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一本中国禁书，为何成为日本强国的秘籍？

1853年7月8日，四艘黑色外国巨舰突然出现在锁国已久的日本江户湾水面。这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准将率领的4艘军舰组成的舰队，此行使命是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信交给日本政府。

这是日本历史上的划时代的事件，由此，日本被迫开国，进而维新，大踏步迈入“现代国家”。在日本的开国和维新过程中，恰恰是中国起了西方了解日本、日本了解西方这种双向互动的窗口、中介作用。

雷 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本中国禁书，

为何成日本强国的秘籍？

文 | 雷 颐

鸦片战争让日本觉醒

佩里舰队出现在日本海面的1853年毕竟不是“马礼逊号”被日本炮击的1837年，这16年间发生了一件震撼日本的大事，即中国的鸦片战争。

日本听说比它强大得多、先进得多、一直是它景仰、学习对象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居然被小小岛国英国打败、被迫打开大门的消息，不得不震惊异常。

日本朝野有识之士想方设法，通过种种渠道获取中国鸦片战争的情报。

虽然长期闭关锁国，但日本一直注重海外情报搜集，规定长崎港的中国和荷兰商人必须向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这种报告被称为“风说书”。

中国鸦片战争的消息，最初就是通过风说书传到日本的。日本将鸦片称为“阿片”，有关鸦片的风说书就被称为“阿片风说书”。

这些风说书属于官方秘密文件，由长崎地方官上交幕府，只有幕府高级官员才能阅读。

但阿片风说书的内容还是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民间。日本朝野，此时急迫了解中国鸦片战争的情形，尽量搜集有关情报。

日本对中国鸦片战争的一个直接的制度性反应是1841年放宽了《异国船只驱逐令》，规定如果外国船只提出要求，地方官可提供燃料、淡水和食品。

1842年，日本正式废除《异国船只驱逐令》。

一本被中国禁止的书

对日本影响至大至深、起到震撼作用的，则是魏源受林则徐之托编撰的《海国图志》。

1839年底，林则徐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为《四洲志》。

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西方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有“师夷”仿造之意。作为高官，林则徐深谙国情，知道此书如果出版将会遭到严批，所以未将《四洲志》付梓。

可是此书仍传了出去，受到责难。但林则徐已经感到中国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敌人，必须了解这个敌人、了解世界，并“师夷长技”，最后才能战而胜之。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

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于1842年出版。

《海国图志》对世界五大洲和许多国家的历史、政治、地理、经济、宗教、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魏源在叙言中开篇就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而作。”

以夷攻夷，就要了解各夷、即了解世界，才能利用诸夷之间的矛盾、让其相互进攻；以夷款夷，就是利用诸夷之间的矛盾来维持和局，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中国应与各夷通商，使有关各夷为了自己利益而彼此牵制，达到息兵休战的目的；师夷长技，就是指学习、仿制夷之先进武器。

两国交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敌人武器强于己方，自己一定要千方百计学习、仿制，这本是常识，但在当时的中国，这却是万不可行的罪过。

林则徐提出“悉夷”就承受了巨大压力，及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受到的抨击更为猛烈，群情汹汹，指责其为“溃夷夏之防”、“以夏变夷”、为“倡乱之阶”……当时即有人说“举世讳言之，一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很快，此书被禁。

禁书传入日本，命运大不同

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传入数量极少，只有几本。由于在介绍欧美各国时必然要提到有的国家信天主教、基督教，虽然有关内容非常少，但因幕府严厉禁教，此书被禁。

1854年，日本被迫开国，对世界茫然无知的日本急切需要了解世界，此书成为不二之选，随即解禁，幕府要求各级官员熟读。这本书强烈震撼了日本，到1856年各种版本就达23种之多。

面对西方列强侵略，是“锁国攘夷”还是“开国攘夷”，在日本国内也有激烈争论。《海国图志》对世界大势的介绍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使“开国攘夷”成为主导性意见。

所谓“开国攘夷”，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翻版。

佐久间象山是开国攘夷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读魏源的《圣武记》时就激动地写道：“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

《海国图志》解禁后，他更是认真阅读，写了大量读书笔记。他开设了“象山书院”，《海国图志》是指定重点读物，培养了吉田松阴等一批开国攘夷的志士。

而吉田松阴后来主持“松下村塾”，《海国图志》也是指定重点读物。

在吉田松阴主持松下村塾才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却培养出了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等。

禁书在革新后仍有用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邀横井小楠担任“参与”之职，参与权力中枢。在新政府的领导人中，因他年岁最高、且有改革实践经验，所以他的建议多被采纳，对明治政府的改革大有贡献。

但最初，他却是赞同、主张“锁国攘夷”，正是在认真阅读《海国图志》后，才一转而变为坚决的开国论者。他不仅主张使用、仿制西方武器，还主张学习其政治制度。

由于日本是被美国打开大门，所以《海国图志》中的“美国篇”引起日本思想家的格外重视。

桥本左内是幕末著名志士，《海国图志》解禁后，他认真阅读并向他人推荐，对美国和英国部分尤其用心。

得益于书中有关美国、英国的介绍，他的思想超越其他开国攘夷论者之处在于，他不仅主张仿制西洋武器，而且强调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是以商立国，强调商业、贸易的重要性。

他还介绍分析了外贸中出口与进口关系，提出不仅出口有利于本国、而且进口也有利于本国。尤其难能可贵、甚至超越时代地提出与外国人交易不仅限于物品交易，“智慧之交易更为重要”。

“智慧之交易”就是知识、思想的交流。并且，他还破天荒提出应以“选举之法”来选拔、作用官员。

从1854年解禁到1868年明治维新的十几年中，《海国图志》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正如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写作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说：“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此书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

然日本之平象山（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有感于此书在中日两国命运、作用的大不相同，梁氏紧接此句写道：“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岂不然哉！”

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标志明治维新的开始。

《海国图志》原来是为了打开中国人的眼睛，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初级启蒙读物，但却被当时的中国拒绝，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对明治维新起到催化作用。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富国强兵道路，反过来一次次侵略中国。

未能成形的“中国知识”，意外成为“日本经验”，此为清政府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