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勇骐 | “不让吃肉！你算老几？”：县城老人无证婚姻的重组家庭中，话语权力体系的建构逻辑

潘勇骐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一、年味稀薄的饭桌战场

笔者生活在河北中部的某县城，县城的冬天冷风刺骨，家中的暖气片在嗡嗡作响，家中的环境虽然温暖，但却烘不热一锅凉了又热的红烧肉。

这是姥姥和老伴“搭伙”的第六个春节，两人没有领证，平时挤在60平米的旧职工房里过活——客厅摆着各式各样的拐杖，卧室吊柜锁着降压药，阳台上晾晒的秋裤永远缀着膏药贴的印子。

今天是大年三十，姥姥的女儿邀请她到家中吃饭。老伴正拎起三轮车钥匙时，姥姥正扶着墙往三轮车的脚蹬上费力迈去。

“下来！”老伴的吼声震得楼道声控灯骤亮。

“好，好，你来，你来。”姥姥不情愿的从三轮车前方下来，由于脑血栓后遗症的缘故，在运动方面的她自是争不过老伴的。铝制车斗在颠簸中吱呀摇晃，冬天的冷风割的人脸上生疼，姥姥呆呆地坐在三轮车的后座上，像往常一样由着老伴带着她出行。她想起女婿电话里说的"特意做了红烧肉"，琥珀色的肉块在砂锅里咕嘟冒泡，将姥姥的嘴角向上翘起。（就让这倔老头当车夫吧，待会儿坐在主座上夹肉的可是我）

不久，姥姥就已经和老伴从三轮车上转移到了饭桌旁，身边除了老伴还有她的女儿女婿们，年夜饭的第五道菜刚上桌，冲突就炸了。

“我就吃一块！大过年的！”姥姥的筷子戳向红烧肉，手腕却被老伴按住。老伴的脸铁青，姥姥的脸色也没有好到哪里。“你平时不让我吃肉，连个油水也没有，饭也不让我做，我过年多吃几块肉怎么了！”姥姥心虚的说道。

事实上，姥姥不久之前便体检查出血脂过高，面对老伴的执拗，她也不再好讲些什么，便默默的将筷子挪向一旁的白菜夹去。

“叔，我妈都七十了，还能吃几年啊？”说罢大姨趁机往姥姥碗里夹肉：“现在不享福，等躺床上想吃都嚼不动！”、 “再说了，妈，你怎么什么事都听他的，自己想吃就吃，怎么叔说啥你就干啥，一点话语权没有！”

“砰！”老伴突然起身，把手里的碗筷重重砸在桌子上，面色铁青地走到沙发旁一言不发，默默坐下。

饭桌霎时死寂。电视里春晚小品兀自喧闹，与家中寂静的气氛相撞到一起。

二、无证重组家庭的结构性生产机制

姥姥的上一个老伴10年前去世了，自打老伴去世之后姥姥一个人生活了4年，为了减轻儿女养老的压力，这才在70多岁找了现在的老伴一起搭伙过日子。事实上，据笔者了解，姥姥的情况在县城中并不少见。随着老年人的年龄不断增长，丧偶老年人的数量逐渐增加，而这类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

1. 法律规避的隐性契约

从经济层面来看，由于县城居民收入水平有限，老年人的子女大多在白天忙于工作，只有傍晚下班后才有时间照顾老人。单身的老人们体谅子女的艰辛，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选择找老伴 “搭伙” 过日子。同时，领证结婚涉及婚后财产分配等复杂问题，对于积蓄本就不多的老年人而言，这些繁琐的手续和潜在的纠纷让他们望而却步。

从文化层面来看，当前社会对于老年人婚姻仍存在不小的偏见。当老人在年事已高时再次结婚，常常会被周围人背后议论，甚至被贴上 “老不正经” 的标签。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很多老人为了避免遭受他人异样的眼光和无端的指责，即便选择重新组建家庭，也更倾向于 “无证婚姻” 的形式。

