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落幕：1937，淞沪会战前后的上海滩

Malcolm Rosholt，中文名为饶世和，1907年9月8日出生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罗肖尔特。1931年来到中国北京，在当时的燕京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32年，凭借他的一些新闻经验，他到上海，在美国人开办的一家名为《China Press》的报纸，担任特约撰稿人。在上海期间，他报道了发生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

1940年末他返回美国。1943年起他再次来到中国，担任情报官兼联络官，1944年10月他来到昆明，为美国空军第 14 航空队（“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工作。抗战结束后离开。

1949年春，他又一次来到中国，加入陈纳德在中国组建的民营航空公司，负责公共关系工作，直到1952年返回美国。

饶世和在华期间，形成了大量的历史照片，用镜头记录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抗战前后上海的历史。

现今保存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图书馆的饶世和（Rosholt, Malcolm Collection）专题照片多达1086张，分为“Ro-n” 和“ Ro-s”两个专辑。在1086张照片中，有800多张形成于1937年的上海，真实记录了1937年8月到11月间，发生在上海的“淞沪战役”，是研究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不可多得的影像资料。

饶世和曾讲：“我报道了前线、新闻发布会，用莱卡拍摄了一堆照片。一些用于《China Press》，一些被卖给美联社和《纽约时报》”。

1979年，他担任美国第14航空协会主办杂志的图片编辑。2005年2月21日去世，享年98岁。

今天继续分享他在上海拍摄的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的照片。

第一辑：

等待撤离上海的外国人。

1937年7、8月间，上海滩战云密布。日本内阁此时仍在战与和之间举棋不定，其海军却正在进行着紧锣密鼓的战争准备。8月13日，日本内阁决定开战，淞沪会战打响。在战争阴云笼罩之下，上海的很多洋人，都开始撤离了。

在上海圣依纳爵主教座堂门口休息的流动理发师。圣依纳爵主教座堂，St. Ignatius Cathedral，即徐家汇大教堂的正式名称。

飘扬着三色旗的徐家汇大教堂。

徐家汇大教堂。

法国士兵，一人手中抱着一只小狗。

Tembien1号轮船，归中意航运有限公司所有。这是一种特别安排，这艘船的真正所有者是宁兴轮船公司，1937 年从宁兴号改名，目的是避免被日本扣押。这艘船建于 1913 年，总吨位 3439 吨。1941 年，它被日本俘获，并在战争期间沉没于长江之中。

美国海军上将Harry Ervin Yarnell在上海海关码头。美国海军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CA 31）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一直停在黄浦江上袖手旁观。

上海沐恩堂塔楼上还晾晒着衣物。

这位是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1946），中文名饶家驹，法国耶稣会神父。1913 年被教会派遣到上海传教，先后任上海虹口圣心堂牧师、公共租界万国商团随军牧师、上海震旦大学教授等职。在震旦大学任教期间，一次在实验室研制鞭炮时不慎引起爆炸，半个右臂被炸掉，从此被称为 “独臂神父”。

1937 年 “八一三” 事变后，饶家驹认为战争将长期进行，非常需要设立 “难民安全区”。他发起组织上海国际救济会，并担任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等职务。经过多方努力，1937 年 11 月 9 日，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其位置在南市旧城厢北部，又被称为 “饶家驹安全区”。饶家驹任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主席，总管区内诸事。

“饶家驹安全区” 收容了大量难民，几乎相当于当时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人口。安全区每天要为超过 10 万的难民提供食物以及水、电等公用设施，还有医疗、卫生服务，甚至还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在寺庙、教堂、公会会所等公共建筑开办难民学校。据研究，“饶家驹安全区” 在战时上海至少保护了 30 万逃难的中国人。随后，南京、汉口、广州、吴江、福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安全区，至少让 51 万名中国人幸免于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饶家驹安全区” 模式还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推广。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海法租界杜美路（Avenue Dubail）的震旦大学教堂（圣伯多禄堂，L'Eglise Saint-Pierre）外，饶家驹神父佩戴着红十字徽章。

这位是欧内斯特・布兰德・麦克纳滕（Ernest Brander Macnaghten，1872-1942）。英国人，一战时为陆军上校在法国参战，1920 年，来到中国，担任英美烟草公司（上海）大班。1930-1932 年期间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1937 年，他参与了上海国际救济会的筹建工作。这张照片是他来参加上海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会议。后来他被授予英国陆军准将。

上海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成员，最左侧为George Findlay Andrew，一般称为安献令，原为英国传教士。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担任英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与中国红十字会和上海华洋义赈会积极救助难民。

上海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成员合影。

上海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成员合影。拍摄于上海法租界杜美路（Avenue Dubail）的震旦大学教堂（圣伯多禄堂，L'Eglise Saint-Pierre）外。

饶家驹神父与一名中国人合影，不知此人为谁。

国军正在展示对上海北站的防御。

一名摆拍的士兵，上海北站。

身处铁丝网和路障中的士兵。

手持毛瑟枪身处铁丝网中的士兵。

手持毛瑟枪头戴 M1935 头盔的士兵。照片上的穿孔应该是后来编号造成的。

手持手榴弹的士兵。显然这也是一张摆拍照片。

身处战壕中、配备机枪的士兵。

身处战壕中、配备机枪的士兵。这张底片已做了裁剪标记。

身处战壕中的士兵。

身处战壕中的士兵。

战壕。

被战火毁坏的建筑。

被炸后的上海北站。

一名士兵站在被炸毁的上海北站月台。

轰炸后的上海北站月台。

损毁严重的上海北站。

被炸毁的上海北站，一片狼藉。

上海北站在1932年“1.28事变”中就被日军炮火严重破坏，1933年修复。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北站再度沦为战区，遭到日机的狂轰乱炸再次受毁。

一名驻守上海北站的士兵在沙袋中摆出战斗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