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当红军在同一部门后成中将与正部，晚年1人判刑1人儿子被处决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从此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并确立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胜胜利的道路。红军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形势发展迅猛，不断地扩大根据地，星星之火很快成燎原之势。因此，当时成立的红一方面军决定攻打吉安，将赣西南根据地连成一片，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战略部署。

吉安，古称庐陵。地处赣江中游，是赣西地区的中心城市，水路交通发达，溯江而上可到赣南重镇赣州，沿江而下可达江西省会南昌，是连接江西南北的交通枢纽。更重要的是这里全被红军建立的根据地包围，西面是井冈山，东边是东固山，南临神岗山与禾水，北踞螺子山、真君山。是个山水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之地，且扼南北交通要道，更是当年中央苏区军事要地和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驻扎在吉安的守敌还是比较强大，他们凭借半圆形赣江天堑防线，扣留了江面上所有的船只，封锁码头，禁止水上交通。尤其是在城郊各个山头修筑了炮台、碉堡、战壕等坚固工事，又挖了7道壕沟，埋了竹钉、暗桩，架设了铁丝电网，形成了坚固外围纵深防线，并吹嘘吉安城是“金城汤池”、“可保无虑”。因此，红军在前面数次攻克吉安城，只是取得了局部胜利，并没有全面攻入吉安城。

直到1930年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对吉安发动全面总攻，发动吉安城周边广大群众积极参军参战，组织各种支前和战斗队伍，配合红一方面军夺取吉安。总攻吉安城的命令发出后，红军和10万赤卫队、少队员向吉安城发起凌厉的攻势，各路队伍向敌阵地猛冲，有的提着禾草，有的拿着柴刀，有的扛着木板和楼梯，在土坦克（用棉絮裹装的独轮车）掩护，冲到铁丝下，双方展开肉搏战，激战数小时鏖战，终于突破守敌防线，红军大部队攻入吉安市内，吉安宣告攻克。

红军自从在江西建立根据地以来武装夺取区域最大的中心城市，极大地鼓舞了江西人民的革命热情，开创了根据地区域斗争的新局面，为此，根据地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红一方面军高层领导人在吉安最大的广场召开庆祝大会，会上提出扩大红军队伍的口号，各县、区成立扩红委员会，各地青年争先报名积极参加红军、支援前线，涌现了许多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兄弟争当红军的感人事例，这一天，吉安县临江塘尾下流坊村的李作鹏与富田乡陂下村的胡立教（两个村现在都属于吉安青原区），两位都是16岁的同龄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

下流坊村人李作鹏，1914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其由于他家孩子多，人又忠厚老实，寡言少语，实心待人，年复一年的早出晚归，耕种田地。他专心务农，深耕细作，把田地种得还算好，因此，在这个村子里其它人眼里，他家也是算得上比较殷实的家庭。因此，李作鹏小的时候为了他能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算一些简单的数，便送他读了一二年书，随后，便叫他回家下田干农活，早上一大早起床放牛，到山上砍柴火，田里采桑叶，到野外去捡猪草，一到农忙的时候，那几乎就不用上学，天天搁家里帮着父亲操作田里的农活。

李作鹏长到十来岁的时候，因个头长得较高，而且各种农活样样拿手，村里人都夸这孩子将来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此时，红军来到村里发动群众攻打吉安城，各村都要组织赤卫队，还有少先队，时年15岁的李作鹏因个头高，乡政府指定为少先队长，进攻吉安胜利后就报名参加了红军，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道路。

陂下村的胡立教，1914年出生于村里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其出生地陂下，顾名思义，即水陂之下。这个村庄傍富水河而建。早年富田街先民在少傅山脚下拦河筑石陂一座，因村庄建在其下游，故名陂下。其实这个地方地理环境很好，富水河流经此地转了一个大弯，汇水如潭，河面突然变得狭窄如溪，故又名为潭溪，百姓视其为风水宝地。

