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写作不可能绕开自我，我们写下的每一个字，描绘的每一个地点和每一个人物，实际上都暗含着我们的自我。在好的写作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清晰独特的自我，甚至我们能听见属于作者的声音。可自我，相对地点和人物而言，是一个更抽象的概念了，如何认知和书写自我，如何处理自我和写作的关系。
在文学写作中，我们的自我常常是隐身的，它藏在角色的身后，但在人类学中，写作者的身份、目的、立场是必须处理的一个命题。很多人类学著作的第一章，往往是向写作对象解释作者的目的，回答“我到底在做什么”。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写作都需要做这件事，但我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来想清楚我们与我们写作材料之间的关系，并训练如何在写作中明确自我，以及调用自我。
你可以尝试把自己当成一个角色，去设想一个场景，当有人问起你，“你现在是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你会如何回答。以民族志学者、小说家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作品做示范，在赫斯顿的作品《骡子与男人》中，她描述自己回到家乡的那一刻，当地的一群男人看见她，立马问起她这次回来要待多久等问题。赫斯顿写下了一系列非常日常的对话，其中有三句是这样的，一句是“我是来收集一些古老的故事啊、传说啊之类的，我清楚你们都知道不少，这就是我为什么回家来”，一句是“很多人想看，它们比你想的更有价值，我们想在时间还不算太迟之前把这事搞定”，还有一句是“什么叫不算太迟，就是在所有人把它们全都给忘了之前”，这三句话其实就揭示了赫斯顿此行的目的，也向读者预告了她接下来要写的内容，以及它也包含赫斯顿内心的一个自我论证的过程，如果回到这本书的序言，赫斯顿有进一步解释自己为什么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改变后要回到家乡，以及为何要回归那些民间传说和民俗材料，这一系列自我论证对于明确自我，以及明确所做之事和所写之物的价值，有极大意义。
再有，我们可以像观察一个角色一样，去观察我们与人和事物的互动，去捕捉一个使我们产生强烈反应的互动时刻，并尝试挖掘我们做出这种反应背后的深层原因，尤其我们要关注我们生命的转折点，或者说我们生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想一想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有哪些社会力量在其中发挥作用。
民族志学者、历史学家，同时还是小说家的阿米塔夫·高希，他来自印度，在牛津大学学习人类学，写了一本关于埃及之旅的著作，其中他讲到他在埃及参加的一场婚礼，婚礼上所有的中年男人都对高希表现出好奇与惊讶，问他有关印度文化和习俗的各种问题，但高希没法回答，他说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逃走了。事后他分析他这本能的反应，他在书中讲到他出生在东巴基斯坦，这是一个1947年成立、仅存在了二十五年的国家，之后他又随父亲去孟加拉国执行印度外交任务，所以他生活在各种各样地域与教派的纷争之中，埃及人问出来的那些关于文化习俗的问题，在他的脑海里是一场一场纷争的由头，他没有结论，并本能地感到恐惧。当我们一步一步追问我们那些本能反应的缘由，以及回溯什么让我们的生活发生转折，我们会发现我们始终受到历史、社会、文化等的约束，直面这种约束，其实也就是直面我们自身。
但写作不仅仅关于直面自我，也关于联结不同的自我。尝试去捕捉那些打开自我、令人产生联结感的互动。契诃夫有篇小说叫《大学生》，契诃夫曾说这是他众多短篇小说中自己最喜欢的一篇，讲述的是一名神学院学生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感到一切都很荒凉，他人也很抑郁，觉得人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半路大学生遇见两个农妇在生火，他走过去暖手，和她们攀谈起来。他讲起耶稣和彼得的故事，耶稣告诉彼得公鸡啼叫之前要三次否认认识他。黎明时分，耶稣受审，彼得醒来被指控他与耶稣是一伙的，彼得像耶稣所说，三次否认认识他，明白过来的彼得走出院子，痛哭不止。大学生讲到这儿的时候，她突然发现一旁的农妇掉下了眼泪，离别的时候大学生回望那团火光，突然觉得妇女们如此感动的话，那这个他所讲述的上千年前的故事和今天就还有关系，和一切人都还有关系，他觉得心头的无意义感和压迫感少了一点，因为真理和美过去在指导人们的生活，至今也一直不断地指导我们生活，这就是我们会感动的原因。
耶稣和彼得的故事感动了大学生，大学生对这个故事的复述又感动了妇女，契诃夫对这个故事的写作进一步感动到了今天这本书的作者纳拉扬，也许写作的力量，就在于这样一种直面自我，并试图联结更多自我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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