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一种普遍时间体验的社会学阐析

邓玥馨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

等待：一种普遍时间体验的社会学阐析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6期

作者 | 邓玥馨

责任编辑 |杨可

沿着时间社会学长期以来专注时间体验的研究取向，本文以等待为线索，试图处理社会时间理论中主体性不足的困境。通过回溯等待这一时间体验的理论基础，本文考察了等待的双重属性，也即他者指涉的社会性和自我指涉的主体性，进而揭示出等待中希望的生产在桥接时间、自我与他人方面所具的社会意义。本文为社会时间框架下消极的主体正名，并建立了一种兼顾社会时间的社会性与主体性的分析路径。

一、问题：社会时间的主体性不足

社会生活中的时间议题不胜枚举，其中“等待”作为体验时间和权力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布尔迪厄，2009：269），直戳社会时间结构问题的症结，成为时间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相关研究揭示出等待在不同社会领域存在的困境及出路（Schwartz，1975；Weigert，1981；Crapanzano，1985），但鲜少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话（Bergmann，1992），或未叩击时间社会学的核心议题（Gasparini，1995），使得我们仍要处理那些碎片化的社会时间理论及多元化的经验景象。实际上，一种关于等待的系统性阐析可以超越时间结构的批判性分析框架，在经典社会学建立的理论基础之上，应对时间社会学分析中主体性不足的境况。

主体性不足首先体现在结构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时间的社会建构与支配分析的传统旨趣中（亚当，2009：53）。自涂尔干（2011：12）提出“时间作为一种社会范畴”开始，社会学家对时间的探索往往围绕着时间的社会建构特征展开，并将社会成员间共享的时间范畴视作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索罗金、默顿，2009：52）。这种时间的功能主义探索虽然揭开了那些隐藏在自然时间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力量（Bergmann，1992），却又逐渐摒弃了能动的个体关于时间的鲜活体验。随着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工作—时间理论的发展，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行动意志及所受剥削备受关注（尼兰德，2009：142）。一种“被支配的主体”在这种时间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走上前台，从而弥合了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中的主体性缺失状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用商品化时间来理解工业化时间的倾向，使得社会时间的主体性研究将重心转向一种受经济、政治或文化法则支配下的消极主体（亚当，2009：134-144），进而消减了主体的完整性。

在社会时间研究深入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现代制度体系不断制造着一种日常的（Weigert，1981）、强制的（Auyero，2012）或普遍的（Schweizer，2008）等待状态。等待经验中的消极主体逐渐成为时间建构与支配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得到检验。例如，顾客排队等待现象服务于商家谋取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性动机，这实则损害了顾客的时间利益（Schwartz，1975）；监狱制度通过剥夺长期服刑囚犯的时间主权，促使他们主动屈服于无限期的等待状态（柯恩、泰罗，2009：177）；主流文化将“延迟满足”型等待与未来成就之实现关联起来，通过一种符号价值的塑造，实现青年人的自我管理与控制（Weigert，1981：230）。不过，无论是沿着结构功能主义的时间建构视角，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待都很容易被描绘为一种被强制接受且无法改变的状态。由此带来的结果之一便是等待研究中对于权力不平等议题的偏好（Puygrenier，2022）。这类议题专注于勾勒等待者受时间秩序支配的形象，因而未能充分把握一种完整的主体性。随着互动论与现象学将社会时间与主体间复杂而多样的关系带回研究者视野中，社会成员利用时间来调整和组织自己生活的能动性也重新受到审视（亚当，2009：50-54、184）。

换言之，关于“被支配的主体性”的批判性讨论忽略了存在于社会时间中的“能动的主体性”。同质性的社会时间被不同的主体以多种方式感知和体验着，人们在等待中通常不会空等，而会选择开展别的行动，以填补空等所导致的时间间隔或不确定性（Gasparini，1995）。由此可见，等待的消极性不等于等待者的消极性。等待的主体能够付诸一系列积极利用时间的实践，进而以自主的能动者的姿态来驾驭和理解个人时间（Göttlich，2016），探索与建立社会意义（Lahad，2017：5）。例如，有研究发现，长期失业者在其充满不确定性的待业期中会从一开始失去生活意义的状态转向努力控制生活轨迹（Nielsen et al.，2021）。

从社会时间研究中主体性的“缺失”到“被支配”的推进，再到一种“能动的主体”的出场，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等待的研究不仅能够超越社会建构与秩序的分析框架，还能为时间、社会和主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提供宝贵的见解。通过关注行动者作为能动的主体所开展的时间实践，关于等待的研究可以为社会时间框架下的消极主体正名，进而为回答时间的社会性及主体性同在提供切入口。本文以等待的时间体验为线索回溯等待的社会理论基础，分析这种时间体验所具有的社会性与主体性之双重属性以及如何发挥其社会性及主体性之双重价值，进而提供一种兼顾社会性建构与主体性存在的时间分析路径。

二、等待的社会理论基础

（一）主体的出场：柏格森的糖水思想实验

我们首先可以从柏格森（Henri Bergson）对时间存在形式的回答中找到从主体性切入关于等待的研究的途径。柏格森认为一般性的时间概念过于强调“量”的计算，他提出了“绵延”（la durée）这一新的时间性概念，用以囊括时间“质”的部分（Bergson，2001：115）。在柏格森看来，绵延的时间性包含“被思考的”（thought）及“生活着的”（lived）两个部分。“被思考的时间”表现为钟表时间或数学时间，由于人们关于时间存在的思考受智力的限制，时间被不充分地理解着，并被简化为以时刻序列的测量方式表现出来的钟表时间（Bergson，2001：108）。然而，实际的时间流动无法被化约，所以还有一种“生活着的时间”：它表现为经验时间，即人们对时间的知会需要用经验及知识予以解读；由于这种知会与意识状态的连续性相对应，所以“生活着的时间”是一种真实的绵延（Bergson，2001：100）。通过区分钟表时间与经验时间，柏格森突出了时间被感知的体验层次，并用一个与等待有关的思想实验验证了这种经验时间的存在。

