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地方志书写与国家治理——万历《铜仁府志》发微

提要 ：地方志中人物、事迹和艺文选取体现编纂者的“心裁”和“微旨”,也反映地方志的特殊作用。 万历《铜仁府志》将“省级”官员阴子淑“降级”纳入府志名宦，看似与常规多有不合，但体现了儒家“文 化”的“以文化人”古典涵义；同时对阴子淑《圣像记》的收录，反映了明朝对于以文化促进国家统一巨大作 用的深刻认识，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这也提醒我们，应当视地方志为一有机独立的整体，高度重视 其书写“笔法”,从中吸取国家治理等宝贵智慧。

关键词 ：万历《铜仁府志》阴子淑《圣像记》文化 国家统一

地方志在历史记载和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编纂地方志并非随意而为，在章学诚看来，“夫志也，志也。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无论是人物选取，还是事迹和艺文收录都务必慎重，强调地方志编纂的“心裁”和“微旨”。对作者要求如此，也要求后世读者在阅读方志时务必小心谨慎，别具慧眼，明白史家的“心裁”“微旨”。

万历《铜仁府志》(以下除特殊情况外，均简称《铜仁府志》)为明万历年间铜仁郡人万士英所撰。细读之，特别是在《名宦》 一 目收录阴子淑及其所作之一记文时，深感章学诚所言之 “心裁”“微旨”。该文文字之外，深具大义，或可谓为“史家著作之微旨”。深入探讨这一记载，不仅有助于了解明朝治理贵州乃至西南的历史事实，而且对于阅读史志也多有助益。

一 阴子淑其人及其入列《铜仁府志 ·名宦》

地方志设立“名宦”的作用不仅在于纪念先贤，也在于通过树立典范，讽劝后人。值得注意的是：名宦有层级之分，省级与府、州、县自有不同，不可随意。

《铜仁府志》“凡例”解释“名宦”收录原则：“名宦政绩，必惠政沦浃，久而人思之者。 其年代久远，实政无征及见荷饼檬、远涉贡谀者，俱不录。”“名宦”序文又言：“憩棠勿剪， 望碑堕泪，此岂人力哉?所感良深也。铜于职方最远且僻，诸君子不暇遗之，建节握符，遗惠良 厚，人怀尸祝，里思伏腊，其声施与铜同永久矣。爱书芳迹，以诏后来。断自国朝始者，不敢以 无据淆听睹也。”总的来看，该志收录名宦有两个原则： 一是留有惠政，值得让后人纪念；二是必须要有实证，不能是无证可考的神话传说，以免混淆视听，因此收录时限“断自国朝”。

由此，《铜仁府志 · 名宦》共收录26人，其中5人未曾在铜仁任职。后者之中，萧绶(时任右都督充贵州总兵官)、张岳(时任都御史兼兵侍)和傅应祥(都清兵备副使)等3人均因平 定铜仁苗叛之武功入选。 阴子淑(时任贵州按察副使)和陈尧(时任贵州按察使)则否。 无论如何，该志将不曾履职铜仁的官员纳入地方名宦，多有不合常规之嫌。 对此，不妨以时任贵州按察副使阴子淑为例，以明代贵州四部“通志”做一比较。

现存明代贵州4部“通志”中，除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无阴子淑记载外,其他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和郭子章的《黔记》等3部省志都有记载，但都是列入“省级”名宦。这在乾隆《贵州通志》中更为明显。该志名宦分为“总部”和“分部”两类，前者记载省级官员，后者各府州官员，阴子淑位列前者。换言之，阴子淑等人属于“省级”官员， 不当入府志而应进省志。《铜仁府志》将之收录，自然引起时人的疑惑。该志作者万士英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作了专门说明：

英曰：人问何以录阴公也?司马喻蜀、王褒入滇，两地名宦，咸为首称。况公行部此邦，多所题咏，而迁圣一记，大阐文风。录之名宦，志不忘也。

万士英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 一是有司马相如之于四川，王褒之于云南的先例。二是阴子淑“行部此邦，多所题咏，而迁圣一记，大阐文风”,对于铜仁的文化贡献尤巨。其中特别强调 “迁圣记”一文对于移风易俗的巨大作用。我们就不妨从此开始，讨论一下这篇记文。

