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诅咒”

纪录片因其追求真实的视觉再现诉求，与现实世界中的人、事、物深刻关联、彼此影响，其间往往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互动与权力博弈，这一过程正指向以拍摄者和被摄者关系为核心的纪录伦理。无论是“原罪论”的批判还是“泛道德主义”的争议，伦理问题始终是纪录片创作与文化批评中无法绕开的话题。

台湾纪录片导演吴耀东的两部作品——《在高速公路上游泳》（1998）和《Goodnight & Goodbye》（2018），正是纪录伦理困境的典型案例。两部影片聚焦同一位拍摄对象Tom，记录了他从青年到中年乍然而止的生命。然而，这也是一场跨越二十年的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角力。吴耀东的镜头呈现了Tom的痛苦与挣扎，同样暴露了自己深陷伦理危机时做出的抉择。

再现角力与道德对话：跨越二十年的纪录伦理事件

作者：权湄荻

编辑：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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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DV摄影机逐渐普及，个人纪录片风潮在华语纪录片界顺势而起。正在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修读的吴耀东为拍摄毕业作品，将摄影机对准了一位才华横溢又个性疏离的学生Tom，Tom私密的生活经历逐渐曝光在了镜头之中——他少时被男生性侵，如今是一位感染艾滋病的男同志，自杀未遂，几次进入精神病院，学业也半途而废。

在历时一年的拍摄过程中，意图控制局面的吴耀东与不受控的Tom展开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斗争、摄影机掌控权力的斗争、朋友相处间诚信的斗争”（吴耀东对《在高速公路上游泳》阐述的原句为“这整整一年的拍摄相处，一直存在我们之间的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斗争、摄影机掌控权力的斗争、朋友相处间诚信的斗争，但存在于他自己的，那只是死掉和活下去对于生命本质的斗争。”）。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截图

影片在校内发布的前一天，指导教授作出批评：“完全被受访者牵着鼻子走，看不到导演。”于是吴耀东彻夜重剪，放入更多吵架的画面，“我愤怒到极点，喝了酒有憨胆，就把这些公诸于世，常常是拍一拍我不耐烦，脾气又暴躁，完全不关心Tom的同性恋与艾滋病，最后片子得了奖。”（吴耀东2018年接受镜周刊的访谈。）

这部名为《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纪录片1998年制作完毕后在电影节斩获奖项（1999年金穗奖最佳纪录片、1999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小川绅介奖），使吴耀东声名鹊起，但也令其伴随着长达二十年的伦理争议，批评者认为吴耀东在影片内外对Tom精神及情感的枉顾是一种残忍的剥削。纪录片拍摄完毕后，两人在二十年间越走越远，几近失联。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获得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小川绅介奖，导演吴耀东（右）与Tom（左）的合影。来源 | Mirror Media

2015年，吴耀东重新联系Tom，计划通过与Tom的再次对话，重溯创作原点，解开心结，而这一过程也将成为一部新的纪录片。此时的Tom独身一人，终日酗酒，远离亲友。就在吴耀东与Tom重逢的次日，Tom病发猝死家中，吴耀东的摄影机直接介入与见证了这个突发的、悲剧性的现场。Tom死后，吴耀东以自反的方式重审两人之间的“爱恨情仇”，2018年制作出前作的续集影片《Goodnight & Goodbye》，这部影片仍旧在获奖之后因为伦理争议而毁誉参半，批评者以“沽名钓誉”、“自私”、“卑劣”等言辞指责吴耀东利用Tom的悲剧人生来完成他所谓的“追寻自己”，赞誉者则肯定吴耀东在影片中自省与忏悔的真诚。两部相隔二十年的纪录片形成一个有头有尾的伦理事件，吴耀东在领奖时坦言：“拍纪录片从别人的生命中拿走一些东西，来成就自己，是一种诅咒。”（吴耀东所获奖项为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亚洲视野竞赛：评审团特别奖”及“华人纪录片奖：观众票选奖”）