若想调和一杯糖水，无论怎样也要等待糖的溶解。这一事实虽不起眼，意义却很重大。因为，这里我们必须等待的时间，不再是同样适用于物质世界的整个历史的数学时间，即便那一历史可以即刻在空间展开。我们等待的时间与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绵延，即不耐烦的心理，有相符之处；对于自己的绵延，我们不可能随意达到伸缩自如的地步。因此，它已经不是被思考的东西，而是生活着的东西；也不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种绝对事物。（柏格森，2012：16）

柏格森认为等待有两种时间性：一种是钟表时间，它可以通过任意数学单位来表达，因而是相对的；一种是真实的绵延，它决定了人们等待的耐心程度，所以是绝对的（柏格森，2012：296）。不耐烦的心理意味着实际的时间流逝节奏（生活着的时间）与等待者设想的节奏（被思考的时间）相冲突。但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冲突，等待者才体会到了时间的存在。作为绵延的等待本身具有连续性，等待者的不耐烦心理将导致其注意力被过多地配置于某一具体的时刻，从而打断绵延的整体节奏；可见，等待的绵延还存在一种非连续性（Schweizer，2008：20）。非连续性是在连续性的背景上编织出来的（柏格森，2012：10），所以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同时存在的。柏格森进一步意识到，把握这种“同时存在”需依赖人的直觉（Bergson，2001：238）。由此可知，他对时间体验的分析侧重于人们对时间的内化与感知，而这种内化与感知还表征着经验时间的异质性。

柏格森继而从时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同时存在中关注到社会的生成性（White，2013），并在其后期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将涂尔干后期思想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作为重要对话对象（Lefebvre & White，2010）。柏格森主要试图批判涂尔干所提出的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概念，尤其是社会事实所具有的外在强制性：他认为该概念强调一种消极的社会约束之存在，因而无法关注到新的社会理想产生之可能（Lefebvre & White，2010）。在柏格森看来，社会是走向开放而非封闭的——通过积极建构出来的集体身份，一种社会现实可转换为另一种社会现实（柏格森，2013：307）。因此，柏格森强调用一种与生成性、创造性相关的理解来取代关于静态的、封闭的社会的解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涂尔干与柏格森持两种不同的时间观：涂尔干的社会时间观在解释时间时强调社会性秩序，反对时间概念的持续变化特征（Delitz，2024）；柏格森则回归于主体对时间体验的内化以及时间之于生命过程的意义，通过强调一种生成性，最终的目的是“归还理智性（intelligence）和社会性（sociability）在生命总体进化过程中应当具有的重要位置”（柏格森，2013：133）。透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一种专注于思考与生活的主体在生命与社会的生成性中重新回归于等待的时间分析。

（二）主体与社会的交互：齐美尔的大都市生活分析

回溯社会学的时间研究脉络，柏格森对时间体验内化过程的分析影响了齐美尔。齐美尔（Georg Simmel）在他的那篇关于柏格森的文章中关注到了柏格森所提出的“钟表时间”和“经验时间”这两种时间性的关联。齐美尔将前者称作“机械时间”，将后者称作“有机时间”；自然领域的机械时间独立于人类生活领域的有机时间，也依赖有机时间得以践行，二者整合在人的生命中（Simmel，2000）。通过整合机械时间与有机时间，齐美尔建立起生命理论的基础（Staudacher，2023）：在时间的恒定流动中，生命成为一种创造新事物的持续过程。由于生命中的任一时刻都不可能与另一时刻完全相同，生命还参与到差异性的生成中（Simmel，2000）。可见，齐美尔和柏格森均表现出对生成性与差异性的关注。

齐美尔不同于柏格森的观点则在于，他认为柏格森虽然区分了机械时间与有机时间，但未找到二者的联系，因而也未能建立起连接客观世界与经验世界的桥梁（Simmel，2000）。齐美尔更注重这两种世界的关联，其关联的依据则主要基于社会行动的“互动”（interaction）与“体验”（experience）两面性：“互动”是个体创建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方式，“体验”则具体说明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塑造个体的方式（Scaff，2005）。社会行动的两面性表明，齐美尔不仅关注到柏格森所强调的主体经验之存在，也进一步把握到社会结构对主体经验的影响。该影响尤其通过大都市生活中“空等”的意涵体现出来。

倘若柏林的所有钟表突然都走得不准了，那么，即使各钟表所指示的时间差不超过一小时，也足以使柏林的整个经济交流和其他方面的交往生活陷入长时间的混乱。一大群人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参加经济交流和其他活动，或许还要办一些其他琐事，由于空等和白跑一趟，使他们白白浪费了时间。（齐美尔，1991：263）

在齐美尔看来，大都市生活强调时间安排的稳定性及准确性，时间成为商品，必须被精确计算。所以，空等即浪费时间。正因城市生活对量的极致追求，人们转向对质的区分，比如通过发展个性来接受一种强制且同质的生活方式（齐美尔，1991：268）。从齐美尔关于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关注到一种客观的、标准化的时间结构与一种个体的、灵活性的时间体验同时存在，这与他试图建立客观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桥梁的倾向有关。

由此可见，齐美尔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解读聚焦于主体如何应对两种逻辑的共存：一是文化的客观内容（社会角色），二是他们的主观创造力（个人目标）（Fitzi，2016）。人们在“社会角色”与“个人目标”这两种对立且共存的空间内移动，试图找到自身的正确定位。齐美尔进而在社会逻辑和个体逻辑的交互关系中把时间解读为自然、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依存（Staudacher，2023）。

齐美尔将等待置于大都市的精神生活中分析，并部分承袭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柏格森注意到主体在无法把握时间的体验中感知时间，齐美尔则不仅关注主体性的存在，还结合社会性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齐美尔对时间体验分析的着眼点在于社会生活，他对时间的社会逻辑与个体逻辑之间关系的判断超出了社会建构或主观感知的单向强调，从而把握到社会性与主体性的交互作用。