二 阴子淑《铜仁府圣像记》之由来及其影响

阴子淑所作的《铜仁府圣像记》收录于万历《铜仁府志》。两部贵州省志也做了收录。 一是万历《贵州通志》卷21《艺文志 · 记》,题名《铜仁府圣像记》(以下简称《圣像记》);二是 曾经担任过贵州巡抚的郭子章所作的《黔记》,但改题为《圣像记略》。两部省志不约而同地收录，也可看出此事非同寻常，其影响不仅局限于一府之域。

《圣像记》出现在《铜仁府志》卷5《学校志 · 庙祀书籍学田》之第一部分《先师庙》。 《先师庙》主要介绍先师庙的由来及陈设，其中有燕居所一座建筑：“燕居所，在圣殿北。”《圣像记》即为燕居所的兴建而作，“弘治辛酉，副使阴子淑以圣像置铜佛寺，非礼，建所迁之。有 记：(后附此记全文)”。时任贵州按察副使的阴子淑认为将孔子圣像放在铜佛寺里不合礼制， 要求另外修建场所，专门供奉孔子像。阴子淑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不仅专门作文记之，事后还作诗一首，可见其非同一般的重视。我们不妨首先详细解读一下《圣像记》。

“铜仁府前二江会流间有巨石焉，屹然其中。”元朝时有“好事者”铸作3个铜人，“像夫子及老佛，为三教”,放置在巨石之上。这块巨石因为放置了3尊铜人像，也就被称为“铜崖”。 尽管阴子淑认为这样做混淆了是非，但虑及“庙祀以化夷民”的初衷，“意则善矣”,所以也 就宽容了。 但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让他难以容忍。

进入明朝以后，这3尊铜像被长官李渊迁移到铜崖左峰的铜佛寺里。由于庙名为“铜佛寺”,夫子和佛老并列其中，“是以三教皆佛也”,儒释道三教也就没有了区别。后来，“既施溪人有疑铜人为金者，乃舟载夫子像以逃。适天将曙，沉于江，求之弗得。”对此，阴子淑作了别出心裁的解释，“意者夫子在天之灵，虽不鄙厌夷方，宁不恶其是非久混、害吾人心故尔耶?” 夫子(孔子)铜像沉入江底其实乃孔子在天之灵所致——孔子虽然不厌弃身处蛮夷之地，却不屑与佛老为伍，所以“主动”或者也“乐于”沉于江底。自此，铜佛寺里的3尊铜像只剩下佛老。根据阴子淑的看法，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没有想到的是：铜仁地方官后来却继续在铜佛寺里重新塑造夫子像，“正统末，长官李仪再塑夫子像。天顺七年，李温乃易以铜”;进而“成化初，李椿继之，重建殿宇，扁以旧名”,重建的庙宇依然题名“铜佛寺”,更为可恨的是，“铜人则咸饰以金，辉煌耀目，相近之失，一至于此，无足怪者”。

阴子淑常巡历到铜仁，发现“铜人其故”,痛恨“未之改”。在弘治之年再次巡历到铜仁时，忍无可忍的阴子淑即要求立即改正：

今弘治壬戊九月，再巡至此，以念日首诣庙寺，谒夫子像。睹其首虽幅巾而失其制，衣履则若朝服然，而立老佛之左。即日命椿鸠工龙材，于大成殿后建燕居所。廿二日，奉迁夫 子像于其中，既告以文，命工稍复润色，为坐像，而幅巾俨然，审审夭夭之气象而如在其上焉。

在阴子淑要求下，铜仁兴建燕居所专门供奉夫子像。至此，夫子像终于自得其所。阴子淑随后用文学性手法记载官民反应：“一时官、吏目，及庸人孺子奔走竞观者，填塞市巷，咸跃然以喜曰：‘今日终是也!'”(《圣像记》)随着夫子像的独立，原来混淆的“是非”也终于得以澄清。“然则人知其是非久矣，第无敢改为耳。”(《圣像记》)在阴子淑看来，其实铜仁民众也明白是非，早就期盼做出改变。只是由于他们没有付诸行动的勇气，所以“不敢”改变。 一旦有人做出改变，他们当然欢欣鼓舞。这是否是历史的如实写照，不得而知。不过，这深刻反映了阴子淑的价值立场。《铜仁府志》收录《圣像记》并将阴子淑列入“名宦”,也间接反映了该志的价值立场。接下来，阴子淑论儒家之“是”和佛教之“非”:

