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两个真正的学者，他们俩的工作都不是学术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

首发《天涯》，特此分享

青年难，中年亦难

青年时代犹如水漫金山。

待大水退去，看清来路，方觉后怕：有多少死路，竟然在不经意间一跨而过？有多少断潢绝港，当年浑然不晓，竟然轻轻跳过？

也会出现更多的遗憾与愧疚。那就是当年留下的一串脚窝，留着一汪残水，映照着你当年的面影，等着你回来忏悔。

中年似乎明白了些，但中年有中年的危险。

中国人总结一个正派人的精神阅读史，只有两句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我真想再加一句：死不读佛老。至少，这里有中年的危险。中年的危险就镶嵌在从《水浒》到《三国》之间。

人生交往也就是这么几个境界：十几岁时，相互渗透；二十几岁时，相互塑造；三十几岁时，相互对话。这三个过程是自然过程，无需人努力，岁月会促成。接下来第四个过程极为危险与脆弱：要么是相互敌视，要么是相互欣赏。相互敌视是顺势而下，相互对话多半不能成功，对话失败，一转弯就是相互敌视。

只有相互欣赏，是惟一人为努力的结果。它需要胸怀、幽默，还需一份对有限认识和无限世界的无奈。你能达到相互欣赏吗？太难了。

我也努力做到相互欣赏，却十有九败。后来想出一种苟且之策，不能相互欣赏时，那就相互遗忘。

有断交，方有至交

“扑通”一声，一个人掉海里了。

“啊，朋友，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朋友。”遥远的星空后面，有亚里士多德这样说。

我想绕到友谊的背面说友谊。

直到发现并且接受对方的缺陷，你才能说，我和这个人有可能建立友谊。在这之前，我们只能说是熟人而已。然而，有多少熟人是被误认作友人呵。

人世间值得珍惜的不仅有友谊，有时可能相反，更值得珍惜的是那种没有尘利俗念的分歧。因为这种分歧有时比相互迎合，更能测试一个人是否有境界经历一些精神事件。一个庸俗的人一生也许会有无数个朋友，因而也会有无数纠葛，却没有资格经历一件像样的精神事件。

在这块土地上，只有很少人，在很少的时候，因为很少的机会，才有幸产生那种值得珍惜的分歧。

友谊有时是在盛宴中结束的。

你被你的熟悉的老友安排在一张陌生的桌面上，与一群陌生的客人挤坐成一圈，这时候只有老友与菜肴是熟悉的，其余皆陌生。

多种主题压缩在一张桌面上，每一位客人与主人的个别情谊统统都被主人的这种集体性安排异化了，异化为一种毫无个性的陪客。要么是陪主人，帮助他完成这种对友谊的集体性打发，要么是陪客人中的一位显贵，成了地地道道的陪衬。

友谊走到这一步，成了主人必须费心安排的应酬，或是主人精心组织的陪客。只要出席这种邀请两次以上，你就应该知趣了。

都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似乎席散人方散？恰恰相反，是席聚人散，席面越豪华，友谊死得越苍凉。席面一开，友谊即死。

有断交，方有至交。

知识分子

说到知识分子这四个字，我心头就发紧。

在这块土地上，我已经不承认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如果一定要逼我说我是个知识分子，那我只能低头嘟哝一句：我是个因为瞧不起知识分子才被罚入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

为学术而学术。

就这句话的精神而不是职业分工而言，我看到过两个人有这一气概。一个是证券商人，他白天管理他的股市营业部，晚上在他的经理室电脑上敲打他的近代海军史；一个是房地产掮客，他白天在工地，晚上进入范仲淹传记。

这两个人都不在学术界。他们也不知道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他们的学术活动，只不过是一种业余爱好。

（荆轲：夫子，代秦王受此一剑，如何？

孔子：汝余勇只能售此，吾死有余辜矣！

文人：街上的证券营业部比米铺还多！

券商：文人嘴里的文化比街上的厕所还多。）

还有所谓对“五·四”以来甚至戊戌以来知识分子激进思潮的声讨。

这场声讨历史上的激进主义的批判热潮，是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补交的一份集体检讨。贩夫卖浆者流，为之齿冷，愚夫愚妇亦能家常道来：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始终怀疑他们的前辈有力量能做出这样一块大石头，更怀疑他们的后辈有力气能搬动那块石头。只怕是打肿脸充胖子，一口吃进激进主义，吃成了一个浮肿的胖子。那一脸的浮肿是被打出来的，五指印痕未退，竟来人前充胖子。

顾城自己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11年以前就已死绝。我同意这一判断。这样，我就有理由将顾城世纪末之死与陈天华世纪初之死作一比较。两人只有一点相同，都死在异国他乡，死在流亡之旅。除此之外，皆如云泥之别。由此可见一斑，一个世纪内，这个民族的知识界走出了一个多么惊人的下降线。

一代不如一代。

只能谈学理。

我举双手拥护学理，但我讨厌有一些学理之下的心理。

迷信学理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真诚迷信者，对这类朋友只需说，存在大于理性，因而也大于所有学理之总和；那些能够反映到知识分子纸面上来的学理，只不过是存在之沧海一粟。

还有一类巧伪人比较讨嫌。对他们，最好关闭五官，视而不见。实在缠不过，那就只能从低调进入，慢慢揭示其肺腑。

在某种特定环境中，某种回避现实的态度，是应该得到尊重的。甚至连回避、软弱、世故、自私这些人性的弱点，即中国人所谓的人之常情，也应该尊重。

回避？回避并不可耻，回避有时是一种审时度势的理性；

软弱？软弱也不可悲，软弱是培养精细理解能力的必须代价；

世故？世故也不可恶，世故反映了险恶世道下读书人惯常的自我保护；

自私？自私也不可鄙，只要在合理范围，自私是应该得到保护的人权；

但是有一点不能遗忘：所有这些心理都会渗入你的高贵学理，以及这种渗入对于学理正常发展造成的损害。这种伤骨不伤皮的内在伤害，当然包括我自己，包括我写这篇文章时内心那种读者或能体察的特殊心态。我只是不敢把这些人们应该体谅的人性弱点说成另外一副高贵的样子。

比如，把回避说成超脱，把软弱说成迂回，把自私说成无欲，把世故说成深刻，把形式说成实质，把嬉戏说成解构，把自欺说成勘破……最后，是把前现代说成后现代，把所有外来学理符号弄成内在心理的精致包装，把一些迫不得已的形而下生存哲学，涂抹成另一种形而上的高贵时尚。

每天这种时候，我就禁不住要作一种很不知识分子的恶作剧：将形而上的学理符号还原为形而下的心理。

你就这样说知识分子？是的。他们不就是那群有各种心理暗疾的人？他们的缺陷不见得比他们的教诲对象少，他们的理由却多得太多。所以，区别知识分子与老百姓的标志，有时不在于后者有多少缺陷，而在于前者有多少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