（三）时间、主体与社会的混融：莫斯关于祈祷与礼物的研究

虽然齐美尔强调机械时间与有机时间之间的关联，进而关注到社会逻辑与个体逻辑的交互作用，但这两种逻辑的独立存在并不能完全弥合时间分析中社会建构及主体存在相互割裂的境况。时间的社会建构及主体存在在莫斯（Marcel Mauss）关于祈祷与礼物的研究中实现了混融（mélange）。混融与交互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建构和主体存在不是作为独立存在的两种逻辑起作用，而是作为两个要件混合在一个总体中。莫斯的混融概念体现在他与柏格森、涂尔干思想的关联中：莫斯虽然与柏格森均关注精神生活领域，但他认为柏格森关于个体精神生活的观点应该被一种社会理论替代（Mauss，2006）；莫斯继而从涂尔干所提的兼具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人性二重性”（homo duplex）概念发展出“总体的人”（l’homme total）的概念，通过使之更为开放、更具有包容性，找到联结人的身体性和心灵性两种面向的方法（王铭铭，2018），进而实现主体性与社会性的混融。

就等待的时间体验而言，莫斯对等待的关注始于关于祈祷的研究。在莫斯看来，指向未来的祈祷在原始形式的社会交换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莫斯，2013：42）。祈祷与等待的关系在于，祈祷者通过消耗身体能量和精神能量发起祈祷动作，而这个动作的发起表述着祈祷者一种非个人化的需求与等待（莫斯，2013：108），并意味着一个存在于希冀中的未来的产生。因此，祈祷中存在时间的延迟效应：当下发生的动作都指向时间在未来的走向。这种时间延迟与等待具有共通性，因为等待同样涉及一种将要发生的事件。等待和祈祷被莫斯归属为社会交换中的延迟行为，它们都属于一种关系性的交换行为，即当下的付出所希冀的回报存在于具有开放性结果的未来中。通过研究祈祷，莫斯关注到时间性的存在，进而关注到“另一个同样涉及等待的议题”：从礼物交换的过程看到了开放性质的时间（Reinhardt，2018）。等待礼物也就是交换之间的延迟，只有通过等待，才能将物视为礼物。

莫斯继而通过礼物研究继续探讨这一延迟性的社会交换。交换之间的延迟等待对礼物的交换至关重要，即时的交换破坏了礼物的互惠属性，礼物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适当地延伸，以建立起社会关系及情感纽带，从而实现社会团结（莫斯，2017：54）。在分析礼物交换的过程中，莫斯重新思考总体性社会事实，并将其看作一个运动的过程：在莫斯这里，“‘社会’体现为事件与过程的交替循环——体现为自发行动和普遍规则的相互规定——即一种预期和意外、主动和被动连续综合的时间化了的‘生活’”（汲喆，2009）。集体生活的社会性与时间性交融在一起，社会成员生活在此时，同时也在期望着未来的实现。这不仅仅是精神上对神学的认同（祈祷中的等待），同时是经济生活中对承诺的默许（礼物交换中的等待）。

从祈祷和礼物交换等现象所指示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出发，莫斯实际上将等待概念做了普遍化处理，并直接将等待视为社会生活本身。

我们在社会中彼此相处，是为了彼此，等待着在我们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结果；这就是共同体的基本形式……集体等待（l’attente collective）的概念是我们可以探索的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法律和经济的生成性观念：“我期望/等待”（“Je m'attends”）；这就是所有集体性质的行动的根本定义。它也是神学的起源：“上帝将会听到——我不是说将会满足——我的祈祷”。（Mauss，1974：117）

莫斯所谓的“集体等待”概念即一种集体的关于未来的期望状态，一种在共享的时间体验中促进集体的团结机制，它是宗教信仰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Reinhardt，2018）。这意味着个体等待成为集体行动的一个基本元素——集体的维系依赖社会成员发起一种为了他人的等待。因此，无论是在祈祷和礼物交换的社会现象中，还是在共同体的集体等待中，我们都看到等待作为一种总体性社会现象能够同时在各种制度中绽现（莫斯，2017：5）。这种“总体性社会事实”混融了“人与物、人与人、个体与集体、集体与集体、精神与物质、当下与未来”（汲喆，2009）。可见，关于等待的时间体验，莫斯得出了与柏格森相同的结论——它涉及主体性的精神主义和个人主义，同时又将与之相关的社会性及各种社会事实囊括了进去。

总而言之，莫斯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及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中找到了分析时间性的综合路径，通过关注到交换延迟的同源性问题，将等待视为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进而在等待的时间体验中囊括了社会性与主体性的双重属性。在等待的时间体验中，柏格森看到了专注于思考与生活的主体，齐美尔随后发展出主体经验与社会逻辑的相互关系，莫斯则直接推动了主体性、时间性与社会性的混融。

（四）社会情境的等待界定

根据上述社会理论基础，我们可知，等待不仅存在于糖溶解的物理进程中，还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宗教实践，或是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之一，甚至是一种促进集体的团结机制。由于等待类型具有多元性，关注时间、主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等待研究难以将所有经验现象囊括在内。在展开等待的社会学意义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对本研究关注的等待作相应的界定。

就等待的类型而言，等待可作为纯粹的自然事件（如等开水沸腾）或社会事件（如等某人开会）（Gasparini，1995）。由于关于时间的实践与逻辑只有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分析才有意义（亚当，2009：52），本文主要关注作为社会事件的等待。作为社会事件的等待可以有明确的等待对象，也可以没有任何对象（如随便等什么事情发生）（Crapanzano，1985：46）。根据是否有所渴望（longing for any desire），等待又可分为情境性等待（situational waiting）与存在性等待（existential waiting）（Dwyer，2009：19；Svendsen，2005：42）：前者指由特定情境产生的等待，它有所渴望，且被社会世界中的功能、阻碍或欲望所影响；后者指没有任何想法或渴望的具身等待，尽管这种等待与社会世界有关，甚至直接由其所致，然而它表现出与社会世界的疏离，进而存在于孤立的自我世界中（Dwyer，2009：19-21）。由于只有情境性等待植根于社会关系中，存在着时间、主体与社会相互作用，我们主要关注作为社会事件的情境性等待。这也意味着我们接下来所讨论的等待都涉及一种关于社会事件、行动或他人之渴望。

