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国史体系

现在一般人都很重视专家，但是在这次大战中美国人已经感到只是“专”尚不足应付一切，所以要在专家修养之外，施以特种训练。现在世界学术也走向“综合”，尤其很多学者在计划甚至已着手写空前未有的巨著。

近数十年来出版这类性质的著述，如《科学大纲》、《世界史纲》、《新史学》，以及《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等，尤其后二者，明白指出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联，乃是以一定的哲学为基础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是整个而有系统的，她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合拍的。

说到中国历史体系，首先要说到近数十年来论中国历史者，受“历史法则”影响甚巨。实在说来，“历史法则”仅是欧洲历史的法则，并不能适用于中国历史，况且这法则仅为欧洲一部分历史家所承认。关于这问题，我曾写过几篇文章，即：(一)《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二)《秦之社会》，(三)《〈周官〉、〈左传〉中所见之商业》，(四)《汉代之经济政策》。这几篇文章都是针对着这说法的。

欧洲历史发展和中国是不同的，最早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跟着是封建社会，这时封建贵族专政；等到中产阶级抬头，他们拥戴君主，打倒原来贵族阶级，即近代民族王国；此时民治思想逐渐成熟，资产阶级渐渐得势，二者结合，又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无产阶级又壮大起来，建立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历史法则，他们是以经济发展为基本因素的。至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均适应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说法既然尚有一部分欧洲史家所不赞同，自然更不能拿来解释中国历史。

譬如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却并非是像欧洲封建社会自足自给的经济，商业资本的发达，在他们(历史法则论者)认为是唯一腐蚀封建社会的力量。而封建社会的周代，却极为提倡工商业；但是到了君主专制的秦朝，商人阶级在法家执政下受到极大的打击，这现象正与欧洲君主专制上要靠工商业者的支持很不同。所以在春秋与战国间一百三十余年，无甚史料。即因贵族被打倒，平民阶级兴起，布衣之士可以为卿相，这便是一个大变动时期。

所以陶希圣说春秋末年民治思想已抬头，确具卓见。如《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吕氏春秋》及其他各书中，均有类似的记载。儒家政治思想中言民治者，已相当完备，如类似国民大会、直接选举等，均老早为古人所行过，尤其是考试制度，是不分贫富、不分阶级的，外国人说是超阶级的民主，并非过分。

汉武帝时候，更以政治力量，对工商业者加以打击，厉行节制资本。如将有关国计民生之盐铁，收为国有，甚至不许他们穿丝绸，乘车马；社会风气自然轻视工商业者。人人养成不积钱的习惯，至平均地权，政治则设置“刺史”之官，以防止土地贵族的兼并。至后汉光武帝，更下诏书八道解放奴隶，这一来无论是地主、还是资本家，都抬不起头来，奠定了社会的民主。现在美国是政治民主，苏联是经济民主，葛来斯说我们是社会民主，这是一点不错的。

马克斯说，中国历史至某一时期后，就与西洋历史分道扬镳了，这便意味着中国历史的西汉以后，便走入另一方面(道路)，也就是说不能拿(西方)历史法则来解释。所以有人说汉以来二千年是过渡时期，是有相当正确性的。因为这其间社会经济都无甚变化，如生产工具中的农具，和一些手工业者的机械，都是无甚改变的。

在汉代，既非是公平的井田制，又不是《礼运》上理想中的世界大同社会，而是一种相当合乎人情的社会。贫富之间无甚悬殊，即是富有一定限度，贫也能保持一定水平。这便是“平等在两头，自由在中间”。

德史家兰普莱希谓研究历史应明白集团心理，即一时代之心理及其转变如何，以整个人类历史，分为心理自由时期和心理强制时期。这观点既不是唯心论，又不是唯物论，就是由一时代心理反映上去理解其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而不是说唯心论以心理为决定历史因素。

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历史发展，显然在春秋战国是心理自由时代，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思想派别之多，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至秦汉走入心理强制时期，百家绝踪，政治社会也趋于安定，人们对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前人追根究底的态度，学术界都是祖述孔孟一家之言，把孔子当作教主。但是到了六朝，又是一个转变，即心理自由时代。老、庄思想复活，佛教从此大盛，人们要从儒家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所以有人说：“大丈夫当删《诗》《书》，定礼乐，何必寄人篱下。”“不应在六经里讨生活。”甚之者为阮籍，行为放荡，不顾礼教。及至隋、唐，又是心理强制时代，一切复归安定、儒家经典又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注疏大兴，对已经传入之佛教，则利用为帮助统治人民工具。及至五代之时，思想又为之自由，政治、文化都陷入混乱中。到了宋代，又入于思想强制时代，因为五代纷扰时间不久，而入于宋的统一，所以这时的心理强制是很勉强的，因而她的统一也是很脆弱的。但是，不能因此忘了宋代理学是有助于宋代统一的。经过元代混乱，到了明朝，又入于心理强制时代，祖述孔孟的朱子学，又大盛起来，但是明以后的清朝，从学术上看，可说是要求从宋明理学求解放。

