。小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中央电视台，她和我都喜欢看中央台。我们都喜欢那些充满才学的女性。我们也同时梦想着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女性。

只是这份梦想从青春期开始就变得复杂起来。

去知新报道那天，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们探头探脑打开宿舍门找床铺时，看到了门后面的床上贴着“张翠英”三个字。我俩大眼瞪小眼，谁都没想到，我和“张翠英”有一天会成为同学。张翠英是小五的大名。于是初中三年，她最喜欢问我：张翠英学习怎么样呀？张翠英这次考的第几名？

第一年还好，我虽然永远考不到第一，但也没有跌出过班级前五。所以我对初一那年小五对我说了什么没有什么记忆。

到了第二年，学校里、班级里变得混乱起来，同学间的霸凌变多了，宿舍里的争吵变多了，谈恋爱的苗头起来了。小五最关切的张翠英，也谈恋爱了。有天晚自习，她去操场遛弯，年级主任来巡查，大家起哄，年级主任就去操场抓她。不知道哪位同学喊了一声“扫黄大队长”，大家的快乐达到顶峰。当年级主任遣返被抓获的张翠英回班后，一声“扫黄大队长”来了，又将班级的快乐氛围再次点燃，大家又哈哈笑成一片。

我也觉得有趣，回家分享给小五。正在帮我缝袜子的小五被针扎了一下顿住了。我看到她手上的血，赶紧帮她撕一截卫生纸递给她。她把手包好后，给我说：秋天，你不能跟着他们瞎混。现在小孩子都不懂事，你姥娘家后面人家的那个小闺女，谈恋爱不懂事，现在怀孕了，只能结婚了。那是第一次我明确感觉到被母亲背刺。当时的感觉用背刺形容也不合适，我只觉得，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好好的一件趣事，和她分享完，我们俩都不是很高兴。她忧心忡忡，我心里也堵堵的。而且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谈恋爱就够让人害臊的了，还怀孕结婚，我也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想我。我可能有想要谈恋爱的想法，但怀孕结婚什么的，我觉得还远着嘞。

我从这件事中唯一学习到的就是，以后不能再把同学们恋爱的事告诉她了。

那个周末，送我去上学的路上，她再次非常严肃地叮嘱我：在学校不要和那群混子瞎混，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比他们聪明，你是读书的那块料。我觉得烦，我听不懂也不想懂，我的同学们在她的嘴里咋就成了混子。以前谈起我的学校，我们多还是赞赏，我们觉得知新就是好学校，老师们好，同学们也好，咋给他分享一个扫黄大队长的趣事，同学们变成混子了。但我很乐意听她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读书的料。关于我比他们聪明这事，我既怀疑又认可。我真的比他们聪明吗？但我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但是我也总觉得自己学习上不怎么费力，假以时日我花点功夫是有可能考得比较好的。但她的阵势还是让我决定不再和她分享趣事。

当我不再和母亲分享趣事，我也不再和母亲分享心事。

但鼓励我继续读书依然是我们母女关系最重要的联系，且维持了很多年。

我第一次考研失利，我决定回家备考。她在家里照顾我，我压力大的时候，我会围在她身边一遍遍地问她。

“假如我考不上怎么办啊？”

“我看你应该没问题。我帮你烧香了，香火特别旺。你奶奶也帮你烧香了，那火嗖嗖地往上跑，旺得很。”

她一遍遍地告诉我，我能考上。但这个答案我总是不放心，我围着她一次次地问。后来她给我说：考不上啊，真的考不上你就考公务员，到时候让你爸给你赞助一辆车，县城的房子给你住，也是美滋滋的。

考上了美滋滋，考不上也可以美滋滋，这种确信让我没有那么害怕考试，那种考不上就会陷入万丈深渊的恐惧少了，我可以学习的空间变大了。只是这种焦虑时不时就会涌上来，我就跑到她身边继续问她，她和我一次次地重复着上面的对话。

我们关系真正的转变是从考上开始的。当我得知被北大录取的时候，我们俩都很高兴，甚至还带有一丝惊讶，我不相信我真的考上了北大。她不相信她真的养了一个可以考上北大的女儿。但后来，这种关系慢慢地变得复杂。