在阐明本研究所关注的等待类型之后，我们关于等待的概念界定便随之出场了。本研究中的等待指的是在渴望的社会事件、行动或他人到来前保持着期望或准备状态（Schwartz，1975：167），或者保持着静止的动作（Gasparini，1995：30），这是一种基于人们对“事件或欲望的时间结构”之理解和解释的体验（Weigert，1981：227）。为了更好地理解等待，我们还需进一步厘清等待与期望的区别，以及等待与行动的关联。

等待者可以持有对即将到来事件的期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等待与期望在概念上可以互换。期望通常存在于既定的社会角色、规范、程序或关系网络中，主体可以预期某一事件将在某一特定时间发生，能主动控制所处情境（Gasparini，2004）。相较之下，等待存在着更多的张力。等待主体会受到其他行动者的制约（Gasparini，2004）；此外，等待的预期更为模糊，对其能否实现更具不确定性（Crapanzano，1985：44）。

等待既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态度（Dobler，2020）。等待可以是一种直接的行动，即作为一种保持动作（holding action）、一种行动持续（lingering）而存在（Crapanzano，1985：44）。等待还可以是一种关于我们所做之事的评估态度，这也意味着人们在等待中可以同时发起其他行动（Dobler，2020）。如何调动等待中的行动潜力进而成为等待研究中的焦点（Zigon，2018）。在众多的行动支撑中，“希望”不仅是一种行动的力量（布洛赫，2012：15），且同样蕴含着时间、社会和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希望成为等待的行动转化及价值生产之关键。

综合以上分析，社会成员关于等待的体验存在于社会时间的框架中，还涉及个体时间的生成性与差异性。这种普遍性的时间体验既包含着社会成员作为客体受制于时间结构的部分（时间支配），也包括他们作为主体实践着生命时间的部分（支配时间）。由此可见，关于等待的系统性阐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间、社会和主体的相互作用。

三、等待的社会性：他者指涉

通过回溯等待的社会理论基础，我们可知，等待的时间体验具有社会性与主体性的双重属性。处于社会时间框架之下的等待首先意味着一种“他者指涉” （other-reference），即等待是一种个体指向外部世界或他人的时间体验，等待者既受外部世界或他人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外部世界或他人。这意味着，等待者构建出复杂的关系性互动，使得主体时间嵌套在社会时间之中，并与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网络相连（Debele，2020）。时间的社会性也是一种实践的产物（Foster，2019），因此，关于等待社会性的分析可以置于等待时间的延展过程中来考察。具体而言，等待的发生基于时间的制度性安排，其生产机制还因社会分化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等待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延展过程，这种关系延展的过程机制可通过制度、组织与私人三种社会领域展现；等待的结果则通过对社会的整合表现出来。

（一）等待的发生：时间的制度性安排

社会成员开始等待是时间制度性安排的结果，也即是说，时间作为一种秩序工具，普遍地协调、定位和规范社会成员的个人时间（亚当，2009：53）。这种制度性安排通过时间建构与同步性这两种根本性条件起作用（亚当，2009：130）。前者体现为主体的时间实践被他们所处文化环境所塑造——等待的产生既是社会、文化和技术的伴生物，也是大规模经济体系发展、时间日益分割、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的结果，还是日常生活被科层制侵蚀的必然产物，最后通过为等待施加正当性的法律先例、政治决策和城市历史表现出来（Moran，2004）。这些强制的时间分配甚至不需要明确的条例要求，导致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各种与等待相关的符号意义（Schwartz，1975），进而为等待的必要性所困。

时间的制度性安排除了将时间建构特征作为一种关键性支撑，还有赖于时间的同步性，以此制造出社会成员对时间的协调需求，进而导致等待的发生。由于时间存在同步性，一旦行动双方存在着不同的时间安排，就容易导致一方等待另一方，以满足双方时间框架的连续（亚当，2009：146）。这种时间安排的同步性尤其体现在集体生活节奏中。当社会成员被要求与所属集体的时间节奏同步时，刚性的时间节奏以及集体时间的同步规范容易导致私人时间与公共时间的冲突（泽鲁巴维尔，2009：169）。通过等待，社会成员发展出灵活的间隙时间，目的是适配其他社会成员的时间节奏，从而开展互动。由于这种同步性的存在，社会成员在集体生活中的安排总是需要适配互动对象的个体时间节奏，使得等待成为社会互动与集体生活的必然产物。

虽然时间建构与同步性是规范性因素，但由于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分化程度，使得时间协调存在着不同的复杂性（Bergmann，1992）。因此，我们还需区分等待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发生类型。相关研究指出，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与晚期现代性社会分别存在着三种等待的生产机制（Göttlich，2016）。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的时间安排具有一致性，且社会界限相对分明，等待的产生通常建立在跨越社会界限所需的仪式之上，这是一种关于身份或地位过渡的等待。在现代社会中，等待的产生通常建基于社会互动链条的延伸以及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目的是实现集体成员的共同生活。因此，现代社会通常会通过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例如候车室中的列车表）有意地造就一种确定型等待。晚期性现代社会则制造出危机型等待：此时，由于等待日益普遍化且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它缺乏既定的行为规范作为支撑，因而极具不确定性，可被视为一种危机。可见，随着社会进程之推进，时间的制度性安排逐步实现了等待情境的复杂化。

（二）等待的过程：社会关系的延展

时间的制度性安排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不同程度的相互依赖，由于等待涉及一种关于时间的互动形式，这种社会关系在等待的开展过程中继续延展开来。在社会学关注行动者与政府、市场及社会互动的传统中，等待过程中关系延展的研究成果主要通过制度领域的治理关系、组织领域的供需关系以及私人领域的协商关系这三个维度体现出来。

