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红：MCN机构作为网络暴力新型责任主体的地位确立与义务设置

以下文章来源于上海市法学会 东方法学，作者刘艳红

在网络经济时代，由MCN机构引发的网络暴力案件层出不穷，MCN机构成为反网络暴力治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新型责任主体。MCN机构通过培育网红来生成内容，继而联系平台销售生成内容，并可能为了操纵流量获利而生成网络暴力内容。MCN机构作为内容行业运营的复合型业务机构不同于平台，其拥有自身独立的技术流程与运营模式，在网络暴力的生成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属于独立的责任主体。当前针对MCN机构的规范性文件在内容上较为粗疏，大多是间接规范而难以直接适用于针对MCN机构的反网络暴力治理过程之中，继而导致MCN机构的反网络暴力义务虚化。在未来的“反网络暴力法”中，针对MCN机构应该设置专门的反网络暴力义务，统合多样化的MCN机构所对应的不同义务，在事前设置预防机制，在事中坚持动态化监管，并在事后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取证以减少法益损失，最终构建全流程反网络暴力义务体系。

伴随当前网络经济的有序发展，多频道网络（Multi-Channel Network，以下简称“MCN机构”）正在成为网络时代网络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其在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价值引领力，并作为新兴产业助力我国网络经济“穿越周期”。作为渠道集成商的MCN机构在我国迅速发展，并且通过深度参与网络经济而成为“网红经济”的主力军和主推手。与此同时，MCN机构的快速发展还引发了相关社会问题与司法实践争议，比如之前李某某与MCN性质的微念公司的股权纠纷以及后续回归就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在舆论发酵中存在网络暴力的潜在风险，MCN机构的无序发展只会导致个人与平台精心打造的网络IP趋于消散，网红、主播与MCN机构之间面临脆弱又尴尬的关系。而法律监管的缺失则加剧了这一矛盾，同时容易因为流量的介入而引发网络暴力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可见，虽然MCN机构在当下社会、技术、商业的多重因素下，俨然成为网络时代改变互联网内容产业格局以及新的媒体营销模式的重要力量，其在网络经济中所发挥的“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的正面作用自不待言，但是MCN机构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操控流量，其在控制舆论的同时也会不断衍生出网络暴力事件，因此需要结合MCN机构的运行模式对其进行事先预防，在充分发挥刑法的犯罪预防机能的同时追求良法善治。

为了应对MCN机构可能带来的网络暴力风险，2022年11月2日，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以下简称《网络暴力治理通知》），其中强调要“严处借网暴恶意营销炒作等行为”，“进一步排查背后MCN机构，对MCN机构采取警示沟通、暂停商业收益、限制提供服务、入驻清退等连带处置措施”。2023年7月5日，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又针对MCN机构这类自媒体专门发布《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自媒体管理通知》），其中第11条对“加大对‘自媒体’所属MCN机构管理力度”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在相关法规接连出台之后，对于MCN机构涉及网络暴力问题的治理逐渐步入正轨，由此产生的问题则是MCN机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是否需要作为单独规制的主体，以及MCN机构涉及网络暴力之后应该如何加以规制，而根据网络暴力治理的法理逻辑与实践需求，MCN机构应该纳入即将制定的《反网络暴力法》的规制范围，那么对应的责任体系构建则需要厘定MCN机构的定位，从而对其采取以事前预防为主的风险规制法的模式，推动法律体系内部不同环节之间的配合与协调，真正做到在良法善治的指引下直接反映广大人民意志，真正体现人民利益、保障人民权利。

一、MCN机构操纵流量引发网络暴力的趋势梳理

伴随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MCN机构通过充当“流量操盘手”来推波助澜制造热点，个别网红经纪公司甚至有组织、有分工地去操控流量，已经形成完整的网络黑灰产业链，而这一网络黑灰产业链所造成的损失在网络经济的整体趋势下被逐渐放大，最终演化成网络暴力案件。质言之，MCN机构利用流量操控衍生出许多新兴网络暴力案件，而在网络暴力治理中如何妥善认定并处置MCN机构，从而在治理MCN机构所引发的网络暴力的同时避免挫伤其参与数字经济的积极性，推动数字经济整体转型，则成为未来反网络暴力法在治理MCN机构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案例1：MCN机构造谣引流案。2023年5月以来，某MCN机构员工杨某某运营30余个自媒体账号，借助AI软件在网上搜集素材，编造制作“山东发生一起毒饵害人凶案，因高利贷，下毒杀死4人”等多个虚假视频，制造舆论热点，借机赚取流量收益。经某省司法机关依法调查，涉案机构及人员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司法机关依法对杨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涉案MCN机构处以行政处罚，并对涉案账号采取关停措施。

案例2：MCN运营“网络水军”流量变现事件。某MCN模式运营的“网络水军”搜集全网敏感热点，随意设置虚假剧情，利用AI软件自动生成多处关键情节虚假的文案，安排真人出镜解说，拼接网络上的误导性素材后剪辑成所谓“原创”视频。该公司明知上述视频充斥大量虚假、挑动群众情绪类信息，为博取流量、不法牟利，在多个平台公开发布，后造成虚假视频信息被大量浏览、传播，从而牟取非法流量返利，截至案发，该MCN共发布虚假信息等视频28500余个，阅读量27亿余次，非法获利200万余元。

案例3：“点读机女孩”事件。“点读机女孩”重病住院治疗的视频被网友质疑拍摄时间，引发争议。有关部门官方通报称，相关视频为2023年9月拍摄，2024年2月开始剪辑制作，并被女孩所在MCN机构配以近期发生的文字描述发布到网络。该MCN机构已发布致歉声明，承认“出现了严重纰漏”。据媒体报道，涉事MCN机构负责人正在接受调查。