伦理矛盾作为驱动力

比尔·尼克尔斯（Bill Nichols）认为纪录片的内涵在于“明确地再现我们所居住并共同拥有的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真实是纪录片的追求所在，而在探索真实的过程中，伦理道德成为了纪录片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台湾学者邱贵芬指出，因为纪录片所再现的是现实世界里的人、事、物，它们必然会因拍摄这一行为的介入而对于现实世界和被摄者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纪录伦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拍摄者与被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学者吕新雨将这一关系问题视作纪录片的结构性所在：“取消这个关系，就是取消纪录片”。其背后，是有关再现政治的论辩。视觉再现本身便渗透着权力关系，看与被看构成了权力的角力场，学者周佩霞和马杰伟指出，其关键在于“再现的主体在哪里被再现、如何被再现，以及对再现的控制权”。

拍摄计划下，纪录片的拍摄者和被摄者经历了一个主体间的、情感上的复杂互动过程，双方在再现政治上也构成了相对紧张的博弈关系。拍摄者隐匿在摄影机背后，以摄影机为武器，介入被摄者的生活，而其介入的尺度何在？将被摄者的私人空间公开化，这一纪录的再现到底对被摄者是构成了消费与剥削，还是为其达成了赋权与发声？

伴随再现的伦理问题也被视作纪录片的“原罪”。纪录片自诞生伊始便背负着“再现的罪行”前进，回溯世界第一部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被摄者纳努克因为配合导演弗莱尔蒂的影片拍摄，没有储备足够的食物，以至饿死于寒冬之中。而导演张赞波认为，用伦理规范审视纪录片创作，是一种泛道德批判，脱离电影的本体论，“高估了纪录片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拍摄对象的作用”。真实、在场是纪实影像的追求，伦理、道德又作为其基点而存在，真实美学诉求与拍摄双方的紧张关系，“具有一种正反交互、无穷辩难的吊诡式的辩证意味”（刘洁，2016)。

《北方的纳努克》cc封面

这一对矛盾构成了纪录片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西方，纪录片的发展经历了由六十年代盛行的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到七十年代更具自传体色彩的、更加个人化的纪录片的转变。直接电影主张客观观察，要求拍摄者化身“墙壁上的苍蝇”纯粹纪录，而拒绝其以任何形式干扰被摄对象与拍摄事件，但其悖论在于，摄影机的存在始终都会干涉到被摄者的日常轨迹，所谓绝对的客观、中立恰恰是“当摄影机完全处于被拍摄者的视野之外、意识之外”才有可能达成，而通过欺瞒、偷拍等等手段获得的素材又会使其备受伦理的拷问；真实电影不回避干涉行为，主张拍摄者通过主动参与来积极促成事件的发展，挖掘隐蔽的真实，但介入过度，就容易变成控制（黎小锋，贾恺，2003）。

为了缓解拍摄双方因伦理道德产生的“再现危机”，“一些拍摄者不再拍摄他人，而是将摄像机对准了自己”，这也解释了当前纪录片创作的私影像趋势，即其中涌现着越来越多个人化的、自反性的影片。虽然创作有模式，然而伦理并无公式可套，对纪录片伦理问题的思考是一个实践化、动态化、具体化的过程。史杰鹏（J.P. Sniadecki）认为，没有哪种影片模式较之其他会处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纪录片是一个“生动、紧张、易变”的再现方式，拍摄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在于外在既定的规范，而取决于“拍摄所遭遇的具体动态过程和最终选择使用何种影像片段”。

纪录片的伦理风险看似无解，也许只能寄希望于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一些学者提倡将拍摄双方围绕纪录片的博弈互动转化为一种协作关系，并希冀双方进行道德对话，在对话中实践个人与社会责任，以缓解伦理困境。这一过程中，拍摄双方彼此影响的交错关系得到正视，道德对话与伦理反思本身或将成为纪录片的内容之一，藉此在动态、生动的个案实践中不断对伦理道德问题作出回应。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的再现角力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是一部典型的参与式纪录片，不但呈现出被摄对象Tom的生活状态，也包含了拍摄双方的相处过程。影片通过叙述字卡的形式，穿插了吴耀东的内心独白，让观众得以窥见导演在拍摄中的困惑与挣扎。这部纪录片之所以引发长久的伦理讨论，正是因为再现的角力贯穿于景框内外，吴耀东与Tom之间的权力博弈成为了影片的核心线索。