第一，就制度领域的治理关系而言，现代性发展产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进而生产出结构性权力，使得等待成为一种治理技术。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政府减少干预力度，将资源配置方式转为由市场价格和个人支付能力决定，导致社会中下层群体对于食物、教育、医疗保健或住所等资源的获取都存在一个被动等待的过程（Auyero，2012：157）。这实际上可被看作一种统治的过程，因为这个规定再现了贫民与国家代理人之间存在的权力不对称关系（Auyero，2012：30）。科层制度就可以通过操纵人们的时间来建立秩序，形成了时间的分配权的掌控，通过让一部分人等待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并通过让一部分人不用等待来建立庇护关系（Puygrenier，2022），从而操纵治理对象。借助人为地制造出控制他人时间的途径，等待的治理策略成为权力的展演。

第二，就组织领域的供需关系而言，等待是供应和需求之间不均衡的结果。组织迫使目标群体等待的关键在于组织对特定资源的占有与供给，当单位时间的需求人数多于供应组织的容纳能力时，等待便发生了（Bergmann，1992）。与供需失衡相关的是获取渠道的有限性（Schwartz，1975：15）。如果存在其他可选渠道，等待者就可以选择其他途径来减少或避免等待的发生，此时等待者也就相对不那么被动了。因此对于组织而言，一味地促使等待发生自然并非是一个最优选项。然而，需要等待的人不仅因为缺少相应的资源来选择其他可免于排队等待的渠道，而且也缺少相应的资源来支付为减少等待时间而产生的额外费用。比如在医疗系统中，普通的候诊意味着较长的等待，但是患者一旦支付了额外的费用就可以无需等待，并得到更多的照料（Hillman，2014）。缺乏支付能力的等待者只能通过时间的转移支付来获得服务。

第三，就私人领域的协商关系而言，等待的开展包括“反思”和“社交”两种形式（Foster，2019），这意味着行动者在等待中可以重新思考个体的时间安排，进而发展出与他人的互动形式。例如，只有人们轮流说话和倾听，才能使意义得以传达，进而完成相互协调的互动（亚当，2009：146）。协商关系的建立促进行动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圈子的建立，也增加了个人进步的机会（Lahad，2017：125）。这种关于共享时间安排的协商关系的建立体现出个体时间与他人时间达成一致的努力，进而在互动形态的调整中塑造出社会关系。在这种积极与对等的协商关系之外，等待中的不平等式协商受到学者更多关注（Schwartz，1975：35；Schweizer，2008：6；亚当，2009：147）。

等待在制度领域、组织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开展过程表明时间体验的具体特征取决于个人如何协调社会时间以及协调自己与他人的时间。由此可见，从行动者视角出发，等待本身便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存在（Schwartz，1975：176），它不仅是一种不对称社会关系的仪式化表达（亚当，2009：147），而且涉及基于利益与资源的理性选择，还意味着协商关系中的对等沟通。

（三）等待的结果：整合社会的条件

社会现实通过人们在不同领域中的等待塑造出来，也正是这些不同社会领域的等待产生了个体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之联结（Gasparini，1995）。因此，等待是促成社会整合的条件之一。等待的这种社会整合作用具体表现为实现稀缺资源与社会身份的分配，以及促成互动秩序。

首先，等待是一种分配稀缺资源的媒介（Göttlich，2018）。具体而言，稀缺资源的分配通常需要根据时间紧迫性以及资源的实际价值，区分出分配的优先次序（亚当，2009：147）。通过将等待作为使这种次序成为可能的时间工具，社会秩序不必因为一种即时性的资源分配不均而面临冲突。那些等待资源分配的社会成员虽然没有实际拥有这些资源，但是由于他们因等待而存在着一种关于资源获得的想象（Dobler，2020），能够产生对当下秩序的认同。

其次，等待促使等待者获得一种新的或者临时的社会身份，从而促使社会关系从人际间扩展至群际间（Dobler，2020）。比如说，暂时性脱离正规教育或职场工作的间隔年（gap year）现象逐渐成为当代青年积极构建新身份的时间实践。通过一种“为自己生活负责”的话语符号，这种与等待状态相关的时间设定创建出时间被积极利用的意涵，并通过群体内部的相互模仿发展为全球现象，从而成为当代青年身份的直接反映，进而重新定义了当代年轻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彰显出青年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及其社会话语影响力（Snee，2014）。

最后，等待还有利于互动秩序的生成。由于等待也是一种协调互动的时间工具，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规范通过具体等待情境建立起来。此外，那些处于相同等待情境的社会行动者可以将等待转化为一种共同的经历，进而发展出社会团结的基础（Reinhardt，2018；Dobler，2020）。

通过分析等待的社会性，我们不仅看到时间体验在不同社会领域分布的差异性，也可以发现等待“他者指涉”的属性意味着一种社会共享的身份意义与时间实践。等待的这种社会性意涵实际上超越了时间与权力的批判性分析框架，全球的时间和地方的时间、等待的人和被等的人、主动的等待和被动的等待就此融汇在一起。

四、等待的主体性：自我指涉

等待的社会性决定了主体在时间中的体验是一种共享的理解社会世界的方式，这种时间体验并非单向的社会建构和制度安排，也不仅是个体的主观感知及实践，而是两者交互的结果。由此可见，时间的社会意义受到实践的主体对时间意义建构的形塑。我们可以按照等待对行动者的不同意义将等待分为三种类型：作为行动阻碍的临时中断（provisional interruption）、具有替代性意义的间隙时间（interstitial time）（如为获得短暂的休息而等待），以及对个体行动者富有积极意义的等待体验（Gasparini，1995）。因此，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看，处于社会时间框架之下的等待还具有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主体性，即等待是一种个体用来指称或表述自身的时间体验。等待者通过理解时间过程维持着期望状态，进而内化时间体验的意义。由于行动者的身体、灵魂、行为、存在方式及思想构成主体的主要要素（Foucault，1997：177），所以等待“自我指涉”的主体性可从具身体验、行动状态、自我认同与时间能动性这四个方面展开。