案例4：MCN公司虚假广告案。“凉山孟阳”是四川大凉山最早走红的网红之一。起初，在某MCN机构包装下，该主播凭借“身世悲惨，笑对生活”的虚假“人设”，在某短视频平台收获数百万粉丝。此后她以“助农”为噱头，销售假冒大凉山原生态农特产品，牟取高额利益，最终因虚假广告罪获刑。

案例5：MCN机构利用人工智能编造虚假信息事件。2024年1月，某网络平台出现一条关于“西安爆炸”的消息。消息称，1月10日晚11时48分，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在城市中响起。文字下方还配发了所谓爆炸的图片。警方调查到，消息的发布账号归属于江西南昌的一家MCN机构。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某某。王某某通过AI软件，根据关键词即可自动生成文本并配上相关虚假图片，并使用另一款软件自动上传到该MCN机构控制的多网络平台不同的账号上，并对外发布。通过AI软件生成内容的方式，这家MCN机构短时间内生成了大量的文章，最高峰一天能生成4000至7000篇。经查，王某某的行为构成传播谣言、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当地警方依法对王某某处以行政拘留，责令涉案MCN机构停业整改。

从上述MCN机构参与网络黑灰产进而引发网络暴力事件的过程可以发现，MCN机构之所以能够引发一些舆情以及网络暴力事件，根本原因在于其对流量的全方位操控。在具体运行过程中，MCN机构往往通过网罗与签约各类“红人”、KOL、大小V名人，同时借助资本注入来推动其制造流量话题，并从关注度高的话题中选择“超话”来作为引流卖点并人为打造为爆款。比如，“拾到小学生秦朗丢失的作业本”事件即为这类“爆款”的代表。MCN机构精准把握好寒假过后新学期开始的时间节点，同时分析国内中小学生课业作业压力大属于全民关心的中小学生教育问题，因此人为策划编造系列视频脚本，从网络上购买寒假作业本，用手机自拍、制作相关视频，并散播至多个网络平台，最终造成恶劣影响，这类MCN机构过于追求流量和关注度，反而忽视了内容质量和创作者的道德底线。事实上，MCN机构通过操控流量以及流量变现而盈利的过程极易引发网络暴力案件，上述案例2中MCN机构通过网络水军来搜集全网敏感热点，通过虚假编造与AI技术来生成网络暴力内容，因此MCN机构成为整个网络暴力案件的策划者与发起者，对整个网络暴力案件的产生起到了主导作用。尤其是当类似案例2中的MCN机构那样故意挑起负面情绪，或混淆是非，或断章取义，便非常容易误导公众认知，最终带偏舆论节奏，甚至干扰社会秩序。MCN机构所构造的网络暴力的言论或视频可能“永久”作为数据资料存在于互联网之中，严重破坏网络舆论环境和网络空间安全感，最终成为网络暴力的直接制造者。当前在反网络暴力中对于MCN机构的治理需要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MCN机构是否可以作为网络暴力治理过程中适格的责任主体，以及其作为新型责任主体存在何种欠缺，而这关系到对MCN机构采取何种治理策略。事实上，美国作为MCN机构的诞生地，其对于MCN的监管也存在广泛争议，MCN是与多个视频网站频道合作并提供服务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主要任务包括观众发展、创作者合作和数字版权管理，MCN可以在视频网站网络下管理不同类型的频道，但对于MCN是否可以作为网络暴力责任主体则暂无定论。鉴于网络暴力行为界限本身存在争议，而根据冒犯原则，对于“转发”“评论”等不具备深度性冒犯和具有日常性的行为则应该排除出刑法规制范围，从而避免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过大。那么对于MCN机构是否属于责任主体的判断，则需要从其技术机理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同时梳理MCN机构作为责任主体在规范层面的欠缺，从而构建完善的刑事归责路径。事实上，MCN机构的兴起代表着网络时代一种新兴责任主体的诞生，虽然MCN机构所涉及的网络犯罪领域并不仅限于网络暴力，但网络暴力案件是当前MCN机构所主要发挥作用的场域，MCN机构在网络暴力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代表性。有鉴于此，对MCN机构在网络暴力案件中的责任主体定位进行实质分析具有研究价值，有助于在未来网络社会中对MCN机构所涉及的潜在网络犯罪进行预防性治理，而对于MCN机构所涉及的其他类型的网络犯罪的责任认定与刑事治理，则应该基于具体语境并参考其他部门法规展开综合分析。

第二，MCN机构在反网络暴力的过程中应该被赋予何种义务，在反网络暴力的全流程之中，MCN机构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来遏制网络暴力的负面影响扩散，而设置何种义务则关系到事后是否追究MCN机构的刑事责任。在反网络暴力的过程中，需要树立协同共治理念，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以及法律与技术的协同，从而确立系统性法治模式，那么在此过程中，MCN机构作为多元治理的主体，需要承担应尽的义务才能贯彻协同共治的理念，而具体的义务范围则需要参考反网络暴力的整体语境与MCN机构的技术机理。换言之，MCN机构与上游网络平台公司进行的频道合作将影响其义务设置，比如某平台公司在标准的MCN交易中放弃了10%—30%的视频收入，那么对应的义务分配也要受此影响，而MCN机构对于具体个人的指导与控制同样影响其义务判定与事后追责，因此要根据MCN机构的实际情况来合理设置其义务。

总之，鉴于《反网络暴力法》即将出台，在此过程中对于MCN这一新兴的潜在网络暴力发起者进行分析则有助于预防网络暴力的产生，同时提升网络暴力治理的整体质效。面对愈加复杂的网络暴力现状，现有的各个部门法在网络暴力治理的调整范围和追责方式等方面的衔接机制不畅，并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存在“碎片化”与“分散性”问题。对于MCN这一新兴主体更应该未雨绸缪，基于其技术机理与运行场域来判断其是否属于适格的责任主体，并预先设置对应的义务规范，从而与《反网络暴力法》等其他法规形成有效衔接，最终对网络暴力实现系统性治理。

