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锦 ｜家用摄像头，一种电子的新型代际关系

宋锦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再一次回到老家过年，奶奶已经不为屋子里挂上摄像头和姑姑伯伯们吵架了，她已经习惯每个房间里面都挂着一个摄像头去关注她的生活，但她也从来没有通过摄像头和家里进行过话，每次有需求，她还是会用手机打电话。

而笔者的另一个阿姨，在她每次打开摄像头看望爸爸妈妈时，家用摄像头又成了彼此之间新的沟通方式。对着屏幕和摄像头，他们可以亲切地与对方打招呼、唠家常，甚至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摄像头聊一个多小时。

家用摄像头的使用场景大致可以分为看护老人、远程育儿、独居女性安全、监控宠物等。即使每个家庭使用或体验家用摄像头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但其在中国家庭生活的广泛普及的确又是事实，洛图科技曾预测，2024年家用摄像头线上线下整体市场的销量将达到5600万台，相较于2023年，将增长约5个百分点。

摄像头原本作为一种公共安全管理的物品，介入到家庭生活中，使其突破传统的“面对面相处和照护”模式，重新形成了围绕“观看”和“被观看”的新型家庭关系，特别是在老人与子女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媒介的出现颠倒了年长者和年轻者之间的“地位”，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群体以反哺的形式一定程度上成为代际关系的主导者，无论是疫情期间的健康码、数字支付和数字出行、使用微信等APP进行生活，数字障碍成为年老者再次社会化的鸿沟。在媒介物的影响下，祖辈与我们、与社会都进入了一段可能随着技术飞速发展而不会停止的“磨合期”。这样的情况下，笔者想从家用摄像头这样一个小小的但无法忽视的媒介物出发，去观察和思考我们现在的代际关系，以及我们会有怎样的代际关系。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与亲人之间被数字媒介所连接或排斥的爱与情感，又会走向何方？

摄像头对家庭生活的介入：看护、监视还是陪伴？

从子女的角度出发，安装摄像头的最初目的基本是因为看护——“奶奶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总得有人看着”“老人家坐轮椅，出门的时候总得看着家里才放心”“装摄像头的时候老人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是知道能看着她，为她好”。笔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里有摄像头看顾老人的朋友，在祖辈家里安装摄像头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方便照料老人。笔者自己的爷爷身体不好，在去世时其实也是通过摄像头发现不对劲的，在询问在老家的妹妹时，她也跟笔者说：“那个时候如果能早点发现说不定结果会不一样，现在给奶奶装那么多摄像头，也是怕有个万一。”对上了年纪的长辈，子代总是会忧虑他们的身体健康，如果是疾病缠身、行动困难的老人，这种焦虑会更上一层。赡养老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现在的子代还需要承担自己家庭和工作的责任时。家用摄像头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子代们的赡养与看护压力，能随时随地观察到老人的状态也让子女们感到安心。

而这种看护模式，也暗含一种“权力”的不对等或是倒置。在采访朋友时，笔者还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愿意在自己的家中安装摄像头吗？笔者得到的答案都是不愿意或者只能在客厅、门口等公共区域使用。虽然样本量较小，但年轻一辈大多不愿意生活在摄像头下，“我不能接受有人看着我”“感觉很没有隐私”，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朋友们家里都为老人家安装了摄像头。“观看”与“被观看”之间是不平等的，祖辈对摄像头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是在一种人无法独立生存的情况下的无奈。这不是说子代对祖辈的压迫或控制，而是一个个体在生命微薄之时除了生存无法考虑其他需求的无可奈何，我们是健全且自理的个体，可以去保有我们尊严与隐私的边界，而老人们无法也没有能力去考虑这些。中国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们也会逐渐老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真正的适老化社会的“适”字，应该是如何模样？

回到家用摄像头这里，在老人对摄像头的接受中，笔者也发现了不同的几种类型。首先，是一种不知情下的“自然而然”，笔者的朋友A的姑姑，曾经在A的奶奶去世前安装过摄像头，A告诉笔者，奶奶对电子产品都没有什么态度，“可能她对电子产品都没有什么了解，不太清楚，所以也没有那么多关于隐私什么的想法”“她也不会使用摄像头跟家人讲话，因为不太懂，可能也是因为对电子产品有一点点负面态度，自己不太会使用，然后就有点抗拒使用吧”。所以，A的奶奶对于电子产品是陌生的，她不懂这个摄像头的功能，只知道这个摄像头是家里为了看护和帮助她使用的，同时奶奶也因为不了解不会积极地使用摄像头。在数字反哺的实践中，数字媒介的接入和使用是基础且困难的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对电子产品陌生的老人很可能拒绝甚至是抗拒使用它们，或者像A的奶奶一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接受。在其中，家用摄像头这样的电子媒介扮演了一个“筛选机制”，从社会层面而言，它剥夺了老人的选择权，使其陷入一种要么被数字时代抛弃、要么在一种无知的状态下加入的两难处境。以交通出行举例，不懂得使用手机的老人无法查看导航、便利地乘坐公共交通，甚至是购买火车票或机票出远门，他只能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而被动失去了其他可能性。而从家庭层面而言，家用摄像头会产生的种种问题又被遮盖在子女“我是为你好”的话语下，变成了老人不得不接纳的物件，进一步，则变为子女对老人种种安排的“合理化”——我需要赡养你，这样对你好，所以我的安排是合理的。代际关系在这里变成了“我安排你接受”的模式。

