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英租界与1889年“火烧洋楼”影像志

作者：殷胥杰

镇江城西云台山下，曾有一片外国占据并管理的“国中之国“，即镇江英国租界。

1889年正月初六（2月5日），由“康姓小贩“事件引爆了镇江当地市民与英租界的长期积怨，导致轰动一时的“镇江火烧洋楼”由此爆发。

英国在镇江设立租界，源自1858年6月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那一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落败，镇江也成为这次战争中被迫放开的“十口通商”城市之一，跻身中国近代早期的“对外开放城市”。

1861年初，英国公使卜鲁斯即派遣参赞巴夏礼与海军司令贺伯组织舰队进入长江查勘地形，选定租界位置。2月19日，舰队达到镇江。

最初英国方面选定的租界位置，并不是现在西津渡街区附近，而是甘露寺下，太平天国所筑新城那片地方。由于当时太平天国战争仍在进行中，镇江知府师荣光以“军事要冲”的理由予以拒绝出租。

由于当时清军未对南京城完成全面包围，太平军经常会突袭到镇江城下。镇江地方官府就有意引导英国人去镇江城西5里，清军还不能完全控制的银山（云台山）、宝盖山一带选址。随即英方选定银山上下地块为租界，并在2月23日即与镇江地方签订“永租地基”批约，后经核算大约是156亩。同时镇江租界“领事专管”条款也首次成文，成为各租界定例的依据。

镇江英国租界设立后，早期开发并不顺利。由于太平军的零星袭击活动，租界区域无法开展土地建设。加上云台山下江水流急，岸线此时已开始不稳定，时有坍塌或淤涨（镇江港的致命问题），精明的外商们把货物贸易全部安排在江北的七濠口进行。

直到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在英美等国领事的干预下，洋商才开始迁往镇江租界购地经营。至1870年左右，镇江城西至云台山一段已出现显著的繁荣景象。

从上下两图的对比可以看出，镇江城西由于此前一直是战区，在租界刚开发时几乎荒无人烟。但是租界初步呈现建设规模后，城西就已出现了大片的密集民居，直到云台山下。也可见当时镇江社会的战后恢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本文租界老照片大多出自驻镇洋商“ J. G. W. Gearing”的相册）

英租界在制度上与他国租界非常不同，属于侨民“自治”，由工部局董事会做日常管理，领事的租界行政权力非常有限，连租界警察亦直接听命于工部局。

英租界内有公共卫生制度，严禁“大烟馆”“赌博”“娼妓”等偏门服务行业。租界土地由英政府整体向清政府总租，再分租给西方商人，发给的是英国皇家租契。客观的说，英国租界的环境秩序、卫生状况是明显好于当时的中国市镇的。

当然租界虽禁烟土吸食，而租界口岸却又大肆进口烟土，并由专业商行经营。1880年代镇江烟土进口曾名列全国第三，堪称“长江烟城”。这也是英租界因为利益站位，存在巨大两面性的方面。

因为经营需要，镇江英租界不断借机试图扩大面积，这就与镇江本地产生了巨大的争地、经营冲突，也是1889年火烧洋楼事件背后，最核心的矛盾。

早在1860年代，镇江就发生了数次聚众拆毁租界界碑，甚至夜间袭杀印度巡捕的事件，导致租界安保升级，各道口加设格栅门。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镇江市民的情绪，双方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同时由于华人商贩在租界区域的经营活动，常与租界的现代市政管理制度有悖，以至时常发生巡捕与商贩的管理冲突。裹挟着民族歧视、土地矛盾等等，危机在一步步悄然酝酿。

1889年初的一天，七濠口来镇经营的康姓小贩（康麻子）在镇江英租界区域摆“掷蛋”摊营生，这一游戏带有博彩性质（一些资料上描述为“藤圈套蛋”、或者是类“掼蛋”游戏；掷在博彩中通“押、掼”），与印度巡捕发生冲突。

印度巡捕由于执法时的双方语言及态度等问题矛盾激化，采取暴力执法，导致小贩伤重，引发街头华人的围攻。印度巡捕见情况不妙，掉头跑进了工部局躲藏，镇江英国领事非但不予安抚，居然鸣枪恐吓镇江市民，事件彻底一发而不可收拾。

领事开枪后，镇江市民开始捣毁工部局、山下的洋房、洋行（波及美孚公司、浸会堂、福音堂等）。转而又开始摧毁山上的英、美领事馆，租界大面积被毁。

租界外侨见状，全部吓得躲到轮船上避险，英国领事被镇江官员护送上宝盖山兵营躲避。镇江民众又追到码头，对轮船投掷石块攻击。最后由镇江官府出动上千名兵勇进入租界协防，才稳定住了局面。事后英国也曾派炮艇两艘来镇江示威防护。

这一事件很快就在欧美新闻媒体上被广泛报道，舆论震动强烈。

需要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初以前的租界史研究相关书籍中（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均出版过租界研究书籍），镇江的这位康姓小贩并没有被印度巡捕打死，而是事后与六名纵火者被镇江地方官府收禁关押了。

火烧事件之后，英国方面大为光火，迫使中国政府赔偿全部损失。并规定不准华人在租界内进行任何摆摊活动，取缔了租界内华人经营的茶楼、酒馆。

同时为了缓和矛盾，租界也更换了印度巡捕，改由华捕维持租界秩序。现在作为镇江博物馆的原领事馆楼上“1890”字样的建筑构件，即是那次事件的历史见证。

这一事件之后，镇江英租界又存续了将近40年。期间与镇江地方因为土地划分、市政管理、经济纠葛等问题依旧摩擦不断。1925年五卅惨案后，镇江举行抗议大会，游行到租界时再次发生群众激愤行动，租界差点又要被毁一次。

此时的镇江英租界、乃至镇江商港因为区域经济环境变化，江岸淤堵而早就难以经营，行情每况愈下，大量的商行（如广东商帮）、市场（米市等）都在撤离。

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时，英国内部就已出现交还镇江租界和威海卫租界的动议。于是英方顺势于1927年3月24日在北伐的背景下，主动宣布撤离租界武装巡捕，将镇江租界管理权由镇江地方接收。

1929年10月31日中英双方以外交换文的形式归还镇江租界，11月15日实行交收，自此镇江的租界历史画上了句号。

镇江租界未能完全保留原貌至今，主要是毁于抗战初期。1937年11月间，先是日军于23日空袭在租界区大华饭店开军事会的江苏省主席顾祝同，美孚公司等建筑也被击中烧毁。半个月后日军占领镇江，又在租界区及周边商业街纵火，导致原租界的建筑面貌荡然无存，只剩云台山上的领事馆等少数建筑被保存下来。

美国记者哈里斯福尔曼曾于1949年4月中旬，来镇江进行过战地摄影报道。其在云台山拍下了镇江城西的珍贵照片，可见山下原本密集的西式房屋，仅存寥寥数栋，代之以大块的空旷场地。

镇江英租界区域后来被部分用于工业开发，山坡民居逐渐破败几近沦为棚户。直到本世纪初随着市政建设发展，经过系统性长期建设与经营，才得以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的面貌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成为镇江城最为知名的文旅观光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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