二、MCN机构作为独立承担网络暴力责任主体之辨析

在将MCN机构纳入网络暴力治理的规制范围之前，必须厘清一个问题，即MCN机构的性质是什么？具言之，MCN机构是平台吗？如果是，那么在网络暴力事件中直接追究网络平台的责任即可，MCN机构在网络暴力治理中的具体责任便无需讨论。但实际上，根据现有MCN机构的运行方式来分析，MCN机构的性质并非平台，而更应该被定义为平台的合作方，故而网络暴力治理中已有关于平台治理的规定并不适宜直接应用于MCN机构，即MCN机构具有独立承担网络暴力责任的主体性，并应该根据MCN机构的运行机理来辨析其主体责任的构成。

根据当前MCN机构的运营模式分析，MCN机构不是平台，而是平台的合作方。在网络暴力事件中，MCN机构与网暴实施者、被网暴者以及平台之间构成四方关系，MCN在整个网络暴力过程中居于一种中间的协调沟通的地位。事实上，在网络暴力案件中，如果没有网络暴力组织者雇用网络水军并提出实施网络暴力的需求，那么大量的网络水军一般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聚集起来并集中对特定个人实施网络暴力，所以在反网络暴力的过程中应该将整个网络暴力的组织者和源头作为重点治理对象。鉴于此，在网络暴力责任主体的判断过程中，应该根据MCN机构的实际运行模式来判断其具体定位，并将其与网络平台加以区分。

在网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网络平台是提供网络服务并让用户注册账号且使用服务的主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第23条第2项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是指向用户提供互联网信息发布和应用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搜索引擎、即时通讯、交互式信息服务、网络直播、应用软件下载等互联网服务的主体”，由此可见，平台就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事实上，网络平台并不等于MCN机构，新兴的网络平台通过编写软件和开发高科技工具使“网络时代”爆炸式增长，它们正在构建给予个人用户更多互动的网络场域。因此，网络平台在运营过程中往往合作并汇集多家MCN机构来增加知识内容用以吸引公众，而以不同行业为基础的MCN机构则根据行业领域的垂直细分来与各个平台之间在相应领域开展合作。在网络平台之中，新兴技术精英们得以通过网络将知识整合来打破某一个专业范畴的知识垄断性霸权，网络平台和短视频技术的普及和突破，则极大地降低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门槛，人人皆可成为传播者，但在此过程中也可能“人人都是网暴者”，而MCN机构作为网络平台中的合作机构，则可能为了操纵流量盈利而诱导一般公民成为网络暴力的参与者。

事实上，MCN机构不是平台，其在本质上是基于行业内容运营的复合型业务机构。我国早期的MCN机构重在吸收网络红人或者KOL（意见领袖）成为自己旗下员工，因此其又被称为网络达人经纪公司。伴随网络经济的发展，当下我国的MCN机构日益成为以行业内容为基础的复合型业务机构，MCN机构的核心在于生产整合内容，并以网络平台为媒介来运营并传播其所生成的内容，整个产业链中存在不同业务形态，但本质上都是为了获取并操纵流量以牟利。因此，一个MCN机构往往可以和多个平台合作，导致对MCN机构的预防措施趋于分散。与之相对，一个平台可能会和多个MCN机构展开合作，通过搬运传播不同MCN机构所生成的知识内容来整合牟利，诸如某平台甚至会定期推出MCN机构排行榜单，根据MCN机构的内容影响力等各项数据进行排名，而这则加剧了不同MCN机构之间的竞争，促使MCN机构在细分领域将内容垂直化来不断增强用户间黏性。而这也反向导致MCN机构倾向于制造热点来争夺流量，甚至会因此在内容生成过程中发布并引导网络暴力的相关信息。基于MCN机构中业务的复合型和多元化发展趋势，MCN机构开始摆脱单一模式，降低自己对平台、网红IP的依赖性，而是搭建复合型企业能力模型，从而可以批量地制造热点与网红，并发展自身跨平台发展的核心能力。其与网络平台的联系削弱意味着其可以更加直接地主导内容生成，并应该对由自身“操刀加工”的网络暴力内容承担责任。质言之，MCN机构的存在使得网络平台上的知识内容生产更加体系化，甚至是工业化，并在生成内容的过程中衍生出更为细致的分工，MCN机构从内容创意、包装、传播、营销以及消费等环节进行全流程把控。因此，对于潜在的网络暴力内容具有相应的审查权限，而故意鼓励、教唆或维持侵犯隐私、网络跟踪或网络暴力的MCN机构无法豁免责任，自然应该对由其主导产生的网络暴力事件负责。