呜呼!夫子天纵之圣，大与天同，非绘画所能象也，非尺寸所能窥也。 自今观之，凡学其学者，虽地有华夷、人有贤否，罔不因其所得之浅深而见于日用之间。 于父子也相亲、兄 弟也相宜、朋友也相和相信，率皆循其矩则而不逾其出。 而仕必忠上爱下，趋事赴工以图称 厥任，间有轻富贵、重节义、视死如归者，历历可数，何哉?盖由夫子之教，亦惟知其必如 此而后是焉。 若老佛之指空寂为宗，以是为非，恶能致是?而亦恶能仿佛其万一耶?乃以之 并于夫子，不亦谬哉!

阴子淑从社会秩序建构的政治角度来看待三教。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有利于构建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而佛教“指空寂为宗，以是为非”,根本难以达到这一目的。将夫子与佛老并列，实在是大谬。这样的观念和立场在《铜仁府志》收录的阴子淑的一首诗中得到强化。

三 斯文在兹：阴子淑《奉迁孔子像》 一诗及其意义

在夫子圣像迁入燕居所之后，阴子淑写了一首诗，可视为对《圣像记》的补充、注释和强调。

奉迁孔子像

巍然一石屹中流，谁立铜人最上头。

不识宣尼如日月，却疑老佛是朋俦。

长江曾洗斯文辱，后学仍怀世道忧。

今日是非分辨定，天涯喜再见东周。

该诗前四句可谓对《圣像记》中三教并列的批判，但第五句—— “长江曾洗斯文辱”— 一 突然宕开，显得多有突兀。这里的“长江”肯定不是指铜仁的大小江，而是实指长江。这迫使我们去深入了解此事。检查阴子淑经历可知，他曾经在长江岸边的荆门任职(荆门知州),此事 或可发生在其时。检读乾隆《荆门州志》,恰好有“阴子淑”条：

阴子淑字宗孟。其先崇阳人，徙居四川内江。成化壬辰进士，十五年知荆州。二年之 内，百废俱新。政暇即与诸生讲论经义。朔望集里老于明伦堂，谕以为善获福之报。毁淫 祀，表节义；举行家礼。民有《循良十咏》以美之。后迁江西宪司。郡人立有去思碑记。 崇祀名宦。

据该志所载，阴子淑为荆门州名宦。该志概括其为官之间的主要政绩为“毁淫祀，表节义； 举行家礼”。阴子淑的荆门经历及其政绩与铜仁有何关系呢?这可以从《铜仁府志》关于阴子淑的介绍窥见端倪。阴子淑曾经担任贵州按察副使，属于“省级”官员。由此，在具体进入该志对其介绍前，先看看明朝三部贵州省志的记载。

嘉靖《贵州通志》:

阴子淑内江人。

万历《贵州通志》:

阴子淑。内江人。弘治十年任。备兵都清，善谋多智，娴武略，尝示人以不测，即左右 莫之知也。如谈笑擒王向、阿仇二酋，磔之麾下，诸夷凛凛，莫必其命。

郭子章《黔记》:

阴子淑，字宗孟，内江人，成化壬辰进士。知荆门州，鲠介不阿，肇建学宫，载建陆文 公祠于蒙惠二泉，士习丕变，邦人为立生祠。弘治十年迁贵州副使，备兵都清，善谋多智， 尤娴武略，人不可测。是时，都匀司黄土坡苗王向、阿仇叛，谈笑禽而磔之，麾下诸夷凛 凛。迁浙江按察使。附阴宗孟诗 …… (略)

比较这三个记载， 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黔记》增加了阴子淑在荆州的经历。值得关注的是， 《铜仁府志》也几乎相同：

阴宪副子淑，子宗孟，内江人，成化壬辰进士。知荆门州，鲠介不阿，肇建学宫，祠祀 陆子静于蒙惠二泉，士习丕变，郡为立生祠。弘治十年，迁贵州副使，备兵都清，善谋多 智，尤娴武略，人不可测，计擒诸夷，无不畏服。行部铜江，多所题咏，于学宫后创燕居 所，迁夫子像，自为碑记，尤有关系，迁浙江宪使。