当我告诉她进我的房间前请敲门时，她忘了。我把门反锁，她拿着钥匙在外面开锁。我冲她吼。她冲我嘶鸣：你们北大的就是喜欢闹事，自古就是如此。我直接懵掉，和北大什么关系呢？她为什么不能敲门呢。我冲她吼。她又吼回来：考上北大有什么了不起。我觉得她疯了，失心疯。

从那个时候起，我留意到自己在疾驰的列车驶过时想，万一跳下去会怎么样；看到锋利的菜刀时，我会难以抑制地想象，如果这刀从身体穿过会怎么样；地铁关门前，门灯闪烁时，我会想，如果被夹住脑袋，它会不会像被挤爆的西瓜……每次我都会被自己的想象吓一跳。

坐在讲台上，我双手撑着头。两个半小时煎熬着终于过去了，再不结束我觉得自己要吐了。再后来，头痛和想吐的感觉像两头巨兽在我的体内撕咬着，吞噬着。我已经分不清是因为虚弱导致的头痛和想吐，还是因为头痛和想吐让我更加的虚弱。

这种虚弱让我非常厌恶自己，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各种糟糕的感觉涌上来。面对学生的困境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我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

躺在对方学校准备的午休床上。我头很痛，肠胃也绞在一起，头一阵阵刺痛时，我就想吐。我渴望自己可以睡一觉，我知道只要能睡上一觉，这种疲惫、消极就会缓解很多。我也能感觉到我的身体很困了，但我的精神似乎并不想入睡，也不想恢复。我开始观察这房间。监考老师们的午休房其实是学生宿舍改造的，临时用。发旧的床单毛毯和枕套都洗得干干净净，只是款式有些老旧。枕巾还是古早的，粗砾的线，牵扯着我的过去和现在，似乎在说我有着永远走不出的过去。

突然，电话响了。

“喂，秋天啊。”

“喂，陈主任好。”

“吃过午饭了吗？”电话那头的语气很客气，但我能感受到自己心底自动升起了防备。

“嗯，刚刚吃过，正准备午休。”

“你下午还得监考一场哈。”

“嗯。”

“下午监考完，你坐校车回来学校一趟，我给徐师傅打过招呼了，考务会后你直接去找徐师傅。”

“哦，好。”

“你去休息吧，回来了说。”

电话挂断，我的心突突地响。我不知道发生了啥，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监考完还得回学校一趟。但紧接着的联想吓了我一跳。不会有学生自杀了吧？我吐出舌头，手疯狂扇着，似乎这想象沾染了晦气，想赶紧扇走。我无法遏制自己不去想是不是有学生自杀或者要自杀了。没有其他什么事情，或者我想不到有什么事情会让领导在下班后把我叫过去。一整个下午，我虚弱地漂浮在各种有关自杀的幻想和记忆里。

我想给我妈打电话，但我又开始责怪自己的想法。你忘了吗？你上次给妈妈打电话，她根本就不想理解你。上次学生自杀，她张口就说。

“这些小孩真不懂事，大人把他们养到高中，考上这么好的高中，他们倒好，直接自杀了。”

“啊？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哪有无缘无故的自杀，你咋知道他不懂事？他其实可能受了很多苦。”

“小孩子能受什么苦？不容易的都是大人，大人辛苦挣钱供你们上学，给你们花。”

“我不想给你说了，挂了。”

“大人说两句你就挂了挂了，能耐了，读了研究生后就能耐了。”

挂掉电话后的几天，我一直从各种自杀的梦里醒来。一栋绿色的楼里，一个人又接一个人往下跳，我在对面的房子里看着，干着急一个也没拉住。

刚工作第一年，寒假结束，开学第一天，学生报道，本应该是老师们轻松的日子。办公室的门哐一下子开了，没有敲门声。我吓了一跳正准备骂人，看到是高二年级的主任。他神色慌张，脸又白又红，气喘吁吁地，看样子他有急事。他眼睛扫过沙发上躺着的学生，我同事立刻知道这事不适合学生听，把学生支开。他语速飞快。

“秋天，张老师，高二三班有个学生跳楼自杀了。”

“啊？”

“啊！”