在MCN机构生成内容的技术过程中，平台内容的生产模式与消费场景将直接影响公众的认知，情感关联的视商化流量运营意味着MCN机构可以“轻易”地通过流量来操纵网络暴力事件，并在此过程中通过流量来牟利，而这也是MCN机构在网络暴力事件中的主要运作模式。在MCN机构的运行模式中，其作为平台的合作方在实质上类似于为网红服务的专业中介机构，一方面从上游对接优质内容，另一方面从下游寻找推广平台变现，其具体工作内容包括筛选与孵化网红、开发并设计内容、为内容平台提供技术性支持、持续性编排全新的创意、管理订阅MCN旗下网红的用户、对接平台资源与活动运营、推动商业化变现和合作、开发网红创意IP，其工作在本质上具有独立性，其作为第三方具有安全性的独立框架，并且应为预防网络暴力等制度设计来承担成本，因此具有独立责任体的具体外观与实际内涵。比如，在案例5中，王某某作为MCN机构的负责人，主导策划了全部网络暴力视频的制作过程，一方面利用AI软件、自动生成文本、配置虚假图片进行内容生成，另一方面将内容生成上传到自身MCN机构控制的多网络平台的不同账号上，造成网络暴力的负面影响扩散，由此可见MCN机构的运行模式包括生成内容与扩散内容，最终导致网络暴力治理面临困境。此外，当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之后，尚未成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事实错误、虚假陈述和错误数据，那么MCN机构传播扩散虚假的内容，则会导致网络暴力愈发严重。鉴于此，从运行模式的视角出发，正因为MCN机构不是平台，平台才制定了与MCN机构的合作机制，实现互利共赢，诸如微博、小红书等公司都设置专门部门并由专人负责与MCN机构进行分级合作对接。MCN机构在承接网络平台的需求之后，通过包装设计来打造网红，或者在与个人网红签订合作之后给其提供更多的流量，而网红所播出的内容则需要由MCN机构设计，那么当出现网络暴力并涉及犯罪之后，MCN机构作为主导者则自然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总之，MCN机构不是平台，也不是网红本人，MCN机构与主播、平台、商家之间通常存在多方法律关系，如果在MCN机构的助推下发生了网络暴力事件，那么MCN机构作为平台的合作方，要承担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简言之，在平台酝酿发酵的网络暴力事件中，如果其合作的MCN机构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作用，MCN机构并没有利用自身的市场化力量来予以预防或消除，而是放任网络暴力的产生与扩散，那么就应该单独追究MCN机构的责任，因为MCN机构在此种情形下应该对设计并产生的网络暴力的主体内容负责。

三、MCN机构在反网络暴力中的规范分析与义务虚化

在当前网络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下，MCN机构具有独立的反对网络暴力的责任主体地位，因此必须建立起针对MCN机构反网络暴力的规范体系，并进行相应的义务设置，从而帮助MCN机构事先预防网络暴力。事实上，当前直接规定MCN机构反网络暴力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在整个规范体系中尚且不多，而间接规范体系则偏重于直播领域的MCN机构，这导致MCN机构的规范体系缺乏直接性规范。因此，需要明确对MCN机构进行反网络暴力义务设置的“逻辑起点”，即明确规范中所应该承载的法正义价值及其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否则难以从根源上治理MCN机构主导的网络暴力犯罪。

（一）

MCN机构作为反网络暴力独立责任主体的规范分析

在网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网络暴力的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对应的网络暴力发起者的范围也随之扩张，而MCN机构作为新兴的第四种反网络暴力的独立责任主体，对应的法律规范也需要随着治理深入而不断完善。在网络暴力治理的过程中，相关法律规范的设置既要认识到公众的朴素情感，但同时也要坚守自身的价值观，鉴于“所有的成文法都服务于双重目的：规定某种义务，确定与之对应的制裁”。那么在涉及MCN机构时，就需要在规范设置上平衡公众对网络文化的渴求以及法律规范对治理网络暴力的坚持，设置合理的义务并与《刑法》等其他法规形成有效衔接，从而在推动MCN机构有序发展的同时激发其活力。

首先，当前针对MCN机构作为反网络暴力独立责任主体的直接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只有少数规范文件中有专门针对MCN机构的相关条款，在规范设置上存在不足，亟需根据MCN机构在反网络暴力治理中的实际地位予以完善。2022年，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清朗·整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2022年）》，其中规定“从严整治MCN机构通过发布‘打擦边球’、真假难辨等内容，恶意制造‘网红账号’行为；整治MCN机构账号恶意‘串联互动’博流量、恶意发布同质化文案炮制热点等行为；督促MCN机构切实履行签约账号管理责任”。该通知从规范层面掀起了治理MCN机构的趋势，并将MCN机构可能存在的网络暴力威胁加以梳理，通过类型化区分来明确MCN机构在反网络暴力中的具体治理领域。类型化作为次序概念或意义概念，可以直观地、开放地将生活事实尽量描述到法律规范中，有助于MCN机构进行借鉴参考，但该通知并未指明具体的治理措施。随后发布的《网络暴力治理通知》则主要从网络暴力的视角来分析MCN机构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即MCN机构通过对网络暴力的恶意营销炒作来蹭炒热度、推广引流、故意带偏节奏，同时可能跨平台搬运拼接虚假信息来组成网络暴力内容，并且开创性地设置了警示沟通、暂停商业收益、限制提供服务、入驻清退等连带处置措施，通过有限的规制措施来督促MCN机构在自身领域内遏制网络暴力犯罪，但在制裁模式的选择上强度有限，难以形成常态化治理。

在上述法规的基础上，《自媒体管理通知》进一步明确了MCN机构在反网络暴力中的义务，即“网站平台应当健全MCN机构管理制度，对MCN机构及其签约账号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在‘自媒体’账号主页，以显著方式展示该账号所属MCN机构名称。对于利用签约账号联动炒作、多次出现违规行为的MCN机构，网站平台应当采取暂停营利权限、限制提供服务、入驻清退等处置措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媒体管理通知》对于MCN机构的监管是统筹性的管理措施，并没有对网络暴力治理提供针对性的解决策略，而网络暴力治理本就应该分类处理并设置长效治理机制，因此，对于MCN机构这类新兴责任主体应该出台专门的治理规范，否则在反网络暴力中难以从根源入手加以预防。质言之，由于MCN机构是较为新型且发展快速的复合型组织，国家层面专门针对其加以规制的规范文件尚且缺位，只有上述三个规范文件中已经存在涉及MCN机构的专门条文。然而，上述这些规范文件都没有涉及MCN机构具体的反网络暴力义务，这导致作为独立的反网络暴力主体的MCN机构缺乏行为规制的具体参照，而当前在网络暴力治理中相关的组织结构、犯罪参与形式以及组织控制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增强了网络暴力行为的隐蔽性、扩散性和危害性，MCN机构缺失具体参照则难以形成有效预防体系，这类规范文件虽然有助于引导MCN机构合法经营，但在具体实施上则需要进一步讨论MCN机构具体的反网络暴力义务及内容。

