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我想通过南京这座城市，把中国历史说一遍

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璩家花园》里，叶兆言以两个普通家庭、三代人悲欣交集的人生故事，书写共和国七十余载平民史。写作半生的他，褪去所有技巧与粉饰，将一生的亲历倒映其中，以平静克制的笔调，带着含泪的微笑，穿越历史的激流与险峰，安放沉静而绵长的往日记忆。

近日，《璩家花园》的作者叶兆言与作家林白、青年作家刘诗宇一同做客北京SKP RENDEZ-VOUS，聊了聊和小说有关的故事。“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叶兆言与林白，两位知己朋友，从懵懂的青年，到激荡的中年，到鬓染霜雪的老年，他们谈小说里的人生，聊共同经历的岁月。这是一场同代作家之间的对话，历史也在讲述中得以复生。

“而今听雨僧庐下——好朋友谈《璩家花园》”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90年代恰恰是我们写作的黄金年代”

叶兆言与林白的友情已跨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在文学史上，上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蔚为壮观，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同时出现，整个文学界在逐渐市场化的转折点上。那么，作为亲历者的他们，如何看待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现场呢？

“90年代恰恰是我们写作的黄金年代。”叶兆言表示，上世纪90年代的文坛，作品的好坏都是由读者决定的，“喧嚣的80年代过去了，90年代的文学特别自由，同时又特别不被关注。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写作者特别投入。80年代我们摩拳擦掌，真正大显身手在90年代，像王朔、余华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在90年代写出来的。写作进入一个旺盛期，大家互相之间有发自内心的对作品的关注，看东西没有什么功利心。其实，当时出书特别困难，现在用一个词‘市场化’，对于我们亲历者来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市场化，版税制度还没有实行。真正进入市场化，某种意义上是从王朔开始，他拿版税——之前是稿费，一千字多少钱，印多印少没有关系。”

对于林白而言，这同样是个黄金年代，“《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说吧，房间》，我好几个长篇都是90年代写出来的。兆言刚才说‘90年代没有市场化’，我非常有同感。那个时候根本出不了书，作家出书要怎么出呢？读者要先到新华书店征订，营业员也没有文学史的知识、品位，小姑娘在书目上打钩，征订到多少出版社才能印，所有作品的出版权掌握在新华书店营业员手里。当时很多作家的作品，有几百册征订算多了，有些几十册就出不了。直到陈骏涛出《跨世纪文丛》，出了好几辑，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作家的作品才算是比较方便出版。到90年代中期，我的《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还是叶兆言帮我推荐到江苏文艺出版社沈瑞那里，说有一套‘八月丛书’，第一本是余华的，印一万还是两万，就觉得很多了，我拿到那里去出。到了1997年，很多作家的文集也出来了，做梦一样。我们本来书都出不了，小说集都出不了，到处要拉赞助，很难很难的，忽然说文集都能出了。”

刘诗宇说，自己读了两遍《璩家花园》，认为这是一本讲述历史的书，“有些事今天不说，亲历人不说，可能就消失了，就像没存在一样，被渐渐遗忘了。《璩家花园》相当于写了四代人的生活，第一代人是费教授，出生在1893年，距离我们现在很遥远，差不多是鲁迅他们那一代人的故事。第二代人出生在1920年代，李择佳、民有、江慕莲。第三代人天井、阿四、阿五出生在1950年代。再往下的一代人出生于八九十年代。这本书的故事，横跨了这么长的一个过程。”

《璩家花园》，叶兆言 著，译林出版社2024年9月版。

林白说，自己写了一段话，要感谢叶兆言，“把历史上有意或是无意被遮蔽的那些山峰和深渊展示出来让我们看见，这个太重要了，这本书是一个通向历史的阶梯——历史书上很多概念，到他这里是真实的生活。”

刘诗宇说，“费教授的日记是小说中的重要章节。费教授出生于1893年，一个知识分子，留过洋，学过化学、外语，精通多种外语，对中国的文言文很有造诣。他一生最看重的是自己的日记，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他的钱，而是他的这些回忆。他在晚年找人给日记换了小羊皮的封面，四边切得像新的一样。临终也不舍得销毁，苦心孤诣要留给谁，放在哪寄存一下，但是后来日记被偷走了，小偷又怕公安局找上自己，把赃物销毁，在城市里到处找垃圾桶，一个垃圾桶里扔一本，历史就随着日记的丢失烟消云散。”