（一）具身体验

身体是一种长时段的发展项目，这使得等待的具身体验首先指涉身体成长过程本身所具有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意味着关于等待的时间安排直接嵌入身体发展之中，等待自然成为个体生命时间的内在属性（Allison，2018）。“待成年”（waithood）这个概念集中体现了身体的生长安排与等待体验的关系：这是等待（wait）与成年（adulthood）两种范畴的结合，意指青年人因延迟进入婚姻所导致的青春期和完全成年之间的时间间隔（Dhillon et al.，2009）。这种时间间隔的概念充分体现出作为社会范畴的时间一方面受到社会的系统性定义，另一方面也与个体的生命历程及身体发展密切相关。

关于等待的时间安排进而直接投射到身体对等待的反应上，这种具身体验可表现在人们的认知及情感反应中。当等待通常包含对期望的设想时，人们会更关心等待何时结束，使得个体在等待中感知到别样的时间流逝速度（Schweizer，2008：20）。例如，如果人们倾向于关注流逝的时间，等待的时间则会在人的焦虑和不确定感中显得格外漫长，这种对等待时长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进而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决策行为（Schwartz，1975：167）。虽然等待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得到更多的关注，但由于等待的状态和行动者能力具有差异，因此等待所带来的具身性情感体验有多个面向：它可以是平静的、耐心的，也可以是焦虑的、不耐烦的，这取决于是将等待当作重要的和有意义的时间间隔，还是将其视为浪费时间（Crapanzano，1985：44）。

身体是主体生活的核心元素，通过管理时间来安排身体成为人们介入社会生活的能力之表现（Jeffrey，2010：120）。主体通过等待或不等待、如何等待的安排维持着有效的身体管理，进而将时间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而非仅仅当作衡量身体的尺度。

（二）行动状态

等待意味着人们会从一种行动或存在状态转移到另一种行动或存在状态中（Göttlich，2016）。由于时间性和流动性存在相互依赖（Jeffrey，2010：125），等待的行动状态主要通过流动性与非流动性表现出来。对于尚未实现期望结果的等待主体而言，等待状态意味着搁置与暂停。也正因为此，在以进步为导向的社会现实中，等待被视为一种“存在性非流动”（existential immobility）（Hage，2009），即人们的生活可行性建立在对流动性的想象之上，然而当等待成为一种必须忍受的且不可避免的消极状态时，这种生活可行性的信念将随之受到影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从时间的效率与价值角度出发，由于整个社会为发展经济的追求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时间观，即认为时间需要被更有效地加以利用以获得更大利润的观念所形塑（Bissell，2007），非流动的等待体验意味着发展与行动的困守状态，自然就掺杂了消极意涵。

等待中的非流动状态并非充斥着消极和无能为力，人们可以在富有意义的等待体验中创建出积极的时间意涵，进而在一种未来取向中实现行动状态的转换。特别是在充斥着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社会中，个体通常需要等待专家作出诊断后才会付诸行动，这限制了主体流动，但同时也消解了部分风险，进而有助于未来的行动。因此，强调等待中的非流动性的意义也是强调一种对流动过程的持续性质的把握，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融合在一起的。

除此之外，行动的非流动状态与流动状态是相互依赖的，尤其是部分的流动与另一部分的非流动密切相关，这就是“机动/停泊辩证法”（the mobility/moorings dialectic）（Urry，2003：126；Sheller & Urry，2006）。这意味着，尽管现代性中的时空多以流动性的形式存在，但也正是固定和不变的等待状态成就了无处不在的流动性。迈向发展的流动所隐藏的话语是待发展与非发展，按此意思而言，流动性就如柏格森分析的变动性那般“意味着一种缺陷或缺失，是对固定不变形式的追寻”（柏格森，2013：279）。等待的非流动状态为流动提供了缓冲，流动的速度、变化和前进意味着需要另一方的暂停、间隔和不变。时间性和流动性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再现了流动个体与非流动个体应对不同类型的时间失调的努力；同时，多种相互作用的流动性最终使得所有的个体性都以网络的形式联系在一起（Sheller & Urry，2006）。

（三）自我认同

等待之自我指涉的特征是时间意涵内化的结果，它影响着个人对自己成长和发展的认知，涉及主体利用时间意义来表征关于自我身份的理解。由此，等待主体的存在方式通过以下三种形式与自我认同联系起来。

第一，等待状态的延续性会固化已有的身份认同。比如，那些被裁定为社会边缘人的长期待业者在经历持续的非流动状态后很容易丧失对于待业期的自主控制，进而成为“时间局外人”（temporal outsider）（Nielsen et al.，2021）。也正是因为自我认同可能促发一种对等待状态的接受态度，那些已经处于持续性等待状态的人在获得关于等待体验的角色认同之后更容易进一步陷入其他的等待情境中。

第二，等待体验会带来已有认同的转变。举例来说，全球化下的国际派遣劳务潮流产生了一批因照顾家庭而移居国外的随迁全职太太，她们为支持丈夫国际事业的拓展而离开了自己原本的社会支持系统。在移居国外与结束派遣的时间间隔中，等待回国过程的暂时性虽然可以帮助她们积极适应跨文化的生活情境，但是等待结束的时间模糊性也会限制她们追求长期目标的动力，进而令其产生对自我认同的怀疑（Slobodin，2019）。

第三，等待状态的转化还会产生新的认同。在等待涉及对未来的期望时，个人会产生关于“未来的自我”（a future self）的认同（Brekke，2004：18），这是一种关于自我的认知和行动能力的未来设定，意指个人提前设想一种自我将如何应对未来实践的方案，并通过影响当下行动检验该方案，产生持续性的生成作用。在等待涉及行动方向的选择时，个人会产生“主体化的自我”（a subjected self）的认同（Debele，2020），即个体通过内化外在的时间秩序产生关于时间分配秩序的理解，进而判断自己是应该采取接受等待状态的态度，还是转而发起反抗。