其次，当前涉及MCN机构作为反网络暴力独立责任主体的间接规范体系比较完善，相应的间接规范可以在反网络暴力中给MCN机构提供参考。换言之，虽然诸多规范性文件规制的对象并非专门针对MCN机构，但其相关内容可间接适用于MCN机构，并为MCN机构的治理提供经验参照，而这些可以间接适用于MCN机构的规范性文件相互结合，则最终可以形成对MCN机构作为反网络暴力独立责任主体的间接规范体系。当前涉及MCN机构反网络暴力治理的间接规范体系的文件种类、层级繁多，这类间接规范主要集中在对涉及网络暴力的网络平台设置治理义务，而MCN机构作为新兴责任主体，也可以在此过程中加以参照。在类型化思维下，网络平台中关于反网络暴力的义务内容也根据网络暴力的实际情形进行了类型化区分，这有助于对不同问题进行分类治理，并且可以将间接规范的内容直接移植到对MCN机构的反网络暴力治理过程之中，最终在解构网络暴力的风险内核和风险成因的基础上，帮助MCN机构确立类型化、结构化、体系化的治理体系。

最后，根据针对MCN机构的规范文件中的专门条文以及可间接适用于MCN机构的规范文件可以发现，当前国家层面对MCN机构的重视程度显著上升，并且呈现出偏重规制垂直领域的趋势。但是，在非垂直领域也逐渐将MCN机构作为反网络暴力治理过程中所特别提及的重要主体，从而双管齐下实现对MCN机构所涉及的网络暴力行为的系统性治理，防止MCN机构通过网络环境在现实社会造成损害结果。

第一，在垂直领域，现有的规范文件的共性是偏重直播领域的规制，对其他领域的专门规制则暂时相对较少，这与网红经济起步阶段的直播乱象相关联。自从2016年某平台直播正式上线形成“直播元年”，相关网络平台引发的争议便层出不穷，彼时国家在直播领域的规范布局尚未注意到MCN机构的独特地位，相关规范只能间接适用于MCN机构，即通过规范网络直播者从而实现对MCN机构的治理，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作为“幕后黑手”的MCN机构则“野蛮发展”。比如在案例3“点读机女孩事件”中，MCN机构就成为网络暴力案件的策划者，相关网红反而对网络暴力的诱因并不知情。在此过程中，国家由最开始仅停留在提供新闻信息的真实、准确性层面，到强调商品和宣传责任，再到与实名、内容、活动和特殊主体相关的粗糙义务体系被确立，显示出相关规范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但同时仍存在较大缺陷。鉴于此，自2021年4月16日开始，以MCN为代表的经纪机构被正式且直接地纳入规制范畴，从《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的信息安全管理、商品质量审核、消费者权益保护、依法纳税等义务，到《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的内部管理与培训、正反向双重激励、完善处罚措施等义务，相关规范体系迅速完善。同时，这两份文件还存在理念上的巨大差异。《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的核心是由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推动MCN机构的义务履行，实行的是外部强制治理理念。与之相对，《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在落实公权机关主体责任的同时，也强调MCN机构的主体责任，由此转向内外部治理相结合的理念。这一转变具有合理性，由于当前外部强制治理理念并未建构起MCN机构的内部治理措施，鉴于法律治理的底线性，导致部分问题难以得到妥善解决，而此时强调内部治理能够令MCN机构依照规范的事前设定而自主建立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流程，从而提前控制不当直播行为，在事前预防网络暴力案件的发生。

第二，在非垂直领域，目前的规范文件则是均将MCN机构作为特别提及的重要主体，体现出国家逐渐重视MCN机构在非垂直领域的重要作用，防止其在非垂直领域引发网络暴力案件。在非垂直领域中，MCN机构在反网络暴力的同时需要妥善维护网络经济的有序发展，不能为了遏制网络暴力而对MCN机构设置过度严苛的义务规定，反而应该在规范中激发MCN机构在治理网络暴力中的积极性，让其通过专业技术来规避网络暴力风险，通过多重渠道实现对网络暴力的精准治理。鉴于此，在非垂直领域，MCN机构本身涉猎有限，虽然在规范条文中已经逐渐重视其价值作用，但在义务设置上应该与垂直领域的规范保持区别，从思维观念上将公权扩张转为私权保护，从而配合垂直领域治理MCN机构的相关法规形成最终的系统性法律规范体系。

（二）

义务虚化：MCN机构作为反网络暴力独立责任主体的不足分析

事实上，无论是直接规范体系或是间接规范体系，由当前规范文件所组成的针对MCN机构的法律治理体系仍存在较大弊端，其中最明显的不足是，对于作为独立法律责任主体的MCN机构，相关规范文件对于监管主体和监管机制的内容规定存在不足，已有规范与MCN机构的多业态不匹配，从而最终呈现出针对MCN机构作为独立的反网络暴力责任主体欠缺专门的义务设置。鉴于此，为了推动构建针对MCN机构的完备的法律监管体系，对网络暴力问题进行系统性治理，应该根据MCN机构在反网络暴力治理中的运行模式来厘清其应尽注意义务，并为其设置合理的主体责任。