“什么时候的事啊？”

“今天早上。”

沉默，大段地沉默。最害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原来人会先空一拍，感受再一点点浮上来。我的脑海中似乎飘过来了他一跃而下的画面，接着我留意到自己和同事都往后退了一下。接着是一阵恐慌，我同事开始问我。

“他来找过你吗？”

“我不知道。”

与此同时，我有些害怕，甚至在那个时刻，我脑海中飘过的是假如我的工作没有了，我要去干什么。当我确认他从来没有找过我后，我松了一口气，接着心口火辣辣地疼。

有次我给家长打电话，家长说忙。我向家长解释他们来学校谈谈的必要性，但我又怕直接说出自杀会惊到他们。

“小孩遇到了一些危机情况，还是希望你们能来学校一趟，我们聊聊。”

“老师，什么是危机？”

我顿了顿，说，“他有自杀的想法，我们比较担心，还是希望你们能来学校一趟，我们聊聊这个事。”

“就是他想死的意思啊，我知道。老师，没事。他死不了，他从初中就这么说。再者，他不想活了，我还想死呢。”

挂断电话，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像是中了病毒一样。无论我怎么运行，都无法将这病毒清除出去。

还有一次去开会，一个老师苦笑着谈到危机干预工作的难处。她说有一年学生自杀了，领导们担心家长的状况就去学生家里慰问。到了家里，发现家里除了学生妈妈毫无力气地躺在床上，其他人都没有特别的反应。大家聊着，就好像只是一场普通的聚会。甚至聊到中途，学生爸爸突然问了一句：我们娃一直都在交保险，学校什么时候给报销啊？那些领导像是中毒了的电脑一样，通过不断地诉说这反常的表现解毒。会上，老师说的语气搞笑，我也跟着笑，后来才发现自己也中毒了，我也和领导们一样，通过不断地反刍和诉说试图解毒。

见到徐师傅的时候，我已经累得没有多少力气了。下班通勤高峰坐校车就像是拿了一张过山车体验卡，我噙着酸涩的呕吐物撑到了学校。见到陈主任的时候，陈主任和校长正坐在校长办公室抽烟，行政秘书还没有下班。她带我进到办公室说了句秋天来了，陈主任眼睛被眼熏得眯起来，嘴巴歪着说：进来，秋天。

“秋天，监考了一天，辛苦了啊。”

我挤出了一丝笑容。

“是这样的，叫你监考后还得来学校是因为今天下午高一五班有个家长来闹，说秋天老师建议他家小孩休学。”

“啊？谁啊？”

他说了学生的名字，我一愣，这学生就来找过我一回，讲的还是自己在学校睡不着的事。

“啊？他应该就来找过我一次。我没有建议他休学过。”

“但家长咬定你建议他休学了？”

“啊？”

陈主任和校长猛吸了一口，又把烟吐出来。校长把话接过来说。

“你没有建议他休学这事就好办。”

“我很少会建议学生直接休学啊，一般都是生病了建议家长带去就医，怎么会建议学生直接休学呢？”

"那这事就好办多了，我们等考完试，让学生处主任小王主任约一下家长，我们再坐一起聊聊。今天监考是不是很累啊？看你气色都不太好，你先回去吧，我给徐师傅打电话让他安排个校车送你回去。"

“谢谢校长。”

从校长办公室往大门口走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直接蹲在绿化带下吐了。酸涩的呕吐物，连接着黏黏的口水。我没有带水杯，无法漱口，只能用力地用牙齿、嘴唇把口水切断吐出去。与呕吐物一同吐出去的，还有一些说不清楚却附着在身体上的情绪。我觉得自己的脑袋和肠胃都被释放了，我觉得我终于看到了一丝丝地光亮，要走出那黑黢黢的隧道了。

徐师傅给我打电话说抱歉，校园里没有车了，没有办法送我。我挤了一个他压根看不到的微笑，说没事，我自己走走，待会坐地铁回家。

为什么学生会告诉家长我建议他休学呢？是谁想要休学呢？发生了什么呢？我问自己，但我也不知道答案。

有一些声音和失望开始浮现。从北大毕业的时候，我抱着大城市有着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期待来当老师。虽然不期待大城市的老师可以非常轻松，但这种劳累程度也是我未曾想到的。两年多的时间，我却觉得疲惫无比。更让我累的是我想不通，为什么在这群人眼里，学习可以大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大于孩子的生命。