比较这四个记载，郭子章《黔记》与万士英《铜仁府志》高度相似。具体而言，两者都 “不约而同”地强调阴子淑的荆门知州经历。之所以如此，最大的可能是《铜仁府志》成书于 《黔记》之后，受到后者的影响。文字的相似反映的是思想关切的一致。该志采纳《黔记》, 体现对后者价值观念、立场的认可。问题是：荆门与铜仁，相距千里，为何两者都要将阴子淑的 荆门经历收录呢?在一般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经历而已。其实不然，而是或有深意在焉。

根据《铜仁府志》和《黔记》对阴子淑在荆门经历的记载，可知阴子淑政绩主要在蒙惠二泉祠祀陆九渊。

蒙泉和惠泉是荆门的著名古迹。乾隆《荆门州志》有详细记载，“题咏名贤，唐有宇文鼎、 李德裕、沈传师、牛徵、刘次山；宋有欧阳修、孙仅、孙肿、孙敬翁及元、明诸公，篇章甚夥”。其中尚有苏洵、袁宏道等著名文人学者。饶有趣味的是阴子淑也曾作诗二首：

蒙、惠二泉

我爱蒙与惠，清冷常四时。冲襟尘不染，对此自相宜。

谁启蒙山秘?长流不计时。道从川上悟，岂独濯缨宜。

阴子淑专门为“祠祀陆子静于蒙、惠二泉”作诗，说明他高度看重此事，也自视为在荆门时的主要政绩。

明乎阴子淑的荆州经历，不但可以了解《奉迁孔子像》诗中“长江曾洗斯文辱” 一句的由来，而且也可看出阴子淑一以贯之的为官理念和施政措施。《铜仁府志》将此诗收入，或许不只是简单的文献采录，而是为了与《圣像记》前后呼应，进一步强化孔子圣像迁移一事的重要意义。这在方志的修辞中可以看出。

《黔记》和《铜仁府志》在介绍阴子淑在荆门的政绩时均说“士习丕变”,《铜仁府志》在评论《圣像记》的价值时说“大阐文风”。想来这不是随兴所至的闲笔，而是一方面高度肯定阴子淑在两地一脉相承的卓越政绩和价值关切，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这样的政绩和关切所产生的移风易俗的“文明”效果。

“大阐文风”中的“文”并非今天学科分科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指成风化人、移风易俗 的“文明”。在阴子淑看来，铜仁将三教一起并列于佛教寺庙进行“集中”祭祀，正是一种“ 辨是非”的“淫祀”。变革这种淫祀，重振斯文，明确是非，彰显文明则是阴子淑的自任。阴子淑对此甚为自得，这可以从他写的另一首诗中看出：

次铜仁

郎溪烟雾接乌罗，处处峰峦带雨过。

几段畲田山客火，数掾茅屋洞民窝。

俗缘祭鬼多抛业，人为归王始息戈。

一百年来声教遍，喜闻玩梗尽销磨。

该诗首先描绘铜仁的美丽风光，但与之不相称的是祭鬼风俗及其导致的产业抛荒，进而到了归属王道、国家以后，武陵山片区的战火纷争才得以平息，最后则是文明的兴起。这样的文明具体在最后两句“一百年来声教遍，喜闻玩梗尽销磨”。其中“声教”一词来源于《尚书 · 禹贡》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声教”反映的是儒家对于儒家文明教化流传四海、天下的追求向往。铜仁自永乐十一年(1413)设府，纳入国家版图以来的一百年，逐步摆脱蛮夷状态，人民的“顽梗”也得以“销磨”,得以进步于儒家所倡导的文明状态。阴子淑引以自豪的不仅是自己参与其中，而且还做出了巨大贡献。

阴子淑在荆州和铜仁的作为都涉及到宏大的政治，折射出明朝治理贵州乃至西南边疆地区的策略和贵州、西南边疆地区逐步纳入国家统一的进程，更深的则是反映了文化与政治的密切关联。“铜仁”地名的由来及变迁生动、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点。

四 “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文化与政治

地名的由来、变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因此之故，“沿革”历来是方志的重要内容之一，反映了国家意志、地方诉求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不妨首先回顾一下有关史书关于“铜仁” 地名由来的记载。