首先，当前规范文件对于MCN机构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机制的规范供给存在严重不足。在网络时代，对于类型多样的网络暴力行为，政府应该专注于通过设置法律规范来对网络暴力进行监管，遏制网络暴力泛滥所引发的危害，而现有的规范文件则尚未满足这一要求。事实上，当前规范文件的层级普遍较低，多为部门规范性文件且监管的公权机关不一，主要颁发部门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市场监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公安部门、文化和旅游部门、广电部门等，其中个别文件如《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26条、第29条还使用“有关部门”作为公权机关的指称，总体上呈现出“九龙治水”的混乱局面，而这种法律规范没有统一的适用语境则可能虽然包罗万象却有违司法公正，影响对MCN机构反网络暴力义务的设置效果。比如，《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4条要求“国家网信部门和国务院公安、商务、文化和旅游、税务、市场监督管理、广播电视等有关主管部门建立健全线索移交、信息共享、会商研判、教育培训等工作机制”，这是改善“九龙治水”的积极尝试，但由于缺乏更高层级的规范且各主管部门之间处于平级状态，因此这种工作机制的可实施性尚值得思考。与此同时，由于监管主体不一且监管条线不明，目前针对MCN机构的直接或者间接规范体系，都没有涉及MCN机构具体的反网络暴力义务，直接规范体系主要体现为禁止性监管，而不是义务导向的指引性监管，而间接规范体系主要体现为针对垂直领域的义务设置较明显，但这些是否完全可以适用于MCN机构则效果存疑。比如，在《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平台以及主播均负有“实名制义务、危害性活动禁止义务、新闻信息范围限制义务、拒绝未成年人打赏义务、违法违规交易活动禁止义务”，这些义务固然可以因为MCN机构与主播的关系而间接适用，但这类规范并非专门针对MCN机构的，因而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其有效性存疑。尤其是在MCN机构与平台、网红主播在属性上存在差异的语境下，间接规范的具体适用效果可能并不理想，针对MCN机构平台类似内容管理义务、用户管理义务、安全管理责任以及综合性刑事预防义务本应该根据技术正当程序及比例原则来进行优化设置，直接移植适用间接规范会对MCN机构的长足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其次，当前规范文件的规制领域与MCN机构的业态多样性并不匹配。比如，《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和《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构管理办法》看似是对MCN机构的整体性治理文件，但其并未剖析MCN机构的诸多不同类型，仅进行了抽象的治理操作。根据《2024中国MCN行业发展研究白皮书》显示，2023年我国的MCN机构业务形态包括营销业态、内容生产业态、经纪业态、运营业态、电商业态、IP授权/版权业态、社群/知识付费业态。MCN机构的每一种业态均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与之相关联的各类平台、各种资源也存在较大差异。在缺乏分类的前提下，对MCN机构事前规定的主体责任及与之相对应的监管责任便不可能形成妥善的体系，现有所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三维度规制体系也只是粗糙的规制雏形，在此情形之下，如果要MCN机构承担网络暴力行为的法律责任，因为欠缺实体化的义务，可能会导致MCN机构在承担责任时无所适从。

最后，现有的规范文件中缺乏MCN机构反网络暴力义务的直接性规定，导致对MCN机构的治理缺乏针对性，大而化之的整体性规定忽视了MCN机构的技术语境与运行场景，专门性义务设置的缺失则会导致整个监管体系趋于空置化。事实上，当前只有《网络暴力治理通知》直接提及MCN机构的反网络暴力义务，其他规范文件只是具有反网络暴力的间接适用价值，这实际上与现行反网络暴力规范体系的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只不过后者已经得到更新。质言之，这种过于粗疏的规制方法存在不合理之处，网络暴力实际上包括许多类型的犯罪行为，并且在不同的场景下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也存在差别。如果多份文件中都仅仅强调内容的提倡或禁止性规定，但却并未关注到网络暴力的不同表现形式，那么规范文件所设置的监管体系也会因此存在较大的监管漏洞。退言之，2024年6月12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4部门出台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第32条规定了网络暴力信息是指通过网络以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形式对个人集中发布的，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威逼胁迫、侵犯隐私，以及影响身心健康的指责嘲讽、贬低歧视等内容的违法和不良信息，由此可见网络暴力是不同行为类型的集合体。鉴于网络暴力概念中每一种行为类型都有其内容审核与扩散的特殊性，这些行为共同构成了网络暴力的整体性概念，单纯强调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传统模式并不足以应对纷繁复杂的网络暴力现象，那么对于MCN机构在反网络暴力中的义务设置也应该更加细化且精准。

总之，当下规范性文件针对MCN机构反网络暴力的义务设置并不明确，进而导致MCN机构的法律责任也不健全。已有规范针对MCN机构或由其实施的自治型处罚措施的规定力度较大，但对MCN机构的法律责任多援引其他部门法或抽象地规定违法犯罪行为而由公权机关“现场找法”，甚至部分规范文件只规定了相关义务而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都导致义务虚化现象，而这种现状既为公权机关执法增加了寻找规范依据和责任类型等方面的难题，也可能导致对MCN机构的处罚不当，实际上并不利于对MCN机构进行精准监管，反而可能阻碍网络经济的有序发展。

四、MCN机构作为反网络暴力独立责任主体的义务设置

鉴于当前MCN机构在反网络暴力治理中的监管困境，应当在规范体系构建过程中为其设置专章规定义务和对应的责任。在未来《反网络暴力法》的制定过程中，必然要设置MCN机构的义务专章，并构建相应的反网络暴力义务体系，为MCN机构合理运营提供规范参照，那么MCN机构在反网络暴力过程中可以避免持续物化或工具化的现实，通过必要的反网络暴力义务设置来体现监管过程中的人性温度，在合理有序监管MCN机构从事反网络暴力治理的同时，推动MCN机构自身的良性发展。

（一）

统合多样化MCN机构的多元化反网络暴力义务

在反网络暴力治理过程中，一直以来多样化的MCN机构所衍生出的多元化的反网络暴力义务亟须统合，从而形成一体化的反网络暴力义务设置，避免MCN机构承担苛重的反网络暴力义务而导致监管空置化。在反网络暴力义务的设置过程中，应该要求设置导向确定性的反网络暴力义务，同时在保障规范有尽可能大的“规范密度”的前提下进行统合，避免“叠床架屋”式的重复设置。