Tom的性少数身份以及罹患艾滋病的经历是吴耀东在拍摄伊始想要着重挖掘的内容，借以阐述这位天之骄子的堕落。边缘人群常常是纪录片倾向选择的题材与对象，但正如前文所说，这种对边缘人群的再现伴随着窥视与被倾听、剥削与赋权的争议风险。在影片中，吴耀东较多时候呈现出的，是一种居于主流的、“正常人”的姿态，以俯视的视角看待Tom。但是，Tom的“表演欲”、反复无常的情绪并不受制于吴耀东的拍摄节奏，一再挑战吴耀东被摄影机所赋予的“权威”，吴耀东经常觉得自己被他“愚弄”。

“在医院陪了他一整天，看着他一下在我面前跳舞，一下又跑回病房反复折叠被单，那晚，因拍摄而长期相处积压已久的情绪当场崩溃，我决定躲回台北不再理他。”

“近一年，拍摄的相处，他状况不断，好像是不停地考验别人对他的忍耐极限，当然，也包括我。”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叙述字卡）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截图

吴耀东在叙述字卡中以自白的方式吐露了情绪，不满Tom的处事方式、身心状况对自己拍摄计划带来的阻塞。而毕业期限将至，吴耀东急于得到核心素材来完成影片的拍摄，便以较为强势的言辞逼问Tom。

Tom：“问啊。”

吴耀东：“就是那件事。”

Tom：“什么事？”

吴耀东：“十七岁被强暴。”

Tom：“怎么样，哪一部分？”

吴耀东：“前后左右！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对话）

在这段对话里，Tom主导谈话的起始，但吴耀东随后用“前后左右”这近于审问的四个字取得了上风。这种生硬的、情绪化的提问方式无疑促使拍摄者由介入滑向了控制。

吴耀东：“你要作ending，就要给我好多东西呀，你要给我一个比较详细的东西。从头到尾这整整一年，都是这样在搞，我知道那种过程是很痛苦的，那个回忆往事是更痛苦的，可是你目前已经过到现在啦，你还是活着啊。”

吴耀东：“你不要光想，你要跟我讲啊！我需要你讲，不然片子怎么看，我现在只想我的片子。”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对话）

吴耀东逼问Tom讲述如何感染艾滋病的过程，强制性地让他剖开伤口，袒露身心创痛，以服务于自己的影片，而此时镜头前的Tom泪流满面。

这种愈发激烈的紧张关系终于将已存的伦理风险引发至危机状态。呈现愤怒吴耀东认为Tom“讲了一堆空话”后，让Tom干脆用演的方式，“表现出很痛苦的样子谈自己的艾滋病”。

Tom：“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悲伤，30岁，像一场赌博一样。然后得了艾滋病，又被送去精神病院，工作也丢了，好几次休学、当兵，三温暖又火烧，每件事好像都吓到我。像游魂一样……不断地自杀，又被救活……好啦讲不下去了。”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对话）

Tom哽咽地停止了这段剖白，表演在哭泣中裂解，显露出一个人绝望的底色。此刻，隐匿在摄影机背后的吴耀东因过度的控制方式使得他的拍摄对象受到了伤害。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截图

才子堕落、同性恋、艾滋病等等标签，是吴耀东认为Tom对纪录片拍摄的价值化内容所在，也成为了他自己对影片预设的论调与立场，而Tom的“主体性”却无法满足于他的预期，在这场关于再现的角力中，被激怒的吴耀东选择用控制与诱导表演的方式将Tom的创伤隐私以奇观化、景观化的显露到公共领域，已然构成了一种剥削。但吊诡的地方在于，吴耀东并非仅放置Tom在其诱导表演下的剖白，而是将自己在拍摄过程中逾越伦理边界的审问、逼迫、言语刺激，及两人由此产生的争吵一并暴露在正片之中。

这种做法在一些人看来是以保留暴力的行径消弭了“暴力的逻辑”，“这个‘暴力的逻辑’的含义是指纪录片拍摄者凭借着不对等的权力，将镜头对准他人，而在成片中剪掉自己的画面”（史杰鹏，2014）。

