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1965年，这一年对于戚本禹而言是人生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起点；这一年，他34岁。
在1965年之前，已经三十而立的戚本禹其实没什么名气，职务也只是一个科长而已。对于他而言，仕途上如何更进一步，是他心心念念所追求的事情。这一年，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针对李秀成的文章，重点是描述“忠王不忠”。
这一篇文章发表出去的时候，戚本禹去村里调研去了。他不知道自己的那篇文章在文化界掀起了很大的波澜，还在村里搞调研工作的他，不知道此刻，漫天都是批评他的声音。直到他回来以后，才知道铺天盖地都是批评他“上纲上线”、“目的不纯”的声音，这一度让当时的戚本禹陷入了困境。
也是从此刻开始，“戚本禹”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在文化界里，这个名字也被更多的人知晓。
后来，还是伟人看到了他的文章，给予了肯定和赞赏，这才让风向为之一变。戚本禹在此后，再接再厉又写了一篇关于李秀成变节的文章。他踩中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因此，也凭借着这两篇文章，一下就声名鹊起，迎来了自己仕途的康庄大道。
1966年，35岁的戚本禹开始散发出光芒了。
这一年，随着田家英的离世，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办公厅的代主任。同时，他又是《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这一年，可以说是他仕途上最为耀眼的一年了。只可惜，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的仕途生涯真的就是昙花一现，就像流星划过天空那般，“嗖”的一下就没了。
时间来到1967年，这一年的8月，某一天的晚上，在钓鱼台开会的现场，关锋和王力被要求去写检讨。这也就意味着，这两个笔杆子的仕途画上了句号。而当天晚上，是戚本禹送这两个笔杆子去的2号楼，临走的时候，戚本禹还叮嘱负责看守的士兵，说这两个人还是首长，要好好照顾。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戚本禹临走的时候，有没有转身回望这2号楼。但是，我晓得，他当时的心情一定很不好，甚至于有些迷茫，或者是害怕。要知道他们三个人被称之为“王关戚”，三个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戚本禹心里也明白，自己虽然暂时没事，但其实剧本已经写好了。
次年（1968年）的1月份，王力和关锋被转去了秦城监狱，戚本禹自然也跟着去了，属于这三秀才的时代，也正式拉下了帷幕。
一直到1986年，戚本禹才结束了服刑期，走出了监狱，去到了上海，在上海开始了自己普通人的余生。
给他安排的工作是在上海图书馆，有意思的是，他19岁初入职场的单位，也是这上海图书馆。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他在图书馆工作了四、五年的光阴，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退休。
这就是戚本禹，一个复杂又简单，一个简单又复杂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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