事实上，MCN作为多频道网络的产品形态，本身就是在资本的有力支持下保障内容的持续输出，从而实现商业的稳定变现，因此其与各个平台、网红之间存在密切联系。MCN机构的基本运作逻辑是签约并孵化主体，同时对不同网红账号进行批量管理并提供专业创作支持，最终生成文本、图片、音频、短视频、直播、影视等各种类型的内容，随后由MCN机构与平台资源对接，最终通过多元化商业途径实现流量变现。当前MCN机构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是以内容生产业态为核心的MCN机构，通过放大IP影响力和内容价值赋能多元化业务，助攻内容变现；第二是以营销网红业态为核心的MCN机构，连接达人与客户，在达人商单外，拓展整合营销、全案营销等业务，实现规模化复制；第三是以电商业态为核心的MCN机构，连接消费者和商家，具备供应链资源、电商运营等能力。因此理论上有将MCN机构区分为内容型、电商型和网红型MCN机构的观点。实际上，MCN机构的每一种业态或类型均不是严格对立的状态，而是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因此应该统合多业态的MCN机构，抽象出其共同的特质再确定具体的反网络暴力的义务。

质言之，MCN机构作为平台的合作方，本质上类似于经纪机构或中介机构，但是MCN机构同时也介入生产、宣传和营销等不同渠道，这些渠道均可能成为MCN机构助推网络暴力严重化的方式，因此在义务设置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不同类型的MCN机构的共同的技术手段。比如，内容型、电商型和网红型MCN机构实际上都涉及对流量的操纵，那么在义务设置过程中就应该要求其合理地处置流量，同时建立一个易于访问与用户友好的内部投诉处理系统，积极解决用户的争端，打击网上涉及网络暴力的非法内容，直接限制这类内容的流量投放。换言之，在任何阶段，MCN机构均可借助自身的内容生产与运营能力过程来扩大影响力，而在“流量至上”的理念下，蓄意或放任低质、错误等内容继续扩展化便可能助推网络暴力事件的发酵，那么MCN机构自然有义务去合理地配置并投送流量，减少网络暴力案件的损害后果。鉴于MCN机构所涉足的多样化业务，现行规范性文件为其制定了各项反网络暴力的义务，而未来的《反网络暴力法》则应该在目前规范的基础上，统合不同类型的MCN机构的反网络暴力的义务，从而形成对网络暴力的系统性监管并节约司法资源。

（二）

在反网络暴力过程中设置MCN机构的专门义务

在MCN机构的反网络暴力义务的设置过程中，需要明确划分其与网络平台在反网络暴力义务上的区别，两者间并不完全重合，而是分属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MCN机构的反网络暴力义务需要凸显其专门性特征。由于MCN机构不是平台，只是平台的合作方，因此以往针对网络平台的反网络暴力义务并不全部能够适用于MCN机构。事实上，在网络平台中治理网络暴力的关键举措被认为是压实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在《反网络暴力法》制定之前，若干规范性文件亦为网络平台建立起横跨事前、事中和事后不同维度的各项反网络暴力义务。例如，《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提及的制定管理规则和平台公约、跟帖评论审核、完善信息推荐机制、强调生态治理、设置一键防护模式等。这些义务设置是典型的平台义务，平台作为直接连接网暴发起者和被网暴者的机构，类似于一线的操盘手，而MCN机构则类似于幕后的操盘手。因为诸如跟帖审核或者删除、设置一键保护模式等，都属于平台可以实现的义务范畴，平台可以大范围快速便捷地实现信息传递共享，同时也可以快速地切断网络暴力信息的传播通道，其在网络暴力信息流通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但MCN机构则既无此种能力，同时也不具备实现此种义务的地位。

事实上，MCN机构作为复合型的业务机构，在事前负责网络红人的选拔、在事中负责内容制作、在事后负责数据跟进，其是以更为流程化和幕后运作的形象出现的，其承担的反网络暴力的责任也因此应该更加全域、全流程和全方位。同时，由于MCN机构会呈现多种样态，因此在其反网络暴力的过程中需要引入竞争机制，激励不同MCN机构提高对网络暴力内容的审查能力，同时让MCN机构与其合作的平台、网红之间相互监督，尤其重视对流量操纵行为的监管模式。比如，在MCN机构放任网络暴力产生与扩散的情形中，MCN机构应该设置符合自身运行规律的专门义务，将自身所需要承担的合理分配流量的责任通过义务的形式进行前置化设定，此时网红、平台主要对网络暴力的产生承担责任，并对其进行溯源性治理，将涉及网络暴力的内容予以删除并进行惩罚，而MCN机构则应该对不当操纵分配流量的行为负责，并且在事后重新调整自身的流量分配路径。换言之，虽然MCN机构所承担的反网络暴力责任趋于全域、全流程和全方位，但在具体归责和义务设置上则应该更加精准，从MCN机构的运行机理出发，以流量分配为切入点来设置其义务并追究其责任，要求其在法律监管框架下不断调整自身对流量的分配模式，并将流量分配作为MCN机构的专门义务之一。总之，MCN机构的多元化全流程的反网络暴力义务和网络平台的反网络暴力义务有交叉，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两者间交叉重合的态势意味着要专门针对MCN机构设置反网络暴力的义务，从而在对网络暴力的监管过程中规避监管死角。

（三）

优化设置MCN机构全流程反网络暴力义务体系

在MCN机构的运行过程中，应该根据MCN机构的多元化全流程特点来设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不同维度的反网络暴力义务，从MCN机构的技术运行机理出发，推动对网络暴力的全局性治理，以合理可控的成本来设置反网络暴力义务，以技术赋能实现系统化、常态化治理，最终构建行之有效的MCN机构全流程反网络暴力义务体系。