（四）时间能动性

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的，思想意识是主体的组成要素（Foucault，1997：177），而关于时间的意识更多地涉及一种主观性（Gorham，2017）。由于社会学对意识的分析更强调意识能动作用的部分，所以我们关于主体意识组成要素的分析主要关注时间能动性（temporal agency）。时间能动性被定义为个人管理时间的努力，这涉及主体控制自己及影响他人时间体验的能力（Lahad，2017：23）。正是因为等待被视为成本，才出现了各种将时间合理利用起来的努力，尤其表现为人们通过自我意识及其控制对零碎的时间进行有效的使用。等待的主体性进而与时间能动性相关。例如，当中国留学生在疫情期间不得不滞留国内时，他们通过调整个人生活节奏、与同类群体的时间实现同步与共鸣来消减等待复学中的不安和焦虑（Wang，2022）。然而，现有的研究对等待能动性的探讨主要关注一种强制的情境性等待（Brekke，2004；Auyero，2012：79；Hillman，2014），而所谓的时间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限的、被削弱的。

由于行动者对于等待状态的控制程度不同，展现出不同程度的时间能动性，其时间体验的差异性结果也就此产生。因此，等待主体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利用时间的能力。在自我指涉中，等待的时间体验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主体反思时间及自我的机会。基于时间的持续性延伸与社会性扩展，自我指涉的等待时间折射在一个包含关系、压力和时间结构的流动性中，并与一个人的过去、当下、自己及他人的未来联系在了一起（Shahjahan，2023）。

至此，通过揭示等待的社会性与主体性的相互关联，我们可以看到，等待成为一种生产性的领域（Jeffrey，2010：172），意味着一种共享的和有序的社会时间塑造了主体性，又被主体性所塑造。等待的体验带来主体之间持续的社会关系的培养，并在更广阔的时间光谱上存在（Auyero，2012：27）。等待主体协商着时间的同步性，在社会时间被塑造为普遍利益时，等待这种自我指涉的主体性则将时间社会性置于讨论的核心，进而开启了关于时间正义的积极探索。

五、从双重属性到双重价值：等待中希望的生产

以上关于等待双重属性的分析指出了等待时间的社会性与主体性在理论阐释中的相互联系，然而仅仅从属性层面来讨论等待并不足以回应社会时间主体性不足的状态。等待的体验与行动主体都涉及一种现实经验的存在或行动状态（Dobler，2020），建立等待主体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经验的联结还需要考虑等待研究应该如何从属性层面的探讨过渡到价值层面的分析。尤其在人们常常为等待的必要性所困的当代背景下，挖掘等待所具有的社会性及主体性价值成为时间社会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就如何实现从双重属性到双重价值的转化而言，在前文所提到的作为行动潜力的“希望”之生产中，我们可以找到将等待的社会性与主体性之双重属性发展为社会性与主体性之双重价值的方法，进而探索联结时间、主体与社会的行动方案。

“希望”被定义为“对实现目标的期望”（Stotland，1969：2），是一种体验“自我作为潜在的或实际的能动者”的过程（McGeer，2004）。由此可见，该概念最初就是指涉主体的能动性。这意味着等待与希望在概念内涵上存在重叠性，都指涉行动者的期望及可能的行动。等待与希望也存在相互作用（Gili & Mangone，2023）：希望为等待提供支撑，维持着等待的继续；等待的存在则促使希望生产。也就是说，一方面，人们因为心怀对未来的希望，才能在当下的不确定中维持着等待的状态；另一方面，人们因为处于等待的状态，为实现渴望而产生了对未来的希望。

在希望与等待的主体性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在等待中生产希望的第一要义：希望架构起主体的等待意义及行动潜力。自然时间的运动性以及社会时间的结构性使得主体只能消费时间，而无法存储时间；当人们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处于等待中时，等待意义的生产有利于缓解主体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Auyero，2012：133）。由于行动者的等待通常与实现目标的期望相关，希望为积极的能动者提供了一种动机和认知以实现目标（McGeer，2004）。当这种与目标实现相关的认识支撑起等待的意义时，希望可以抵消主体在等待中产生的困守感，削弱对未来的担忧。希望进一步为行动提供了必要条件（Stotland，1969：7），这种对目标的期望和能动状态有助于将等待转化为达成目标的手段（Snee，2014），因而希望的生产是在等待中生成富有积极意义的主体行动之条件。

除了主体性之外，就指向未来的时间性来看，希望的本质性特点之一是具有“面向各种未来的时间维度”（Gili & Mangone，2023）。希望某事件或结果的发生实际上也意味着在现在时间与未来时间之间建立联系，该时间性与等待的未来指向一致。作为一种“未来的现在”（Gasparini，1995），等待的时间体验以一种明确的时间导向指向或确定或不确定的未来（Crapanzano，1985：46）。等待的主体由于渴望着未来的某个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关于未来的希望之需求。等待是朝向未来的，而希望指向“尚未完成而将要完成”的领域（布洛赫，2012：70），直接建立起当下的等待与期望的未来之间的联系。在希望的作用下，等待的状态进而演变为对一种准备状态的保持，以迎接预期的事件或行动之发生。

在希望与指向未来的时间性的关联中，我们看到了在等待中生产希望的第二要义：希望架构起能动的等待主体与未来的联系。希望是面向未来的具有积极作用的社会事实，为行动提供时间方向（Zigon，2018）。在等待的时间体验中，主体的能动性体现在主体对未来希望的构建上，这包含了主体对经验的反思，以及将抽象的未来进行具体化的努力。以生命时间层面的未来性为例，在社会老龄化与原子化的双重进程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独自生活，面临着在无人知晓中走向生命终点的“孤独老”问题。独自生活的状态并不一定会导致社会排斥，但被动等待死亡的状态将为当下生命带来个体劣势；这时，如果能建构起对未来的希望，当下生命与未来死亡的矛盾则可能会得到解决（Allison，2018）。因此，希望的存在与对未来的自发性反思相关，在等待中人们通过生产希望来协商未来，从而实现了主体性价值与时间性的联结。

