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年俗文化趣谈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数千年漫长的农业生产生活中，基于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知，逐步形成了许多富含中国元素和民族特点的节日文化。

春节，作为岁序更新的时间节点和新一年的开端，象征团圆和希望，是最隆重、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传统节日。它不仅承载着团圆美好、祈祷丰收的精神寄托，同时也承载着人伦情感、家国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24年12月4日，春节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对于增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讲好中国传统故事，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受地域环境和饮食文化影响，各地的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就忻州而言，在特定的环境下，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年节文化。

呼朋引伴观花灯。宫清华摄

浅谈年与过年

“年”是一个时间单位。在历法上，地球绕行太阳一周为阳历的一年，有365天5小时48分46秒，为计整数，平年为365天，每4年增加一天为366天，称之为闰年，不足和余数之差在每百年和四百年时再行调整。而在阴历中，则是以月亮圆缺一次（月球绕行地球一周）为一个月，约29天半（29天12时44分2秒8），12个月为一年，为使阴历与阳历的平均天数相接近，故阴历每19年置7闰。阴历是我国最古老的历法，在传统节日中，除寒食节清明节是以阳历为节气外，其余均以阴历固定。

“年”又是一个节日名称。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将阴历每月的朔日定为初一，并将接近立春的朔日定为“岁首”，称之为“元旦”。辛亥革命后，废除旧历改用公历，以公历每年1月1日为“元旦”。为示区别，民国政府将阴历正月初一的岁首改为“春节”，在民间习惯上称之为“年”。

“年”本是谷物成熟的意思。但在神话传说中，“年”又是一种邪祟。相传很久以前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尖牙利齿，凶猛异常，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会爬上岸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后有人渐渐发现年兽害怕红色、火光和巨响，于是每家每户在年末这天都要挂桃符、贴红对联、吊红灯笼、点旺火、燃放爆竹，以驱赶“年兽”。

张灯结彩不夜城 资料图

“年”文化历史悠久，起源可追溯到夏商时期的岁首祭祀活动，经过发展与演变，逐步形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过年习俗。

“年”在人们的广泛认知中，是家人团聚、凝结感情、尊老爱幼、祈愿美好的传统节日和岁序更新的节点。而“过年”则是人们体验美好、享受生活、营造氛围、辞旧迎新，最具仪式感的庆贺活动，也是人们希冀丰收、祭拜祖先、祈祷吉祥的民间祭祀仪式。

过年，从理论上讲，是从前一年岁尾过渡到后一年岁首，新旧交替的过程。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过年，则是从“腊八节”开始，这一相对较长的时段，也包括年节期间的物质准备。年前的付出与年后的回馈形成强烈反差，将苦尽甘来表现得淋漓尽致。

年节美食蕴年味

“腊八节”拉开了过年的序幕，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临近年根，置办年货、洗洗涮涮，人们扫家除尘尽可能提早在腊月二十三前完成。为了饱享年节的轻松美好，在忻州民间有正月里不蒸灶的说法，人们要将年后一整个正月内的所有主食集中在腊月加工制熟。过去，由于忻州小麦种植有限，唯独过年才有口福享受几顿白面食品，所以面食蒸灶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馍馍、花糕、枣山、钱龙，有女儿的还要有毛篮儿。上午蒸灶，下午擀豆面，这似乎也成为一种惯例。捏过花糕枣山的大面案依然还在炕边摆着，把豆面和成硬硬的，擀得薄如纸张，折成几折，切成一指宽左右的宽条，这是专为大年初一中午准备的“宽心面”。

开开心心蒸花糕。张晋兰摄

黄米糕是忻州一带盛行的一种美食，它以黍子（软糜子）为原料，经碾压成为糕面。由于忻州油料作物有限，不便油炸，只能撩少许油在锅里擦糕，俗称“拨糕”，外焦里嫩，色泽十分好看，擦出后沓在瓷盔或小瓮中保存。糕是粗粮中最为高档的自制食品，是年节必备的主食，吃糕有高升的意思。

拨完糕后，人们还要“吊煎锅”。“煎锅”形如煎饼，以高粱面加少许榆（树）皮面为原料，搅成糊状后转锅边流下，用铲子轻轻摊开，盖上锅撇子（高粱秸秆经碾压去瓤后编织而成的锅盖垫），几分钟后揭出，折几折切成一指宽的长条，待正月里调上酸窝白菜（腌白菜）或烩菜食用，这也是一道粗粮细作的预制主食。

“摊糊儿”也是忻州民间必不可少的美食。早年间农家取暖多用泥制火炉，摊糊儿时往往会多摆几个火炉子，也有在院中专门盘一个多火口的摊糊儿炉台，分别在炉口搁上几个生铁铸造的“糊儿鏊子”摊糊儿。“糊儿”的原料以硬糜面为主，也有用高粱面摊的。“糊儿”边厚心薄，直径约五六寸左右，出鏊后趁热对折，搁在条盘或笸箩中储存，摊糊儿微甜略带酸味，也是年后别具风味的一种主食。

