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节日·春节 | 郑 艳《同庆新年：传统社会的迎春礼俗》

同庆新年：

传统社会的迎春礼俗

——郑 艳

在鞭炮齐鸣的除夕之夜，人们彻夜守候，共同迎来了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新一年。春节在传统社会中承载着深刻的时间象征意义，其核心精髓在于“辞旧迎新”。自腊月伊始，家家户户便沉浸在辞旧迎新的筹备之中，而除夕之夜一过，则标志着迎新庆典的正式开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无论性别、年龄，亦或社会地位之差异，皆沉浸于欢乐祥和的氛围之中，共同庆祝新年的到来。新春的庆祝仪式，跨越了社会阶层的界限，却又体现着不同群体的趣味，既凝聚了全民的喜悦与期盼，同时又展现了中华民族对于时间流转、生命更新的独特理解与尊重。

儿童迎新春

春节期间，孩子们无疑是新年欢乐氛围的核心体验者，他们沉浸在换新装、燃放烟花爆竹、逛庙会及选购新玩具等一系列传统习俗中，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对春节的浓厚兴趣与无限向往。

爆竹作为春节标志性的元素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据传，新年燃放爆竹源于信仰，人们以此驱邪祈福，成书于汉魏六朝时期的《神异经》中便记载有人们利用燃烧竹子产生的巨响驱逐邪祟、迎祥纳福的传统。南北朝梁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也有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那时的“爆竹”，就是将竹筒置于火中烧烤，竹筒受热膨胀，最后爆出声响，直到唐宋时期仍然采用这种爆竹方式，范成大《爆竹行》诗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新春之际燃放爆竹的情形：

“岁朝爆竹传自昔，吴侬政用前五日。

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

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将仍疾走。

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

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

十声百声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

却拾焦头叠床底，犹有余威可驱疠；

屏除药裹添酒杯，昼日嬉游夜浓睡。”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此时的“天然”爆竹，危险性较高，孩子们还有些害怕。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爆竹进行了改进。后来，纸卷爆竹出现，并且产生麻缠制的引信，爆竹的易燃性增加，危险性也降低，也成为孩子们过年时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

看木偶戏（古时也称傀儡戏），也是孩童们庆祝新年的娱乐活动之一。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详尽描述了傀儡戏作为儿童春节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表演形式与现代的木偶戏异曲同工，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还催生了一些周边商品的热销，成为孩子们在春节时光里不可或缺的节日纪念品。北宋画家苏汉臣的《婴戏图》便生动描绘了一幅儿童欢乐玩耍的温馨画面，图中孩子们围坐一起，全神贯注地操作着提丝傀儡（即宋代木偶戏），另一孩童则模仿皮影戏的表演，展现了古代儿童对木偶戏的深厚兴趣与创造力。

春节期间，庙会成为孩子们娱乐活动的聚集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文艺活动不仅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更寄托了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许与祝福。其中，旧时北京地区广为流行的“太平鼓”深为儿童所喜爱，它源于满族文化，是民族节日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据明代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记载，太平鼓在春节期间主要由儿童参与表演，从初八开始至十三达到高潮，直至十七方罢，这一习俗不仅丰富了儿童的节日生活，也体现了其作为游戏性质的独特魅力。至清代，太平鼓的普及与传承进一步加深了其在春节庆典中的重要地位，其演奏的初衷与内核，始终围绕着丰收庆典的喜悦与庆祝，成为联结人与自然、社区间和谐共融的重要象征。

在庆祝新春的系列活动中，孩子们深刻体验到了节日蕴含的喜悦与温情，同时也在他们纯真的心灵中悄然播撒下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民族精神的传承之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深植内心的种子汲取养分，茁壮成长，最终绽放出丰富多彩的文化之花。

妇女迎新春

春节的时间框架内，女性在筹备辞旧迎新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新年的钟声一旦敲响，她们也有着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庆祝活动，寄托对未来一年美好生活的深切期盼。

“回娘家”作为女性庆祝新年的标志性活动之一，不仅体现了家庭团聚的温馨，也映射出深厚的亲情纽带。唐代诗人薛逢的《元日田家》中写到：“蛮榼出门儿妇去，鸟飞迎路女郎来”，证实了唐代已有出嫁女子在元日回娘家的习俗。此外，还有一项富有女性特色的新年庆祝活动是“迎喜神”。旧时的年历右上方印有八卦图，并标注新年喜神所在方位。正月初一清晨，女性们会相约而行，朝向喜神方位行进，称为“迎喜神”，人们深信此举能带来吉祥与喜气。在民间，“喜”字寓意广泛，涵盖吉祥、幸福、喜悦及喜事等多重含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母以子贵”的传统观念下，女性对孕育新生命的渴望尤为强烈，因此“喜神”常被视作“送子罗汉”或“送子观音”的化身。通过“迎喜神”，未婚女子期盼早日觅得良缘，已婚妇女则希望家中早添或再添新丁。这一祈愿在正月十五前后的“走百病”习俗中亦有所体现，女性们通过外出散步，既祈求健康，也隐含了对家庭幸福、子孙满堂的美好愿景。