吴耀东保留了这些对Tom充斥言语与精神暴力的场面，从而使影片的伦理负罪在基于“在场”与“真实”的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但这并不能彻底地将其豁免。

于是，这段紧张的博弈关系与吴耀东对于伦理边界的试探最终取代了Tom被景观化的苦难而成为了这部纪录片真正再现出来的东西。

吴耀东在影片中多次通过字幕卡写下反思。

“在他面前我像个白痴，不断地混淆，不断地想整理，却又不太敢面对问题的核心，然而，他总是能够对我坦然地陈诉那段悲惨的过往，这令我十分不舒服。”

“其实，我根本很难理解他所说的总总病痛和悲伤。我只感觉到，每次的见面和对话，我只是他再一次移情或者慰藉的某个对象。”

“我无法了解生命，他也一样，摄影机谁不祥的，它将带来诅咒，带走你的灵魂。”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叙述字卡）

吴耀东认为，拍摄双方的僵局在于自己无法理解和共情Tom，无法平视具有强烈主体性的Tom。这场关于再现的角力，看似吴耀东赢了，但他无法真正消弭这段拍摄历程已经造成的伦理问题，摄影机横亘在景框内外，成为一种“诅咒”拷问着拍摄者的内心。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截图

《Goodnight & Goodbye》的道德对话

吴耀东和Tom之间的关系纠葛并没有断裂在《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的结束，前作的伦理问题延至二十年后的续集《Goodnight & Goodbye》。近二十年间，吴耀东的纪录片创作事业平平，想要重回创作原点找寻自己，于是有了再拍一次Tom的计划。2015年，吴耀东与友人何经泰动身去寻找Tom，不同于前作仅是以声音与插卡字幕的形式出现，这次吴耀东现身于何经泰掌镜的画面之内。

《Goodnight & Goodbye》剧照

见到Tom，他们围绕曾经的拍摄与如今的境况交谈了一晚，而这也是吴耀东与Tom两人关于那段紧张拍摄关系仅存的剖析。

吴耀东：“我也有在想说，那是不是片子变成，就像你现在想扮演的那个角色，干脆你是一个针对这种议题的发言人。我又不太喜欢拍这种东西。”

Tom：“抓不住你的问题，因为你试图去归类，去解释，那种东西对于我而言都蛮难的。我可能比你更简单，那一旦遇到那种问题，我就必须想很久都不见能够给你很清楚的答案。”

（《Goodnight & Goodbye》对话）

吴耀东不喜欢Tom曾经在镜头前的“表现力”，Tom则认为吴耀东是用一种结构化的方式归纳、解释他的人生，而这种模式让他无法作答。深夜，吴耀东和Tom在饮酒后发生了争执。面对吴耀东的反复追问，Tom选择沉默。

最后Tom醉倒，掌镜的何经泰在摄影机后指挥吴耀东拿垫子让Tom靠着，以免受伤，吴耀东则几次不得要领，何经泰感叹：“你没有照顾过人啊。”

何经泰：“你太强势了，强势到我觉得你不是在追寻的感觉，反而是有一点要跟找一个人打架的感觉。你要找他不是要追寻什么，反而是你们有很多的结一直纠结在那里，你没有开，看起来，他已经开了，你反而一直在那个结里面。你到底要追寻什么？要拍什么？”

（《Goodnight & Goodbye》对话）

面对何经泰的质问，吴耀东在当时的回答是“追寻自我，追寻纪录片的本质”，相比之下，何经泰在当时经由观察与提问捕捉到这场拍摄计划的初衷与核心——“此行的主轴并不在重访Tom，而是吴耀东藉由Tom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吴耀东无法面对自己的问题何在。”（郭敏容，2019）

三年后，吴耀东在影片的自白中承认，这是“一种用创作来迷幻我的虚荣。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去找他。”吴耀东预设的“追寻自我”，究根结底是他想通过与Tom进行一场道德对话来解开多年心结。但这场道德对话却没有以“在场”的方式继续展开，Tom猝死这一突发事件让吴耀东作为纪录片工作者彻底失能，陷入更大的伦理危机。