“不是今天的眼光，而是那个时代的眼光”

谈及为何会创作《璩家花园》，叶兆言直言，“写这部小说有两个动力。一个动力是我曾经写过一本《南京传》，非虚构的写法，我想通过南京这座城市，把中国历史说一遍。有两个城市特别适合描述中国历史，一个是北京，它是一统中国的大历史，是辉煌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逐鹿中原，胜者为王。南京是另外一个角度，当中原政权受到威胁以后，往往要逃到南京去，在南京形成一个代理北方政府职能的政权，如果把南京的历史描述一遍，会让我们看到大中国历史的背面。《南京传》只写到1949年，我觉得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通过南京历史来讲述。”而叶兆言的另一个动力，是缝纫机的故事，“这个小说写到四分之三的时候，我才把书名改成‘璩家花园’，原来的名字是‘缝纫机·蝴蝶牌’。”

叶兆言说，缝纫机的故事很有意思，我们最早的缝纫机源自美国或者英国的一张图纸，取名叫“无敌牌缝纫机”。1949年以后，上海人把“无敌牌”改成了“蝴蝶牌”，因为上海话的“蝴蝶”和“无敌”一样。后来的“蜜蜂牌缝纫机”也是源自这张图纸。在叶兆言看来，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以为创新制造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根据一张图纸出来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是有一张图纸的，我们都是从一张现代化版图上扩张出来的，离不开基本原理。写小说也是一样，像缝纫机做一件好看的衣服。写作的时候，很多故事会情不自禁穿插在里面。这本书写作的过程蛮快乐的，虽然也痛苦，天天琢磨，但是想到能表现一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

《璩家花园》里有很多有趣的人物形象，比如费教授。叶兆言说，“费教授的故事其实凝聚了一代人的经历。我为什么选择1893年？因为我自己祖父出生在1894年，有了这样一个对比，找那个时候的感觉我就会看祖父的日记。写作者心目中没有什么可爱可恨，就把人物写得好玩一点，有意思一点，有趣一点。比如为什么他学俄语，比如他和江慕莲的关系。我在一个老先生的日记中看到，他写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史学教授，娶了一个年轻的太太，到处张扬。我也特别熟悉这样的场景，今天已不稀奇了，但在那个时代，老先生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他用春秋笔法写，显然有贬的意思在里面。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费教授是什么样的态度，像这位史学教授，还是反过来，我中间是犹豫的，娶年轻的学生还是不娶年轻的学生。我希望我的小说中间能反映出这样的一种东西：不是今天的眼光，而是那个时代的眼光。”

璩天井是《璩家花园》中的主人公，谈及这一人物形象，林白认为，“天井跟叶兆言完全不同，但是看天井我老想起叶兆言——他是一个非常良善的灵魂，非常动人，中国当代文学很少有那么纯良，自始至终那么好的一个人，我就想起叶兆言，我有这个感觉。”在叶兆言看来，璩天井是最难写的一个人，“有点概念化，容易让人感觉不真实，怎么能让一个不真实的人变得真实？”

叶兆言说，“人生有很多不容易。谁都会有初恋，或者喜欢一个人，这是人的本能。但是老天爷给我们机会，最后和喜欢的那个人结成姻缘，几乎是不大可能的。更难得的是，哪怕他得到了以后，不大可能永远爱下去。我想不完全地表达一个概念——爱有着落是非常幸福的，你始终爱一个人，爱跟阳光一样，是一种放射。等到我们成年以后，纯粹爱的表达不太多了。父母对子女的爱比较单纯，是不求回报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中，谈爱或多或少都是要求回报的。这个时候我想理想化一下，写天井这样一个心里只有爱没有其他的人，他有不真实的一面。”在叶兆言看来，“写作就是这样，一点理想没有也不行，不真实也不行，怎么样把这个独木桥走好，写作在玩这样一种技巧，写作就是一种手艺，跟做衣服一样，怎么样把衣服做得合适，让穿的人觉得‘这件衣服我愿意穿’。”

记者/何安安

编辑/商重明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