第一，MCN机构在事前维度的反网络暴力义务主要包括前置性的预防任务，通过对自身经营模式的前置性预防，以许可证制度作为核心要求来减少网络暴力的潜在风险。在MCN机构事前准备阶段，由于其本身还未完全进入内容生成阶段，因此其核心的反网络暴力义务在于梳理并挑选出可能造成网络暴力的相关材料、人员，而预防的核心就在于许可证制度。在许可证制度之中，MCN机构在准备从事经纪活动之前，应该按照内容的不同取得对应的许可证，即从事演出经纪活动要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从事节目制作经营活动要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而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活动则要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在许可证制度模式下，MCN机构可以通过与行政机关的合作来检视自己的行为是否存在网络暴力的潜在风险，行政机关可以就是否许可进行裁量，基于第三方视角来排除网络暴力风险显然更加稳妥。比如，在案例1“MCN机构造谣引流案”中，如果MCN机构在制造舆论热点之前去申请行政机关的许可，那么自然可以发现其素材中存在的网络暴力风险，便可以在事先禁止这类网络暴力视频流出。此外，在MCN机构的事前预防阶段，围绕许可证制度可以构建签约核验、应急处置预案、服务人员教育培训、专业人员配比最低限制、行业培训和会员自律制度等一系列义务，这类业务模式可以全方位帮助MCN机构发现自身潜在的网络暴力风险，在复杂技术的背景下对MCN机构生成内容的系统缺陷与使用模式进行实质审核，那么技术的复杂性或者信息管理不善就不能成为其免除责任的理由，自然可以激励MCN机构进一步完善事前预防工作。

第二，MCN机构在事中维度的反网络暴力义务主要包括动态化的审核监管义务，MCN机构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动态化的审核监管，能够及时为网络暴力中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同时减少法益损失，真正贯彻技管结合的理念，从技术与规范两方面入手来强化对网络暴力的监管力度。在动态化的审核监管义务中，MCN机构需要对重点领域进行强化监管，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监管。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MCN机构需要避免在网络暴力案件中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避免网络暴力的损害后果从线上延伸至线下，而是为公民提供全面的技术保护。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MCN机构应该坚持最严格的保护模式，通过网络暴力的损害衡量来限制涉及未成年人的内容制作模式，当其制作内容涉及未成年人时需要尤为审慎，以避免网络暴力给未成年人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MCN机构在制作内容过程中应该防止素材存在争议，比如MCN机构通过拼接虚假视频煽动网民情绪的行为就存在知识产权风险，而容易引发不同群体之间就视频内容归属产生矛盾。在此基础上，MCN机构在事中维度应该避免基于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应用来制作、发布、传播虚假音视频和信息，防止人工智能技术被错误地应用于网络暴力内容的制作过程之中，防止MCN机构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来制作网络暴力信息而冲击社会伦理与秩序，避免虚假内容恶化网络生态。

第三，MCN机构在事后维度的反网络暴力义务主要包括配合司法机关提供协助措施，及时固定涉及网络暴力的相关证据，同时尽可能减少法益损失，恢复网络空间的正常秩序。当MCN机构所生产的内容涉及网络暴力之后，MCN机构需要在第一时间暂停对网络暴力内容的流量投送，采取限制服务、停止合作、纳入“黑名单”或“警示名单”、提请行业协会进行联合抵制等措施来限制网络暴力的扩散。在此基础上，当网络暴力案件涉及刑事犯罪时，MCN机构需要及时固定网络暴力证据并计算网络暴力所造成的法益损失，鉴于司法机关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首先必须确定该行为会对什么法益造成何种程度的侵害，然后进行利益衡量。所以，MCN机构应该对涉及网络暴力的案件为司法机关提供法益损失的统计数据，并在司法机关介入治理之后提供认证协助、应急处置、数据提供等一系列帮助，从而尽可能减少法益损失，帮助网络空间恢复正常状态。比如，在案例4中，当MCN机构生成的网络暴力内容涉及销售假冒伪劣的大凉山原生态农特产品并牟取高额利益之后，MCN机构就应该及时停止这类业务，帮助司法机关统计假冒伪劣产品所造成的损失数据，配合司法机关恢复网络空间的正常经营秩序。

总之，在MCN机构的运行过程中，面对全流程的不同阶段，MCN机构应该设置不同类型的反网络暴力义务，从而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地开展对网络暴力的治理程序。在事前、事中与事后的不同阶段，MCN机构对于技术的掌握以及对于内容的生成存在差异，那么在治理重心的选择上就应该基于技管结合的理念来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并将治理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反网络暴力义务，作为MCN机构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监管核心。

结语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法律的涵义会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而变迁”。在网络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于网络暴力治理所涉及的责任主体范围与法律治理模式也在不断转型升级。当前MCN机构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成为适格的责任主体，其在本质上是与网暴实施者、被网暴者以及平台之间构成四方关系，在网络暴力内容的生成过程中居于幕后指挥的地位，不能将其与平台、网红混为一谈，在反网络暴力治理的过程中自然需要将其纳入治理范畴。事实上，网络强化了大众媒体，而社交媒体比以往任何媒体都具有包容性与控制性，因此涉及的主体范围也更加宽泛，当MCN机构被纳入反网络暴力治理体系之后，应该在未来的《反网络暴力法》中为其设置合理的反网络暴力义务，一方面将其与平台这一传统监管主体予以区分，另一方面在已有的规范基础上克服义务虚化的困局，从全流程出发，为MCN机构在事前、事中与事后分别设置合理的反网络暴力义务。质言之，MCN机构在事前应该履行预防义务，在事中坚持动态化监管，并在事后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取证来减少保护法益的损失，构建完备的反网络暴力义务体系，补全网络暴力法律治理体系中“最后一块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