《明史 · 土司传》记载：

铜仁，元为铜人大小江等处军民长官司。洪武初，改为铜仁长官司。永乐十一年置铜仁 府。万历二十六年始改铜仁长官司为县治。领长官司五：曰省溪，曰提溪，曰大万山，曰乌 罗，曰平头著可。

这一记载尚显简略，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 铜仁府》则较为详细：

[建置沿革]元置铜人大小江等处长官司，属思州军民安抚司。《名胜记》:“铜仁府境 有西南有大江，西北有小江，合流处崖高数十仞。相传渔者得铜鼎，儒释道三像”。故以 ‘铜人'名崖，及置长官司，始易‘人'为‘仁’。”

上文所引的《名胜记》原文为：

元置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盖境内之西南有大江，西北有小江，当其合流 处，崖高数十仞，挺然立于中流。相传有渔者没其底，见三足如鼎，得铜范若儒释道三像，

故以“铜人”名崖。及置长官司，始易“人”为“仁”。

万历《铜仁府志》记载：

元置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以司治有古铜人三，故名。)隶都云定云等处 安抚司。(都云即今都匀。)国朝吴元年，思州田仁智内附，授思州宣慰使。洪武五年，改 “铜人”为“铜仁”,隶思州宣慰司。

“铜仁”地名来源于“铜人”,一字之异，何以要做此改变?从时间“节点”上来看，此时正是“洪武五年”,也就是明朝建立初期；从建置上来看，正值铜仁建置由“(蛮夷)军民长官司”改为“长官司”。这意味着随着明朝的初步建立，中央即开启将铜仁进一步“国家化”、深度纳入国家统一的“大一统”进程。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文化也当然要随之跟进。明朝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铜人”之名来源于民间传说，反映的是三教之平等，这当然不符合国家统一的需要和明朝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铜仁”则不同，“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与国家意识形态正好吻合。 因此，明朝中央利用谐音的方式，在不动声色之间将“人”变而为“仁”,一字之异，不仅落实了将边远地区纳入国家版图的国家意志，而且反映了当地士人渴望纳入“大一统”的地方诉求。

因此，这一字的改变，意义深远。地名改变诚然容易，但“大一统”内容不限于此，还包括更多、更复杂的方面。纵观《铜仁府志》,不但深入反映了国家贯彻落实“大一统”的曲折复杂的过程，而且深刻揭示了国家治理的高明智慧。其中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值得深入具体分析。

“万历《铜仁府志》乃士英辞官返乡后所纂，考书中叙事下限均至于万历四十三年，则成书定稿亦当在是年或稍后。”此时距离阴子淑第二次巡历铜仁百余年，距离贵州建省、铜仁设府亦两百年。但铜仁是否已经成为“化内”之地了呢?《铜仁府志 ·凡例》说：“郡创于国朝，几二百年而文风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经过了两百年，铜仁文风才开始兴盛，遑论阴子淑巡历铜仁之时。

历史的记载虽然可以让我们了解地名的由来，却未必能让我们懂得其中所蕴含的“大义”。在阴子淑看来，所需要领会的正是这一 “大义”。这一点也在《圣像记》中得到间接反映。细读该《记》会发现，在叙述夫子像时，并列记载了铜仁与国家互动的密切关系。具体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阴子淑的叙述采取文化与政治两条线索并列同行的形式。这或许并非偶然随意，而是蕴藏深意。须知，没有文化的一体，就没有政治的一统。多元文化诚然可以带来观感的愉悦，但如果国家没有一个文化作为主流、中心，则多元文化势必带来国家的解体分裂。《圣像记》文化与政治并行记载的形式反映了文化与政治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这样的关 系决定了治国者必须具有高明的政治智慧，能够因地制宜，根据政治的不同形势采取相应的文化策略。