次日清晨，吴耀东与何经泰来到Tom家中计划继续拍摄。纪录片正片出现了凌乱冗杂的客厅特写，吴耀东曾在一场映后谈话中表示，当时拍这些画面，是想要构思生活环境与这个人的关联，服务于自己的拍摄计划，却不料Tom已经死在了卧室内。（吴耀东于出席2021年12月“共享空气，共度时光”纪录片线上展映的映后会谈，笔者作为观众参与其中。）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吴耀东收起了摄像机。拒绝摄影机对于死亡的见证暴力，是吴耀东为这场伦理事件设定的最后底线。无法确定摄影机的再次介入究竟与Tom的死亡有无关联，但是摄影机的“诅咒”因为这场陡然的转折变成了纪录片的“幽灵”。

之后三年，吴耀东访问过Tom的旧友，搜集了他生前的信件手稿，重新观看二十年前拍摄《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的素材，将这些访谈、文件、影像剪辑作为《Goodnight & Goodbye》的后半段来诠释这个人曾经的璀璨与悲哀、美好与落魄、怀才不遇与形单影只。通过Tom生前的信件、访谈和影像片段，吴耀东拼凑出一个破碎却真实的人生图景。

《Goodnight & Goodbye》剧照

在这个过程中，他以旁白的形式不断反思自己与Tom的关系，时而嘲弄自己的傲慢，时而忏悔当年的冷漠。然而，这场关于纪录伦理的道德对话，却因Tom的离世而变得残缺不全。对话的一方永远缺席，只剩下吴耀东自说自话来填补这段未完成的交流。

“你大概不知道，那时候在拍你，我有多么讨厌你，那种嫌恶感是越拍越深。我以为拿了摄影机，你就得听我的，你却不断地欺骗我，唬弄我。我感觉你对我的轻蔑，我感觉在你面前很不堪。”（《Goodnight & Goodbye》吴耀东自白）

承认自己只为完成拍摄任务却对Tom“不了解”、“不在乎”，承认自己多年的心虚与愧疚，承认“靠着别人来追寻自己，是一件可笑的事”。吴耀东进行着道德自问，希望再一次从“暴力的逻辑”中得到豁免。

“我想起昨夜相聚的画面总总，从惊吓害怕，晕眩想吐，转成羞愧悲伤，借口来说声对不起，其实说穿了，还不是为了自己的片子。如果最后那三声对不起是他在世上听到最后的声音，那他用这样的方式离开，是在跟我回绝，还是跟我挑衅。我到底要找什么？”（《Goodnight & Goodbye》吴耀东自白）

吴耀东所谓追寻的“自我”，恰恰戳中了纪录片伦理问题的核心。“纪录伦理的重心是拍摄者自己”，面对被摄者，拍摄者自我身份的内部紧张和外部博弈，“共同构成了一种针对自我的伦理强迫”（吕新雨，2011）。

当近年被问及纪录片的“原罪论”时，吴耀东仍旧表现得纠结矛盾，先后承认又否认了纪录片的“原罪”，最终感慨：“你如果心里都在想这些的话，那就不用像我们这样子拍片了”“真的诚心去面对你的拍摄对象，或面对你的作品比较重要。”（吴耀东于2021年12月出席“共享空气，共度时光”纪录片线上展映的映后会谈，笔者就纪录片的“原罪论”及纪录伦理向其提出问题。）

关于《Goodnight&Goodbye》这场滞后且一方缺席的“道德对话”，是一个纪实影像工作者在“伦理强迫”下为失职而做的补救，但其自我仍然在纪录与伦理间的矛盾中徘徊，踽踽而行。