在古代，民众常于岁末年初之际，前往邻近庙宇焚香祈福，寄托新年愿景，尤其是春节期间，人们深信此时祈求与占卜最为灵验。春节庙会作为重要的社交场合，也深受古代闺阁女子的喜爱。她们不仅享受庙会带来的热闹与欢乐，更将此视为结识意中人、拓展社交圈的良机。庙会期间，未婚女子有机会与心仪的男子相遇，而许多已婚妇女则通过求签问卦，寄托心中祈愿，寻求心灵的慰藉与指引。而在女性闺阁之中，还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占卜习俗——镜听。清代类书《月令萃编》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做法：女性在正月初一夜，先将灶间清扫整洁，放置香灯，再将厨房常用的木勺置于盛有清水的锅中或类似的容器上，祷告许愿后轻拨勺柄，待其静止，依其指向怀抱镜子出门。驻足后，耳贴镜面，据说能清晰听见人声，首闻之语即为占卜结果。镜占作为女性寄托思念与祈愿的方式，彼时盛行于民间，尤其对于那些丈夫远行未归的妇女而言，它不仅是心灵的慰藉，更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清代史料广泛记录了“镜听”的盛行情况，至晚清年间的春节之际，街头巷尾的年画摊位上，还特别推出了描绘“镜听卜吉”场景的民俗风情画供人选购，进一步彰显了其在民间生活中的深厚根基与广泛影响。

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虽然春节的庆祝方式在不断地融入新的元素，但女性在节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却历久弥新。在现代社会，春节依然是女性展现智慧与温情、传承家庭与社会责任的舞台。

文人迎新春

文人墨客的春节庆祝仪式，别有一番雅致韵味，他们既践行着只有他们看重的习俗，同时也遵循着普通老百姓迎接新春的规矩，既传达着彼此的祝福，也表达着对于新年的展望。

“元日试笔”是读书人春节期间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邓云乡先生在其对老北京春节的深情回忆中，细腻描绘了这一传统习俗的生动场景。新春佳节的首日，老一辈的学者文士们秉持着祈愿吉祥的传统，精心挑选红纸，以工整的楷书挥毫泼墨，书写下寓意深远的吉语短笺，如“元日开笔，笔端清妍。文思泉涌，吉庆绵绵”，并将其庄重地贴于书斋案头，以此作为新年开篇的庄重仪式。此习俗不仅承载着文人们对新一年文学创作丰收的期许，更蕴含了对过往岁月的温情回顾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正如元代诗人张雨在《壬申元日试笔二日立春》中所吟咏：

“天坛庭燎烛层空，映我掌中椒酒红。

故旧离群霜木后，光阴献岁坂轮中。

丹阳谁忆鲁元酒，浊世尚容张长公。

须鬓明朝年五十，长松白雪领春风。”

字里行间，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也有对高洁情操的坚守。自清代至民国，元日试笔之风愈盛，逐渐超越了个人行为的范畴，融入了家族文化的血脉之中，甚至渗透至闺阁深处，成为全体读书人共襄盛举的新年文字庆典。

对于步入仕途的文人而言，他们还需遵循朝廷的新年庆典礼仪，如参与朝贺大典，此传统可追溯至汉代，明代尤为重视，不仅京官需清晨入朝贺岁，地方官员亦遥相呼应，共庆新春。《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便记载了明代正月初一，官府望阙遥拜、随后盛装入衙、相互庆贺的盛况。此外，仕途中人还要进行社交性质的拜年。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有载：“正月一日年节……士庶自早，互相庆贺。”明代京城，元日拜年之风蔚然成风，上至朝臣，下至百姓，皆沉浸于辞旧迎新的喜悦之中。及至清朝中期，此习俗依旧盛行，家家户户于清晨整装待发，祭祖祈福后，便踏上拜年之旅，以此传递新年的祝福与温情。而在文人雅士之间则衍生出独特的表达方式——投刺。

投刺即是一种通过投递名帖来完成的拜年仪式，它源自古代士大夫阶层间的社交礼仪，渐渐演化成为农历春节拜年活动的一种，明清之际尤为盛行。据清代学者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的记载：“明季士大夫投刺，率称某某拜，开国犹然。近人多易以‘顿首’二字。”早期的贺年名帖设计简约，常以梅花笺纸裁制，上端恭敬书写受帖人姓名，下端则署上贺者之名，中间则镌刻“恭贺新禧”“岁岁平安”“万事如意”等吉祥之语，寄托着美好的祝愿。至清康熙年间，为增添节日的喜庆氛围，贺年名帖开始采用红色硬纸制作，色彩鲜明，寓意吉祥。随后，又兴起了将贺年名帖精心装裱于锦匣之中，称之为“拜匣”，此举不仅提升了名帖的档次，更彰显了赠送者的诚意与庄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颇具文人风骨的邓云乡先生，其贺年方式更是别具一格，常以毛笔亲手书写贺年片，并署名“晚邓云骧”，同时钤以“水流云在之室”印章，每一笔一划间，都流露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高雅的情趣。