我想起来一次教研会上，一个老师总结说：这所移民城市的孩子们，像是心灵的孤儿，去不了的远方，回不去的故乡。去不了的远方，回不去的故乡。我重复地念着这句话，才意识到自己何尝不是心灵的孤儿。

我叹了口气，告诉自己别想了。但我发现，做不到。我也意识到，我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控制住我自己，尤其是那些思绪，他们就像幼儿园里下了课的孩子，一旦撒欢，想再被控制住就难喽。

我的手表震动，我妈又打电话来了。我觉得疲累，不想接她电话了。昨晚她一个电话，直接把我从从低能量状态撂倒。

“我最近特别累，学生的破事太多了。我不想去监考。”

她没有接我话，直接开了一个新话题。

“监考几天啊？”

“3天。”

“给钱吗？”

“给2000。”

“你挣钱真容易啊，妈去打零工，一天才挣30、40，有时候很辛苦挣100。”

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可耻，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安慰，甚至我觉得自己矫情，但我的疲累又是真实的。我意识到我又一次在和母亲的对话里，无声地陷入了一种自我责怪里。

“我不想给你说了。挂了。”

“大人都不能说话了是吧，一说话你就不高兴，不高兴就会挂电话，就知道挂电话！”

她的声音变得急躁，语气飞快。我的手机像炸掉的麦克风一样。我按断了电话。本来工作的事情让我很想找她依靠，结果我意识到，似乎有一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

从很小的时候，她希望我读书，希望我有工作。当我真的读书，我有了工作，我们无法坐在一起享受我们的愿望成真，我们变得不再互相理解，她不再理解我，我也弄不懂她的心事。我想不明白，或者我也不愿意明白她为什么不再愿意理解我，她一直在抱怨，我不愿意听她说话。

她有时候会说，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上学，或者我没有一直上学，我们的关系会是什么样？但更多的时候，我又无比庆幸自己上了学。尽管有的时候，她觉得北大带坏了她的孩子，有的时候她觉得教育带坏了她的孩子。她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相信，她鼓励的受教育，也会促进一个人思考。当一个人可以思考的时候，她会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不是北大，也不是教育带坏了她的孩子，是她一手在推着孩子长大。长大的孩子是她的孩子，也不再只是她的孩子。他们还会成为自己。

只是，她没有预料到，我也没有想到，我受教育能够思考后，第一个想要反抗的就是她。

我不知道走了多久，等我回过神来，我发现自己走到了沿河绿道。这河道修整的漂亮干净，昏黄的灯光下长满了出来纳凉的人。河坡上修了很多座位，随时可以坐下来。我坐下来，风从脸上拂过，是热的。

我听到一个小女孩在讲话：你要把眼睛闭上。我抬头看到两个六七岁的小女孩，骑车的小女孩长的白白净净，穿着白色T恤。她骑的是一辆蓝色丽莎公主主题的自行车，后座载着一个差不多年龄的小女孩。骑车女孩向后扭头叮嘱坐车的人说：你要把眼睛闭上。后座的小姑娘问她为什么，她说，闭上眼睛就黑了，眼睛黑了，人就死了呀。

我看着她们笑，脑袋里在想，人们常说天真烂漫的童年。那我们是长大了变得不开心，还是长大了才意识自己会有不开心？

写作手记

写作过程比预想的痛苦，写完也没有预想的高兴，但写作又诱惑着我继续写作。

本故事由短故事学院导师指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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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短故事特邀分享嘉宾

邵栋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现任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写作项目系主任

1989年生，江苏常州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现任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写作项目系主任。小说见刊于《收获》《十月》《上海文学》《香港文学》等，历获台湾林语堂文学奖首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已出版小说集《空气吉他》、学术专著《纸上银幕：民初的影戏小说》。《空气吉他》入选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2025年将推出新小说集《不上锁的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他将和大家分享香港都会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教什么，有什么写作方向，以及毕业去向。也将分享自己的两本小说创作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