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辈子赚了多少钱？

钱是要紧的。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鲁迅

从小就在语文课上学习鲁迅。老师说：“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他身着朴素的中式长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围巾，一年四季穿一双黑帆布面胶底鞋。头发乱蓬蓬，很长也不剃。听老师说：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邀请鲁迅在大饭店吃饭，西仔竟然看鲁迅衣衫朴素而不准他进门！许多回忆录记载：鲁迅虽然生活俭朴，却节省很多钱支援革命。

“史无前例”时代，25岁的我，从中国科学院被押送到劳改农场。不发工资，每月仅15元人民币的最低生活费。身披无产者的劳动服、头戴“资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马活、吃猪狗食之余，还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到休息时瞪着双眼就想看书。当时只准学“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农场还有一套《鲁迅全集》，这是作为革命文献发下来给群众轮流自学的。

我这个“专政对象”，当然在传阅“革命文献”方面最靠边站。《鲁迅全集》前几卷精彩的部分，如《呐喊》、《彷徨》等，都被“内部矛盾处理”的别人抢去看了，连《两地书》、《集外集拾遗》都轮不到我，读书预备队排得挺长挺长……只有那上、下两册簇新精装的《鲁迅日记（1912—1936）》，谁都是翻了翻也不愿过目的，扔在角落里。好吧，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学这冷而又冷的《鲁迅日记》吧。

沉沉的两大本，厚厚的千余页。那是多么枯燥、琐碎、繁复、乏味的流水账啊！记得鲁迅自己描述过：

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圆……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账，以便检查……

百无聊赖之际想：好罢，我正好是学数学出身的，就来查查鲁迅的账罢。“中国文化人经济状况”的自选研究课题，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首先注意到鲁迅每年都买很多很多书，每年日记后面都专门附有一篇长长的“书账”。从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到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又5个月的漫长岁月里，鲁迅一共记载了25篇书账（每本日记一篇），共计购书9600册，及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900百张，真是洋洋大观！一看书名就像翻开菜谱一样：那都是很好的书，其中有许多很珍贵的书！这是我最羡慕的！

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孝敬老母，资助亲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用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更雇有两个女佣，晚年全家经常乘出租车看电影、兜风、赴宴席……但那么大的开销，得需要多少钱啊？

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我在牛棚里，没有钱，才懂得钱的重要性。鲁迅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那时都是莘莘学子）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挑明——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1页）

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太费事了！只有像我这样的傻瓜，才干这样的傻事。我庆幸“十年浩劫”没有白过，收获之一就是算清了鲁迅24年又5个月，即8000多天的账。按照鲁迅在日记中的自述，他的收入（如果没有遗漏的话）来自下列四方面：

1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年之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圆；8-9月，每月“半俸”125银圆；10月后定薪俸220银圆。

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圆，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圆。

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圆。

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圆。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1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圆。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三分之二即平均月付200银圆左右。

2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6年（1920—1926）。

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圆大洋。

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

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期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在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

3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又1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4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历史》等多篇论文在东京《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银圆大洋，共约得100银圆；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也得到200银圆左右的稿酬，主要贴补家用。

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诗歌、论文、杂感，都是不计稿酬的无私奉献（详见下文）。

到1923年他的日记中才开始有收入稿酬的记载。

后期鲁迅在上海（除了领取大学院津贴以外）主要以“卖文为生”，也就是作为自由职业者，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生活。一开始北新书局每月支付给鲁迅的版税是国币100圆和《奔流》杂志编辑费100圆；他在报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5—15圆，鲁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圆，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但是北新书局经理克扣大笔版税，1929年8月鲁迅找律师与之谈判，维护了自己的著作权，索回2万多圆应得版税，合2009年人民币140多万元（详见后文）。

到1932年“大学院”津贴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成为鲁迅的最重要经济来源。

我统计的结果：1912年春至1926年夏鲁迅在北京期间，共收入银洋大约41000圆（其内1922年日记残缺，为估计数），月平均245圆；1926年夏至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000圆，月平均417圆；1927年秋至1936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国币（法币）75278圆4角1分，月平均697圆。

鲁迅时代银圆（银洋或国币兑换券）的购买力：

从1912年到1936年，国内的物价是基本稳定的，升降平缓、浮动不大。以基本生活用品的购买力计算——

1901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73元，2009年人民币146元；

1912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50元，2009年人民币100元；

1921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44元，2009年人民币88元；

1925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8元，2009年人民币76元；

1930年国币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5元，2009年人民币70元；

1936年法币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0元，2009年人民币60元。

鲁迅24年间收入的银圆，相当于如今多少钱？

那么，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鲁迅24年间的收入相当于今天人民币多少钱呢？

根据历史资料换算，1912年1圆银洋约合人民币1995年50元、2009年100元，1927年1圆国币约合人民币1995年35元、2009年70元；1936年1圆法币约合人民币1995年30元、2009年60元。由此可以计算鲁迅历年收入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实际购买力，给出一个比较符合真相的描述。

也就是说：

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64万元、2009年328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9000多元、2009年人民币近2万元。

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7.5万元、2009年35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4万多元、2009年3万元。

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226万元、2009年452万元以上，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2万元、2009年4万元左右。

若不计入1922年的收入（日记缺失）则23年间共收入1198733圆，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

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

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