《Goodnight & Goodbye》剧照

动态的答案

纪录是一个动词，“不仅跨越了影片内外的界限，而且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动力，影片的文本与现实之间互相携裹与共生，并以此方式不断推进和生长”（吕新雨，2011）。《在高速公路上游泳》与《Goodnight&Goodbye》这两部纪录片构成的不仅是影像与叙事，它们通过“再现”与现实世界产生的联结是一段跨越二十年的人际关系。纪实影像与现实生活携裹与共生，拍摄者与被摄对象所面临的是“旁观与介入、剪裁与诠释、交换与交换、窥视与被倾听的渴求之角力，还涉及‘真实’这项似乎无可挑战的框架”（胡慕情，2019）。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与《Goodnight & Goodbye》可以看作探讨纪录伦理的典型案例，经典而又具体地呈现出拍摄双方的权力关系、纪录片真实追求与伦理问题间的矛盾纠葛。这一伦理事件也间接回应了一些学者们提出的“道德对话”。道德对话仅是依靠言辞沟通与交流即可吗？作为一种协作关系，纪录片不仅仅指向契约，更应涉及情感上的联结。影片中，吴耀东和Tom都足够真诚，但其症结在于难以超越拍摄任务而真正理解彼此的主体性。

伦理本是一必须历经复杂思辨才能提出暂时解答的变动性的状态（胡慕情，2019），而这些暂时的解答又很快因新状况的出现而颠覆，每个个体所具备的特殊性都将为纪录伦理的动态发展提供经验。对于纪实影像工作者来说，举起摄影机的那一刻，不仅是对被摄者生活的介入，更是对自身伦理底线的审视。

如何在记录真实的同时，尊重被摄者的尊严？如何在追求艺术表达的同时，承担起对观众的责任？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却提醒着我们，纪录精神是对人性与道德的持续追问。

《Goodnight & Goodbye》剧照

《Goodnight & Goodbye》海报

《Goodnight & Goodbye》影片介绍：

为了“自我追寻”，导演启程寻找他1997年作品《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的主角。路途迢迢开了20年，盘踞内心的幽灵始终挥之不去，而突发的事件，令刻意遗忘与逃避的种种瞬间浮现眼前。无法收拾的矛盾，从虚实迭替的假象中不断迸出，不知为何开始，也不知何时结束，人称作者已死，报应迟早到来。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影片介绍：

影片探讨着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係,1997年十月十日，吴耀东在灿烂花火下的西门町，开始拍摄这部关于Tom和他之间爱恨情仇的纪录片。在整整一年的拍摄相处中，一直存在他们之间的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斗争，摄影机掌控权力的斗争，朋友相处间诚信的斗争，但存在于Tom身上的,那只是死掉和活下去对于生命本质的斗争。

导演：吴耀东

先后就读于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研究所。自1996年起拍摄纪录片至今。

纪录片《在高速公路上游泳》获金穗奖纪录片影带类首奖、1999年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小川绅介奖、入围香港国际电影节。其他代表作品包括《瑞明乐队》《放流》《舞台》等影片。最新作品《Goodnight & Goodbye》入围TIDFF2018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亚洲视野竞赛单元。

参考文献：

[1]比尔·尼克尔斯(Bill Nichols)(2007).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玉清、郑洁翻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01)‍

[2]吕新雨.(2012).“底层”的政治、伦理与美学——2011南京独立纪录片论坛上的发言与补充. 电影艺术(05),81-86‍

[3]刘洁.(2016).纪录片:在场与伦理道德的紧张.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0),106-109+

[4]黎小锋.(2012).“直接电影”的伦理研究. 新闻大学(02),101-109+154‍

[5]黎小锋，贾恺.(2003).纪录,是一种协作:谈纪录片中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关系. 电影艺术(04),67-69‍

[6]‍邱贵芬.(2016)《「看见台湾」：台湾新纪录片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7]周佩霞，马杰伟.(2009).视觉政治及道德伦理——纪录片《麦收》引起的争议.传播与社会学刊(09),203-209‍

[8]史杰鹏.(2014).没有任何纪录形式，能处于道德的上风.电影作者(07)‍

[9]张赞波.(2017).关于纪录片伦理问题的一点回应或看法.[2022-1-3].https://disquel.wordpress.com/2017/12/27‍

[10]胡慕情.(2019).车尘已远，他亲见了死亡.纪工报(58).[2022-1-6].https://docworker.blogspot.com/2019/02/goodnight-goodbye_15.html‍

[11]郭敏容.(2019).《Goodnight&Goodbye》：向不在场的幽灵征讨自我.纪工报(58).[2022-1-6].https://docworker.blogspot.com/2019/02/goodnight-goodbye_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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