汉、唐两代的心理强制，都是向心力强，气魄雄伟，如汉代史学家马、班，虽然不能使人完全心服，但是作品气魄雄伟，确能代表这一时代精神。他们的缺点，是他们作品《史记》、《汉书》，只能算作史料，因为只是抄袭而已。说太史公创纪传体吧，实际在此以前《世本》早已创出，《史记》多抄自《世本》，其余则根据《尚书》、《礼记》、《国语》、《左传》和《吕氏春秋》等，所以里面错误矛盾百出。至于说文章好，这倒是西汉人的特长，若以叶水心的批评，就以为《史记》不如《汉书》，《汉书》不如《三国志》，《三国志》则又不如晚出的《后汉书》，这是史学家的观点，自然与文学家观点不同。至于说他们气魄雄伟，如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前人不多见的。至于班固《汉书》，刘知几评他《古今人表》不应将汉以前的人都列上去，其实这正是他气魄雄伟之处。又有人说《汉书》的文章太多，其实不知他所选的不仅是文章好，主要选的是以其能代表各个方面；如同吕祖谦的《宋文鉴》，实际并非一部宋代文选，而是一部好的文化史。再如许慎《说文》，开始第一字解释“一”字为：“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便可以看出他的气魄了；至于内容，则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每一项都可说是专门学问。譬如地理，可与应劭《地理志》相比；他注释《三礼》，亦不愧于郑康成。

史学真正发达时期是在六朝。我所以要举出(汉代)这几位，不过说他们气魄雄伟，心胸阔大，确能代表时代作风，真可说是“囊括四海，气吞八荒”，这一时期没有像已往那样学术思想蓬勃发展，诸子并立，却只知尊崇师法，把孔子当作教主，当作神来崇拜，就如考试卷吧，也是本着老师所讲的，不创立新说，然而这时代的政治、社会确是井井有条，版图之大，向为后人所不能忘怀的。

到了魏晋南北朝，学术界风气是绝不墨守成法，不讲师法，著述也多“集解”性质的书，先搜求各家说法，最后拿出自己意见。如为《毂梁传》作注，一面还要攻击传里错误，这一点又成为后来墨守师法的唐人笑骂，评他们像蠹虫生在木头里，反过来咬木头。由此可见一时代人作风，往往为后人所笑骂，正如今天笑前人“守旧”、“落伍”……殊不知到后来心理强制时代，又要笑我们这时期人“嚣张”、“浮躁”、“异端邪说”盛行。

廖季平先生说唐人书是不易读的，因为唐人著作往往包罗万象，从唐人爱作类书，就可以知道，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及《册府元龟》等。汉人讲文章，唐人也讲文章，讲“四六对仗”，汉人书法，仿照钟鼎，虽参差不齐，然而确不失庄严宏伟精神。唐人字也是一样向内拱，力量却又向外扩张，象征她的国势隆盛和向心力强。然而晋家却不行，终带有偏安的样子，就是二王的字，也有点倾斜；宋、齐、梁、陈，则显著一蹶不振的样子。北朝字又好像不能直立起来的样子。唐以后的字，是向外开展。清代的字，是没有独特的作风，画也是一样，文章只知仿唐宋八大家，所以有人骂“桐城谬种”，是不算过分的。

至于清代学术呢，只是反对宋明理学，说是汉学，其实只是考证而已。史学像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都不能算作史学著作。史学不是史学，经学不成经学，诸子不是诸子；一部《十三经注疏》，就是将经、史、文选混在一起，真是不伦不类的饾饤之学。

考证只可以说是治学方法之一种，譬如治史要能考证，但是考证并不能算作史学著作，就如孙诒让《墨子间诂》，虽然方法甚精密，然而仍不能算作墨学。其他如二王、戴、段做学问，都很合乎治学方法，这是清代唯一可取的地方。

现在正是心理自由时代，即思想解放时代，对任何学说，不能随便轻视，应当自己加以细心研究，才能批评。以后又要进入思想强制时代，这时代将是继承宋人治学精神，清人治学方法。

附记：本文为听讲时记录，整理后，值蒙先生离潼（三台），未及就正。校刊编者来索此稿，先为发表，然已不及征求蒙先生同意，所有本稿讹误及有失讲者原来精神之处，当由记者负责。

此篇原载《国立东北大学校刊》第六期，1944年12月编印于四川三台。署名：蒙文通讲、黎明记。抗日战争期间，东方大学内迁三台，适先生因事旅经三台，应邀到校讲演。由于该刊为抗战期中所印，质量不佳，甚至文字亦颇有模糊难识者，且此讲演记录未经先生审阅，当不乏文字欠缺及辞不达意处，虽经整理，讹误当所难免，幸读者鉴谅。先生此讲主要为“历史法则”问题，关于此问题，先生尚无专稿论述，故此虽为欠准确之讲演记录，亦足珍视，谨录存于此。唯于此有尚须说明者：先生论史不仅一般不否定“历史法则”，更且认为治史须当讲求“历史法则”，故先生于所撰《中国史学史》中明言：“史者，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也，又将以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不明乎此，则执一道以为言，拘于古以衡今，宥于今以衡古，均之惑也。”（见《晚周各派之历史哲学》节）先生又言：“就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以解释历史，以成立所谓历史法则，其为说果坚定不易。然就西方史料以成立者，只能谓之西方历史法则，尚未得西方学者之普遍承认，则治东方史者，更无迁就此法则之必要。晚近之研究中国史者，以能袭西方之陈言为名高，而惮于就国史以创立东方法则，削足适履，弊何可言。”（见《〈周官〉、〈左传〉中之商业》）先生此讲以社会心理论述国史之发展变化，殆亦即“东方法则”之意耶！然先生讲辞中无明言，其然，不其然，未敢臆定，谨略摘先生他稿中之数语附此，资读者参证而已。

蒙默 整理后记

2013年12月于竹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