元日试笔与拜年投刺作为中华民族春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文人墨客对新年的美好祈愿与对过往岁月的温情回顾，更在时代的变迁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这些习俗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现代生活之中，继续讲述着那些关于时间、情感与文化的动人故事。

皇家迎新春

皇帝庆祝新年的仪式更加繁琐与严肃，其不仅仅代表个人或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甚至代表着国家与民族，所以这些习俗在承袭传统文化的深厚寓意之余，亦处处彰显着皇权的无上威严与国家的强盛实力。

以文人社会广泛实践的元日开笔习俗为例，在清宫之中，这一活动被赋予了更为庄重与繁复的形式。每年正月初一子夜时分（即午夜十二点），皇帝会在养心殿东暖阁（亦称“明窗”）举行开笔大典，此仪式始于清世宗雍正皇帝，并作为清代的一项定制，为后世帝王所遵循。养心殿东暖阁内，案头精心布置，陈列着象征吉祥与永恒的物品：金瓯永固杯内盛满屠苏酒，寓意国家长治久安；玉烛熠熠生辉，朱漆雕云龙盘上置有八个古铜吉祥炉，两侧辅以古铜香盘，营造出一种神圣而庄重的氛围。皇帝亲自点燃案上玉烛，执起特制的毛笔，笔端镌刻“万年青”三字，笔管则书有“万年枝”，象征着皇权的永恒与国家的繁荣。随后，皇帝将笔在古铜吉祥炉上略作熏烤，依次使用朱墨与黑墨，在特制的纸上书写吉祥语句，如乾隆三十五年元旦所书：中间书“三十五年元旦宜入新年万事如意”，左书“和气致祥丰年有瑞”，右书“三羊启泰万象维新”，以此祈求国家与个人的福祉与顺遂。这些承载着皇帝心愿与祈愿的墨宝，随后会被密封保存，非经特许，不得擅自拆阅。仪式之后，皇帝会翻阅新历书，寓意着顺应天时，把握国家发展的脉搏。而开笔所用的万年青笔、玉烛长灯及金瓯永固杯等，均会被妥善收藏，以待来年再次启用。

随后，清代皇帝会在大年初一凌晨三点左右，前往乾清宫左侧的昭仁殿东小屋享用新年的第一顿饺子，寓意“岁更交子”，象征着时间的更迭。据学者考证，清宫皇帝在除夕之夜有食用素馅饺子的传统，此习俗可追溯至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他因连年征战，伤亡众多，故每年除夕以素馅饺子祭奠亡灵，以示忏悔与哀思。然而，这一习俗在后世逐渐有所变通。据《清宫膳食档》记载，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一子时开笔仪式结束后，皇帝在养心殿所食饺子中，已包含猪肉长寿菜馅与猪肉菠菜馅，显示出宫廷饮食习俗的灵活性与时代变迁的痕迹。此外，为确保皇帝能享用新鲜出锅的饺子，自腊月尾声至正月期间，每当皇帝跨越门槛之际，随侍的太监便会点燃一串鞭炮，以此作为信号。御膳房内的厨师则依据鞭炮声响的远近，精准调控煮饺子的时间。当皇帝准备品尝饺子时，太监们会恭敬地呈上特制的“剔彩漆大吉宝案”，其上正中“吉”字位置摆放一盘饺子，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进献给皇帝的四个饺子中，有两个内藏“通宝”，如嘉庆年间便分别置入一枚“乾隆通宝”与“嘉庆通宝”，寓意吉祥。

开笔仪式与饺子宴结束之后，新一年的政务活动正式拉开序幕。黎明初破，午门之外已是人头攒动，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汇聚一堂，静待时机。待既定时刻到来，众人依序步入太和殿广场，按官阶品级分列于丹墀之下的御道两侧。钟鼓齐鸣之后，皇帝乘坐舆辇自乾清门而出，途经保和殿至中和殿，沿途执事官员皆行三跪九叩大礼以示尊敬。仪式完成后，皇帝升舆继续前行。至太和殿，皇帝步入殿内升座，文武百官随即跪拜，鸿胪寺官员高声宣读新年贺表。此日，宫中行礼频繁，实为一年之中最为繁忙与庄重的日子，充分展现了清代宫廷礼仪的繁复与严谨。

封建王朝的覆灭，使得更为程式化的宫廷生活没入了历史的长河，但通过文字的记载仍然可以窥见当年严苛与繁琐的礼仪规程，这些特定环境与人群中的生活习惯虽然并非百姓所能传承，但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们在面对岁时更迭时的严肃与庄重。

历史上，不同的人群庆祝新年的方式犹如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既展现了人类共通的对新一年美好愿景的期许，又蕴含着各自独特的文化与习俗。在辞旧迎新的时刻，无论身处何地，人们都不约而同地通过一系列仪式和活动来祈求平安、健康、幸福与繁荣。尽管庆祝新年的方式千差万别，但不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些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新的一年里，人们都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继续前行在各自的道路上，共同书写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篇章。

本文原载于《文史知识》2025年第一期

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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