当时的富田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县级苏维埃政府驻扎地，因此，小小年纪的胡立教就加入了团组织，随后担任乡儿童团长，在红军进攻吉安城的时候，他还担任了少先队中路指挥部副指挥、指挥，率领这支队伍战斗在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协助打扫战场，掩埋烈士遗体，战地表现突出。因此，他参加红军后很快就得到提拔，先后担任特务团宣传分队长、二连副政委等职务。

更为凑巧的是，李作鹏与胡立教两位同龄的小同乡，同一时间参加红军，几乎是同一时间调入一个部门工作，而且这个部门不是一般的部队，先是叫红军无线电总队，后更名军委二局，二局下属有一科破译科，二科是译校科，三科在侦听科，在红军长征期间，两人分别担任二科和三科的科长。特别是胡立教担任侦听科的科长，是非常重要，在长征途中，侦听科共有四部接收敌人电报的电台，此停彼开，轮流值班，24小时不间断地接收周围敌人电台的电报，破译国民党800种密码，获得了大量情报，为红军逐步扭转战局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征结束后，得到领导人高度评价。

当然，李作鹏所负责的译校科也非常重要，据他自己回忆说，获得情报的途径有几种，首先是从抓获的俘虏中缴获密电码本，还有打入敌人内部地下组织人员获取敌密电码，还有在作战中，突击敌指挥所，收集敌人译好而未销毁的电报，或是翻译了一半的电文底稿，对照文字和组码，推译密码。这样，两个同乡在同一部门工作相互配合，破译许多敌无线电密码，红军高层领导人对敌人的作战方案和行动了如指掌，由此迅速、果断地确定有关行动的决心和部署，赢得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他们可谓是功不可没。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李作鹏与胡立教两位同一部门的同乡便分道扬镳了，抗日期间，李作鹏分在在八路军115师机关任职，先后担任师司令部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解放战争任参谋处长。在辽沈战役期间他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一线作战的军事指挥员担任43军军长，屡立战功，渡江战役后，他领兵南下，相继指挥解放海南岛等战役，也是战功卓著。建国后李作鹏历任兵团参谋长、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务，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身居高位的李作鹏做了不少错事，他被撤销一切职务被判刑17年，在此我们按下不提。

再说二局侦听科长胡立教，由于他带领的科室起到了“千里眼”、 “顺风耳”的巨大作用，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就晋升为军委二局副局长，随后进入延安抗大深造，毕业后，组织派他到新四军军部担任司令部参谋处第三科(通信科)科长兼无线电总队长。负责全军通信工作，期间他培养了大批通信干部，后称“三山办公室”，又称“胡立教办公室”，他担任负责人。在他领导下，新四军通讯情报部门担当起战区技侦情报保障任务，为保障作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皖南事变时，胡立教领导的这支队伍表现很好，在危险的情况下，空中电波没有中断，及时发出电报，根据首长的指示，砸毁电台和其他通信工具，销毁联络文件和其他通信资料，进行突围。他带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攀越了很陡的山崖，从枪林弹雨的重兵包围圈中，向苏南方向成功突围。

解放战争期间，胡立教继续留在华东地区工作，先后担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统战部部长等职务，为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做了大量的支前参战工作，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他成为一名正部级领导干部。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胡立教有个儿子，名叫胡晓阳，他仗着父亲的名声生活腐化，逐渐堕落，并且生活作风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胡晓阳不仅不改正缺点，反而以此为荣，他爱好摄影，利用自己的摄影技术做了很多有违伦理道德的事，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引得人神共愤，此时正值“严打”期间，有群众反映了胡晓阳的罪行，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胡晓阳。被捕后，胡晓阳的态度非常蛮横，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有多大。

按照当时的情况，身为高干子弟的胡晓阳等人的行为，是有些“罪大恶极”的味道，此案在上海影响很大，最后在静安体育馆召开了公审大会，胡晓阳因为影响极坏、民愤极大被当场判处死刑，这位高官之子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2006年7月3日，胡立教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2岁。后人评价，他奋斗了70多个春秋，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讲原则，顾大局，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生活俭朴，不计名利，他精彩的人生华章值得后人敬仰！但他儿子的结局令人嘘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