不是所有老人都会自然接纳这一切，除了完全不知情下对电子产品的完全抗拒，这里的第二种类型是一种“半知情或知情状态下的抗拒”。就以笔者的奶奶举例，她明白这个摄像头的目的是看护她，但她也感受到无时无刻不被“监视”的不适感。在今年以前，她会因为安摄像头的事情与子女们吵架，或者拔掉电源抗拒使用摄像头。她了解摄像头可以通话，但她不愿使用摄像头跟子女沟通，甚至通过摄像头去骂子女们不孝顺。由于生了一场病，笔者的奶奶也逐渐接受了摄像头的存在，但她仍然抗拒摄像头的使用。摄像头在这里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除了不满摄像头对个人私生活的侵入，奶奶更不满的是子女这样的赡养模式。在笔者奶奶的想法中，父母说什么孩子都需要听话，照顾她更是子女们必须完成的责任，而笔者的姑姑伯伯们也已经尽可能地去赡养她，同时他们也有自身生活的压力。于是，双方对于彼此难以沟通理解的矛盾被体现在摄像头上。此时，摄像头虽然是一种看护的形式，又成为了代与代之间的隔阂与障碍。

虽然如笔者这样的家庭因为摄像头产生了冲突，但也有家庭经由摄像头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沟通模式。笔者的朋友B家里也为爷爷奶奶装上了摄像头，他们会通过摄像头进行通话，“用摄像头讲话时，爷爷奶奶就觉得我们回了家一样，特别高兴”“我们经常通过摄像头聊天的，那个摄像头还会动，可以做出点头摇头这种动作，有些时候就像我们面对面沟通一样自然”。在这里，摄像头以看护为起点，变成了一个替代子女的陪伴物。不同于语音或视频的间断性连接，摄像头每时每刻地存在让老人和子女彼此之间都感受到对方。长此以往，代与代之间也养成了通过摄像头沟通的习惯，笔者的朋友C表示，“大家都挺乐于其中的，我爸爸经常用摄像头跟爷爷沟通，姑姑几乎天天都说话”，而且因为摄像头的连接作用，C的家族关系也非常融洽，“家里人有些时候会聚在一起用摄像头沟通，逢年过节爷爷那边来了其他亲人，也会用摄像头跟我们打电话”。沿着摄像头，代际关系也发展出了一种崭新的形式，电子媒介重新凝聚了亲缘关系，也成为一个机会去探索数字时代代际相处新的可能性。

在家用摄像头等电子产品的影响下，家庭与代际关系处于不断地变化与重构中，也会演变为不同的路径。在电子媒介的介入与代际关系的转型都不可逆转的当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媒介的影响、家庭矛盾的凸显以及赡养的压力中，去探寻一种合适的代际模式。此外，再换一种方式思考，诸如摄像头这类的媒介带来的种种变迁或许是一种重新与家人相处的机会，让我们去探寻，在半脱离了乡土的中国，我们与故乡、与父母、与亲人应该走向何方？

隔屏相望：亲情能否真正被电子媒介所连接？

在家用摄像头下，笔者的另一个思考是，我们的亲情真的能被电子媒介所连接与维系吗？前文说过，笔者的奶奶不满意这种赡养模式，包括在写文的期间，她一直在给笔者的父亲和伯伯们打视频，而她需要的，则是他们回家来看看她。在她这里，摄像头和手机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她最需要的，还是见到她的子女们。

我们的生活很忙碌，年轻的一代要学习、要工作、要养家糊口，特别是远离了故土的年轻人，生活的压力和回乡的成本都增加了亲情维系的困难，我们与父母、祖辈的关系也在相隔中不再融洽。而媒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得我们可以隔屏相望，至少是看见彼此，我们又因此重新被连接。但是，在习惯了电子媒介交往的同时，我们好像又满足于这种关系，屏幕代替了亲人成为陪伴本身，如果能通过屏幕交往，似乎也没必要见面。

家用摄像头正是这样一种媒介，它替代了线下的赡养，替代了我们与祖辈的沟通，替代了对家人的陪伴。一种云端的相处模式成为主要的相处模式，“要不不回家了，反正线上也能见着”，屏幕既是连接，又成为人与人交往的隔阂，隔着屏幕，我们的亲情真正可以被连接？我们的代际关系真正要被“电子化”吗？

笔者不知道未来我们会怎样相处，或许已经完全数字化与虚拟化，但这个时候笔者想起年前在与妈妈打电话时，笔者的不耐烦中，妈妈说的那句话。

“我只是想见见你。”

我们心中自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