除此预制主食外，还要提前加工一些烧肉、煎肉、豆腐、粉丝、粉条等副食，以备正月里食用。

正月里准备好这些美食，便可以尽情享受年节的轻松自在，体会一年辛勤换来的幸福美好。

送福添彩共迎春

春联，俗称“对子”，属对联的范畴。是过年时门面的装点，是驱邪纳福、增添节日喜庆的重要形式之一。

喜气洋洋贴对联。宫清华摄

古时候人们为了辟邪消灾，防止妖魔鬼怪进门，便在门的两旁各挂一块桃木板，称之为“桃符”。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出了一位很有文才的国君叫孟昶，过年时他在桃符板上写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献岁词句，这便是我国最早的春联，由此文人学士们也将好诗之风与春节的喜庆气氛融合在一起，纷纷把题写春联视为一大雅事。至宋代由于造纸术的发明普及，对联已广为流行。到了明代，在朱元璋的倡导和推广下，春联大盛，贴春联逐渐成为中国的一种过年习俗。无论有钱没钱，还是识不识字，每逢过年，家家都会在自家门上张贴大红色的春联。

对联一般要求上下联字数相等，句式结构对称，词性相对，联内平仄交替，上下联平仄对仗，在裁好的红纸上用毛笔蘸墨书写。但在民间，人们普遍注重对联的内容含义，似乎对平仄关系和对仗问题要求并不那么严格考究，有时会以幽默诙谐的词句作为对联用语。

20世纪，在春联书写的内容上，有根据自身特点和意愿自编带有个性色彩的，一度时期还有用伟人诗词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趣联和类似顺口溜式的联语，总之都是用以烘托年节气氛的。

农村的春联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既有门上、柱上通用象征喜庆纳福的长条对联、福字和四字方子，也有祈祷吉祥的，还有是相对格式化，却又是追求幸福、希冀美好的四字竖联，更多的则是根据实物功能或谐音，寓意财富和运势的单联，如衣柜上的“衣服满柜”，厨柜上的“年年有余”，钱柜上的“银钱满柜”，米面缸上的“米面如山”，柴房上的“财源茂盛”，炭仓上的“炭积如山”，车子上的“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出入平安”，梯子上的“步步登高”，树株上“枝繁叶茂”，旺火上的“旺气冲天”，工具箱上的“生意兴隆”，锯子上的“锯声如雷”，钵子上的“一本万利”。还有畜禽窝圈上的“鸡鸭成群、猪羊满圈、六畜兴旺”等。这些看似简单而又琐碎的春联，却蕴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有的是虔诚祈福和精神寄托，有的是情感流露和对时代的赞美，更多的则是对美好愿景的追求与向往。

元宵观灯人团圆

大年三十，也称“除夕”。这天一早，家家首先把院舍从里到外清扫得干干净净，趁着上午暖和，先是贴窗花、贴春联、挂灯笼。当然孩子们也不甘寂寞，或是试试新衣新帽，或是跟着大人凑凑红火热闹，或是抓把零食尝尝，或瞧瞧邻居哪家布置得更好。更多的是把早已准备好的烟花爆竹拿出来，摆在窗台上、别在窗棂上晒晒太阳、晾晾潮气，燃放时声音会更响。

红红火火闹元宵。宫爱文摄

年夜饭对于忻州人来说没什么讲究，但年三十中午的“对年饺子”是必不可少的，其中至少有四个是长形饺饺，是专门用于祭奉祖先的。

吃罢中午对年饺子，就该抓紧时间垒旺火了。由于忻定盆地缺少煤炭资源，那时候的旺火多以木材劈成一二尺左右的长条，按井字形在院当中一层一层搭起来，中间塞些易燃的柴火，顶端插上柏枝，正面贴上“旺气冲天”的春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旺火逐步改用大炭垒垛，固然火力更旺，燃烧时间也更长。

20世纪80年代前没有电视，时间再往前连电都没有，就更谈不上看“春晚”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是一件非常温馨惬意的事情，你擀皮、我包馅，孩子们也凑过来拿一块面剂子学一学，有说有笑，拉拉家常，聊聊当年收获，谈谈未来打算，那种欢乐场景可谓是少有的开心。

守岁，俗称“熬年”，既有对即将逝去岁月的惜别之情，又有对新春予以美好祈盼之意。

正月十五，即元宵节，也称“灯节、上元节”，是阴历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故称为“元宵”。

元宵节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汉代。到了隋唐时期，元宵活动开始盛行并逐步成为一种欢庆习俗。到了宋代，元宵活动除了“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的狂欢外，还有“天子与民同欢”的惯例。尤其明朝时期，朱元璋规定正月初八上灯，十七晚落灯，连张十夜。从除夕关门守夜到正月十五不分男女老幼共同参与的全民欢庆，注入了许多浪漫色彩，不仅夜晚灯火辉煌，而且歌舞曲艺齐出场。赏明月、观花灯、猜灯谜、放烟火、吃元宵、舞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唱大戏、打太平鼓等传统民间娱乐形式，为元宵节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喜庆气氛，并一直延续至今。 （作者：张秀生）

来源：忻州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