而无证婚姻本质是老年人对“婚姻法财产分割制度”与“社会歧视”的规避策略。当法律与社会无法提供低成本的权益保障时，老人们转向建立基于“实质互惠”的非正式契约（如轮流做饭、医药费分摊）。这种契约的脆弱性迫使双方通过日常实践（如控制厨房）确立权力规则。

2. 代际转嫁：孝道伦理的隐蔽外包

在伴侣选择上，由于老年人社交圈子随着年龄增长不断缩小，且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并不具有乡村老人同样发达的熟人网络，子女介绍成为他们寻找老伴的主要途径。子女介绍对象时强调“会做饭/能管人”，暴露出将配偶工具化为“养老替代品”的倾向。这种“情感商品化”过程，使重组家庭沦为代际责任的缓冲带。而往往老人也出于不想让子女过度操心的心理，即便与介绍的老伴在性格、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老年人也往往选择 “得过且过”，勉强凑合在一起。这种为子女着想的心态，看似无奈，实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无证婚姻重组家庭的稳固性。因为他们更看重家庭的完整和子女的安心，愿意为了这些目标而相互包容，哪怕日子里有诸多不如意，也会默默忍受，维持着家庭表面的和谐。

三、健康即权力

在年轻一代男女两性的家庭观念里，常出现 “谁掌握经济，谁掌握话语权” 的情况，然而在老年人重组家庭群体中，经济支配的影响力却没那么突出。那么经济筹码在是如何在家庭话语权力中失效的？又是哪些筹码成为了家庭话语权力中重要支柱？

1.经济资本的失效逻辑

一方面，因为由于无证婚姻的重组形式，老人双方各自掌管自己的养老金收入，基本能满足各自的生活开支，并且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即便有差距，也并不会由较大悬殊。另一方面，探究 “经济筹码” 的失效，需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在老年人无证婚姻重组家庭类型中，依据双方经济实力的差距，大致可将这类家庭分为两类：

一类是双方经济差距较大，这类家庭主要以一方支付另一方经济报酬，从而获取对方服务为基础；而姥姥的重组家庭类型则是双方经济差距较小，以更为平等互助为基础的重组家庭。

就笔者的了解，当前县城里以第二类老年人重组家庭居多。实际上，在第二类老年人无证婚姻重组家庭模式下，组建家庭的双方通常会有以下考量：一是老年人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若其中一方老人突发状况，另一方能够及时打电话联系其子女，避免老人因急性疾病无人照料；二是老年人基于情感需求的考虑，渴望日常的唠嗑与陪伴。且从笔者的观察来看，健康考虑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比情感考虑更为重要。

2.健康资本的生成与转化

以姥姥与老伴的重组家庭为例，老伴的身体状况比姥姥好，而身体健康状况更佳的一方在日常生活中，更有机会掌控家庭中的厨房、三轮车等与 “衣食住行” 相关的关键要素。

而老伴常挂在嘴边的是 “我更健康，说明我吃的更健康，所以吃饭要听我的”“我更健康，说明我的日常生活模式与锻炼方式更为健康，所以你要听我的”。就这样，“健康资本” 成为家庭话语权力体系中的关键力量。

于此，老伴通过健康知识垄断（记住所有体检指标），将体力优势转化为新型文化资本，再通过“为你好”话语包装为道德资本，完成“健康→权威”的资本转化。关心对方身体健康，往往被人们看作是 “道德高尚” 的表现，而当“健康干预被包装为道德责任，拒绝管控则被污名为‘自私’或‘不懂事’，形成一种隐性的暴力。”这种特殊的权力逻辑，影响着老年人重组家庭的日常互动与关系走向，也塑造了独特的家庭话语权力格局。

四、结语

当法律、市场双失灵时，老年人被迫将身体作为权力战场，通过健康资本的道德化维持脆弱的家庭平衡。

当健康成为锁链，道德化作牢房，那些偷吃的肉味，或许是自由最后的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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