我们可以进一步在等待的社会性中找到集体希望的存在，从而与等待体验的主体性与社会性之双重属性联系起来。等待的社会性除了涉及时间的结构性特征及关系性运作，还包括一种集体的等待状态。集体等待虽然表现出一种时间的同步性，即通过共同的等待目标，个体的等待体验同步到集体的状态中；然而，时间的同步并不意味着体验可以共享。例如，在关于自然灾害（如台风、地震）灾后复原的集体等待中，个体生活状况的差异和结构性不平等使得一种原本作为共同经历的体验产生了个体活动节奏的异质性，反而加剧了社会差异（Sou ＆ Howarth，2023）。因此，集体等待需要发展出协作机制，而非将等待的他者指涉视为一种关于等待所分配的稀缺资源的竞争机制（Dobler，2020）。作为一种个体行为，希望可以在共同体的存在下生成出社会性范畴，进而发展出一种相互支持的“集体希望”（Gili & Mangone，2023）。这是集体成员互相影响、互相鼓励、规划未来的支持机制，在此基础上可凝聚个体希望，并促进“自我指涉”与“他者指涉”的积极实现。在集体希望中，集体等待的时间模式塑造出集体间的对话和集体行为（Jeffrey，2010：133），进而在社会时间的结构中发展出集体的关系支撑及行动依据。

在集体希望的社会性中，我们看到了在等待中生产希望的第三要义：希望桥接了等待体验的自我、时间与他人之间的关联。关于等待的时间体验是关系性的，等待的消极体验部分源于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Auyero，2012：156），但是集体希望在等待中的社会生产则可以带来一种基于相互支持的时间安排，通过支持所构建出的社会关系进一步被社会制度接受并承载，最终产生集体等待的行动可能及意义（Dobler，2020）。当等待与希望成为社会性范畴时，时间体验从个体经验发展出社会属性及集体实践，进而兼具主体性与社会性之双重价值：通过努力生产希望而架构出时间性、主体性及社会性的联系，等待体验中的意义感构建出人们应对不确定未来的社会性力量，同时满足着个体对于时间的基本需求——保有对周围时间的安全感和控制感。

六、余论

尽管等待是一种重要的当代时间体验，但在社会学对时间的社会建构与规范秩序分析的偏重下，等待的主体体验的生成与作用机制始终未被系统地阐释，使得关于等待的时间社会学研究不能发挥应有的理论建树及经验分析价值。本文从时间的社会建构论考察出发，通过回溯经典社会学中等待议题的理论脉络，聚焦于时间社会学的主体性不足问题，最终发掘出等待体验中所存在的社会性与主体性之双重属性。

在等待概念的社会理论化工作中，本文一方面力图与时间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对话，围绕着等待的双重属性提出时间体验中主体与社会的混融机制；另一方面希望抽象的时间理论能够落实在经验现象的分析中，叙述当代的等待体验。特别是在迅速变迁的中国社会，经济增长目标下对速度和效率的强调使得社会竞争加剧，进而延长了人们完成就业、结婚和买房等生命历程的过渡时间，使得等待的社会情境普遍化。在全球蔓延的个人与社会互相脱离的社会撤退（social withdrawal）浪潮中，人们面对各种延长的等待转而选择逃避相应的社会任务（如就业、结婚或考试）。然而，时间社会学领域尚未对当代等待体验给予充分的关注。在余论的部分，本文希望在普遍的等待及潜在的社会撤退经验现象中展示一种强调社会与主体双重属性的时间社会学的经验分析价值。

如前文所述，各种过渡期的等待状态由与效率和速度相关的社会时间框架生产出来。该时间框架一方面制造出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对于竞争及能力的需求，延长了经验积累的时间成本，进而产生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排斥（Jeffrey，2010：9）；另一方面，效率和速度制造出一定的社会期望，该期望要求人们在限定的时间内履行诸如成家立业等社会任务，从而完成向社会期望角色的过渡。在这种竞争的结构性需求中，处于等待期的人们被要求履行相应的责任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承担着相应的压力。当他们被结构性压力压制时，其主体性的存在容易被忽视，进而使其倾向于拖延向社会期望角色的过渡，最终选择社会撤退。在等待的主体性与社会性关联中，作为个体选择的“躺平”虽然意味着主体性的撤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结构性压力的存在。

因此，我们对“社会撤退”的关切建立在“等待的一代”（Dhillon et al.，2009）这一社会事实的认知基础之上，这是普遍的结构性压力的结果；但是，面对同样的时间秩序与社会规范，社会撤退仍是特殊的主体性选择。在受到系统性排斥的等待时期，为应对主体性撤退，希望的生产可以唤起特殊的主体性力量。然而，希望的生产需要结构性的支撑，提高社会机构的效率以及保障个体时间权益等时间议题确实在提高希望的生产概率，但也对社会生产希望的能力提出了要求。在结构性压力下的普遍等待面前，对国家及社会生产希望的能力之需求昭然若揭。事实上，生产希望的能力就是一种社会礼物（social gift）（Hage，2003：10），它能够促进互惠的实现：当国家具备生产希望的能力时，民众将自视为未来工程建设之一员，进而产生对国家的信任（Hage，2003：146）。对国家而言，该礼物能带来民众的信任，毫无疑问，这是秩序得以可能的基础；对民众而言，该礼物能带来希望，这是民众从事未来生产生活的支撑。这意味着国家需要为各种等待及过渡提供潜在的支持，从而实现“社会礼物”交换的互惠。

这种关于时间的社会性建构表征与能动性主体存在的探讨凸显出时间社会结构中的个体性困扰，但并非意味着将时间议题个体化。只有将个体的时间与更广阔的时间景观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发挥出时间的社会学想象力，从而正视日常生活中的差异性权力、科层机构运作的系统性暴力以及时间自反性中的行动潜力。等待的时间体验重构了社会时间的意涵，它联系着自我的生活世界与公共生活，存在着社会性力量与主体性存在的交互作用，并为社会成员生产着社会位置。也正是在社会时间的主体性中，我们可以期望自我实现与社会参与互惠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