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帅航 | 当爷爷遇上晚婚的孙辈

许帅航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爷爷有一件心事：孙子的婚姻问题。奶奶开玩笑说，只要爷爷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就搬着小马扎回家，那一定是因为在外面聚在一起聊天的老人们又开始讨论孙辈的婚恋问题了。因为自己的孙子们在婚恋问题上八字还没一撇，所以在别人谈论这些事时，相比之下他会更加觉得抬不起头，在别人讨论时默默搬着小马扎离场。爷爷这样不善言辞的北方男性通常不会很细致地过问孙辈的婚姻问题，但内心又很惦记孙辈的婚姻问题。只能是搬着小马扎回到家后，让奶奶多关心孙子的婚事，让奶奶多去催一下孙子的婚事。

爷爷有三个孙子，包括我、同岁的堂弟、小两岁的堂弟。他主要为我同岁的堂弟的婚姻着急。我在外读书，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本地婚姻范围和要求，结婚年龄和条件可以相对宽松，而且爸妈只有我一个儿子，在婚姻的经济负担方面压力较小。而跟我同岁的堂弟，也就是我大伯的儿子在过年后虚岁27岁，在本地婚姻圈中算是相对年龄偏大的，而且我大伯家里有两个儿子，给两个孩子结婚的经济压力较大，所以爷爷对堂弟的婚姻问题更加操心。

爷爷今年七十多岁，是传统的华北农民。他有几个身份，一是年轻时在外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外的经历使其比一直生活在村里的其他人见到更多世面、有更多技能，在村里受人尊重。年老之前，他在家里是严厉的和不够言笑的，孙辈通常会比较惧怕他。二是家族里德高望重的人，辈分高，在身体和精力还允许的时候，他多多少少会帮忙牵头村里同姓自己人的红白事活动。家族里的人有土地纠纷和家庭纠纷时，也会有人来找他帮忙主持调解。三是村庙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在过年过节等仪式性活动中负责在庙里登记香火钱，应该算是庙里负责管理物资账目的会计，跟其他老人共同负责每年庙会请人唱戏等民俗活动。在村庄社会中，爷爷的多重身份使他有一定的脸面，跟村干部、家族里的同姓自己人、普通的邻里街坊都能说上话。土生土长在村庄社会的爷爷既从结构尚完整的村庄社会中收获尊重，也在保留较好的村庄传统规范中汲取生命的价值感。

我们村庄户籍人口4500人，处在城市郊区地带，本地市场经济资源丰富，包括工业园区、蔬菜种植、建筑工地及其衍生的工作等多种就业机会。大多数人口在本地就业，能在本地获得较好的收入。由于村民门往往是早上出门打工，晚上回村生活，在工作的同时便可以兼顾农业种植。有的是家里的老人帮忙种地，有的是农忙时请两天假在村种植或收割农作物，也有的是晚上下班后做一些农业劳动，体现为多种类型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年轻人的进城动力并不强，一部分年轻人结婚时有父母为其在村里盖的自建房，另一部分年轻人则是有父母为其购买的村头的商品房小区，保证了年轻人仍然生活在村庄。面对距离市政府不过十五公里的距离，家用轿车的普及一方面让村民能较方便地享受城市周边的就业机会和休闲娱乐，另一方面让村民能享受村庄里的低成本生活，不必进城过高消费的生活。当年轻人也生活在村庄时，村庄社会的活力和公共约束性便不会解体。

在社会结构完整的村庄，伦理规范传承得也较为完好，至少爷爷这一代人还是很完整地遵循乡土社会的伦理价值。爷爷这一代人对于传宗接代仍然有一种执着。有个老人有两个儿子，家里很富裕，每年都能给两个儿子分十多万元，但他的心事是两个儿子生的都是女儿。在这个老人看来，“我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给谁花呢？”

