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中国的中产阶级

10多年来，我的研究领域上的变化令我重塑了自己的分析重点。2003年和2004年时，中国的私家车车主数目正在迅猛增长，推动了机动车体制的产生，我的研究刚刚起步，当时试图追踪这一进程。

在经过了两个夏天的初步考察后，我于2006年7月开始在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进行密集的田野调查，直至2007年8月。我住在一个封闭式小区内，该小区的居民无论用哪种标准衡量都算得上是中产。当时我在一家汽车经销店实习了4个多月。借助我的校友关系网，我采用滚雪球式抽样法，就个人对拥有轿车以及与车相关的生活模式的看法做了半结构化访谈。有些受访者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周末远足、文体活动，还邀我去饭店共进晚餐。我们的谈话有时会从轿车跑偏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我们的互动始终与轿车有关。之后的10年里，我几乎每个夏天都会到访珠江三角洲，跟进我的研究，并且定期去拜访受访者中的几位关键人物。

我田野调查的访问对象涵盖从政府官员到汽车修理工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我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定义“中产阶级”的困难众所皆知。在经典社会理论中，社会阶层必须与生产关系和结构化的经济机会相挂钩，人们把各社会阶层想象成一个渐变的分层。

在这个光谱中，中产阶级被定义为夹在中间“一系列不断变化流动的社会阶层”，但它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因此给研究带来很多不便。另有一个困难之处，是学术研究中的“道德参与”令中产阶级被描绘成跟外国或殖民精英相似，是剥削者和一味追求地位的消费者，这进一步阻碍了对中产阶级的深入研究。但尽管存在这些困难，还是涌现出越来越多致力于研究中产阶级的人类学文献，特别是针对世界上那些欠发达地区的研究。站在马克斯·韦伯、皮埃尔·布迪厄和E.P.汤普森等前人的肩膀上，民族志学者们仔细审视中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借此清楚地揭示出由全球化塑造的社会结构变化。

我的研究路径如下：我将中产阶级的形成视为一个多维度的社会工程，它需要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持续不断的协商和相互适应。之所以说中产阶级具有多维度性，是因为就像“社会阶层”的概念一样，“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概念可以被学者用作一种分析工具，来描摹结构性的不平等和权力关系；可以作为一个人口普查或统计学类别，用于衡量消费力，并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条件所塑造。无论“身为”中产阶级，还是“正在成为”中产阶级，都需要与社会和物质世界不断互动。要理解一个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适合以一种包含大量翔实描述的民族志方法作为工具。

我的采访对象中，大部分的中产阶级人士都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之间。一半以上是从中国的其他地方来到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安家落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工人家庭或基层干部家庭长大，少部分来自农村，经历过普遍贫困的时期。他们对食物配给制度记忆犹新，也记得旧时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品种单一，要么没得挑选，要么可供选择的种类非常有限。城市生活中日常移动最主要依靠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比起他们的父母一辈，他们在步入成年时，生活相对平稳。他们获取教育的成本不高，大多数人在参加工作之前都上过大学，然后才成为公务员（例如明丽）、律师、工程师、医生、大学教授、学校老师和小企业家（如明丽的丈夫）。

我刚开始做田野调查时，虽然已经有些受访者晋升到高级职位，但大多数仍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他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渴望证明自己的能力。到本书出版时，他们大多已经与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相似的对象结婚（例如明丽夫妇），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已经开始生儿育女。过去的五年中，房地产价格像坐上了火箭，一路飞涨，但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赶在涨价前早早买房，并且大多数已经还清了银行贷款。

要想获取受访者的家庭收入或家庭财产的精确数据并非易事，但我根据2014年至2016年与他们闲聊的内容，估算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普遍在12万元人民币到100万元人民币之间，也有人年收入超过百万。

他们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年收入在20万至40万元之间。而他们自报的储蓄率（包括储蓄和投资）则介于30%到50%，因背负的住房贷款和子女教育成本的不同而各有差异。要知道这些数据的含义，可以将其与以下数字对照：

2013年广州市城市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45792元人民币，全国性的数据则为26955元人民币。在一份2013年发表的报告中，麦肯锡咨询公司将每年可支配总收入（而非人均）介于6万至22.9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产家庭”。

我的受访者们对麦肯锡报告里数据的下限表示强烈怀疑。受访者们表示，考虑到珠江三角洲作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的消费水平，每年6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远远不足以支撑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在2014年接受访问时介绍说，在这里，一个人至少年收入要达到12万元人民币，才算得上中产阶级，才能承担得起所有常规性的生活开支：小区物业管理费、养车、孩子的教育、老人的照顾护理、家庭度假旅行、社交活动以及为将来应急而备的储蓄。

相应地，由夫妇二人组成的家庭，要想达到“中产”的水平，则需要两人每年挣满24万元人民币。如果房子的贷款还没还清，那么前面提到的这两个数额还要再往上添。一般情况下，人们至少要等到交完一套房的首付款之后，才会买车。因此，有车通常可以表明这家人有着稳定的经济基础。

作者简介

张珺著，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亚洲与国际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社会转型和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和空间政治、亚洲的科技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