传宗接代的本能在我们过年上坟和拜年的仪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讲究正月初一天亮之前上坟，天亮之后开始给在世的同姓长辈和村里要好的街坊邻里拜年。初一上坟很有讲究，在世的人要给过世的第一代到第N代祖先烧纸、供奉饺子。以本村X姓为例，最早的祖先是从河南濮阳逃荒过来的，过世后作为本村X姓的始祖被埋葬在一块地里，其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今天的第N代祖先的坟墓都是在同一块地里沿着一条开枝散叶式的脉络排列下来。上坟时，除了给每一代祖先烧纸，还会给至亲的四代以内的祖先（也就是爷爷的父亲）点蜡烛、上香、放鞭炮等，并由爷爷和大爷爷（爷爷的大哥）带着我们给他们过世的父亲磕头拜年。虽然近些年推行火葬导致丧葬方式有所变化，当以前的祖先都是以土葬的方式入土为安。当在一块不大的地里看到第一代到第N代祖先的坟墓整齐地排列下来时，一种血脉的传承和对祖先的信仰变得可视化。

姥爷说，在传统农村里，如果一个家里没有男孩，那么这家人会被视作“绝户”或者“黑户”。在他们过世后，没有后人祭祀他们，也没有人再记得他们。他们会在生理性死亡、社会性死亡后，逐渐被遗忘，且其坟墓不会有人经常祭拜并逐渐荒废，丢失在这个世上来过的最后一丝痕迹。所谓的过年上坟，其实是慎终追远，不仅是追寻当世人自己的来处，更重要的是尊重祖先、记住祖先在世上存在过的痕迹。这一套传宗接代的观念体系背后反映的是对人生价值的一种超越性追求，即通过血脉的传承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活在后人的心中，以此超脱个人生命的有限性，实现一种超越性和无限性。当我跟妈妈说，现在很多人主张不生孩子时，妈妈说：“不生孩子还结婚干什么呢？”在这一套文化背景下，丁克主义是几乎不存在的，结婚的意义就是生孩子，实现血脉的延续，否则一种死后绝户的危机感会影响个体的本体性价值感而惴惴不安。

爷爷关于孙辈婚姻问题的心事反映出的便是传宗接代观念，即当传宗接代这件事面临挑战时，身处其中的人便会出现本能性的焦虑感。另一方面，爷爷的心事反映出北方村庄社会竞争性的面向，即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当别人的孙子顺利结婚而自己的孙子没有结婚时，会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在社会结构完整的村庄，这两个机制一起推动了传统观念的整体性传承。这种观念反映在每一代人身上，便分解为每一代人的人生任务。对我爸爸妈妈来说，他们的人生任务有两个：一是照顾好老一辈，二是养育好下一代，而如何安排自己在人生任务中仿佛是消失的。养育好下一代的人生任务又可以进一步分解，包括盖房子、买车、准备彩礼、帮孩子结婚，甚至帮忙带孙子或操心孙子的婚恋问题。

传统乡土伦理价值影响下的一代北方农民，其信仰的与其说是祖先，不如说是传承。血脉的传承可以让超脱个人生命的有限性、追求一种无限性。为了实现这种超越性价值，可以忍受现世的劳累和痛苦，任劳任怨，一直为后代干到不能干为止。为了这种传承，就一定要操心孩子甚至孙子的婚姻大事，而且结婚就意味着生孩子。为了完成这种人生任务，为了给孩子结婚，就一定要努力工作，在工地上辛苦搬砖，只为了给孩子买一套房子、有结婚的基础。自己一生辛苦，是为了孩子的人生。这么看来，他们是有超越性的，但也是入世的。

因此，在城镇化和婚姻转型的当下，在城市生活成本和现代婚恋观念双重影响下，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逐渐成为主流，结婚迟和孩子少成为一种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对爷爷这一代人及其传统思想观念而言是有矛盾冲突的。当他在二十出头就结婚生子、走在血脉传承的路上，而此时面对我和堂弟仍然未婚，但很多比我们年龄更小的村里人已经有了孩子时，他不可能没有急迫感。而在这种事情发生时，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如何理解老人家的感受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