明朝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但是这一思想的贯彻落实不可贸然而行，否则事与愿违，得不偿失。这可以从明朝对于梵净山佛教的态度和方法上就可以看出。陈垣《明季滇黔佛 教考》云：“计明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圆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 黔然也。”铜仁毗邻的梵净山是佛教圣地，自唐以后一直较为兴盛，但降至明代中叶以后，却寂寞长达百余年之久。原因正在于明朝中央对佛教进行抑制以力推“大一统”,但效果并不十分 显著。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采取重新推扬佛教的策略。尽管是权宜之计，但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其道理在于，虽然佛教与儒家思想在品质和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也与国家意识形态矛盾冲突，但是两者在“化人”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即都有胜残去杀、驱人向善、规范行为的功能。所以，高明的政治家尽管有明确、坚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但面对复杂具体的现实时，并不盲目地一概排斥佛教。

这一点在《铜仁府志 · 祠祀志》的《祠庙》所附录的《寺观》序言中也得到间接的表达：

二氏之教遍宇内，与吾儒角立而并峙矣。琳宫梵刹，较之庠序塾社，三而有二焉。辞而辟之，宁非希圣者事?第必欲人其人、庐其庐，是何异招之入笠也，曷若姑仍其旧而徐引之 正乎?铜视他处，二氏之宫若晨星，亦并志之，以示铜犹崇正道而未深溺于二氏也。

熟悉儒家思想和文献的人对这则文字多有亲切之感。尤其是其中的“人其人、庐其庐” 一 语。该语出自韩愈著名的《原道》“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众所周知，韩愈《原道》为著名的儒家卫道、护教文献，主旨是判别三教，捍卫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正统性和正当性。与此同时，力斥佛老，主张对佛老进行严厉的打压，让信徒放弃其信仰，烧毁其书籍，摧毁其宗教设施。《铜仁府志》序文引用《原道》正可看出对儒家思想的认可。

但耐人寻味的是，该志以及明清众多方志在坛庙之外附录“寺观”。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是出于对《原道》排斥佛老思想的拥护赞同，所以只是将寺观作为祠庙的“附录”;另一方面又主张保留寺观并且为之作志，认为它们有“徐引之正”,缓慢、逐渐引导人民进入儒家正道的功能。所以与其一概铲除，“曷若姑仍其旧”,予以保留。这在该志收录的《木桶观音阁记》 一文中得到充分体现。

木桶观音阁“在府治东五里，郡人陈珊等建，圮于水。万历二十二年，总兵陈汝忠重修， 有记”。认真阅读这一记载，其中多有值得玩味者。首先，顾名思义，“观音阁”为佛教建筑， 传播的是佛教思想，弘扬的是佛教文化，令人多有意外的是修建者却是儒家士人陈珊。

陈珊字鸣仲，铜仁人，“举嘉靖庚子乡试第二”,“癸丑成进士，授行人”。陈珊与明代著 名理学家、被西南大儒莫友芝誉为“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的孙应鳌同年考 中进士。 在陈珊去世之后，孙应鳌专门为之作墓志铭《兖州丞陈公近衡墓志铭》,盛赞陈珊 “见善必亲，见恶必怒，就义若渴，去利若濯，由衷以言，任真以行”。

陈珊为典型的儒家士人，立身处世的原则为儒家思想，却兴建佛教寺观。又值关注者，在观音阁为水圮毁之后，重修者又为“总兵”陈汝忠。 一文一武，分别担负一方移风易俗和整顿治安的职责，却不约而同地对佛教设施如此关注热心，此诚令人深思。个中原因，可以从总兵陈汝忠重修该阁后为之所作之《木桶观音阁记》中窥知一二。

陈汝忠以设问做答的方式表达重建观音阁的理由：

童子曰：“诚哉，是言也，必奉大士像者何居?”

不佞曰：“铜素苦苗矣。苗喜劫夺、好杀戮。彼大士者，西方圣人也，恶争禁杀， 一以 无诤为教，吾从而事之焉，知彼苗僚者，不闻大士之风而变于善乎?未必于岩邑无补也。”

童子曰：“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请勒之石。”

“大士像”也即观音菩萨像。在陈汝忠看来，观音文化虽然与儒家思想对立，却具有“恶争禁杀”的特性，正好可以用之改变“喜劫夺、好杀戮”的苗民习性。对于这种“退而求其次” 的举措，想来一般人难以理解，所以陈汝忠以“童子”的感慨进行表达，“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众人”相对于“君子”而言，指的是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深谋远虑的凡人。他们之所以“不识”,可能正是固执儒家的立场，僵化地看待陈汝忠的结果。殊不知，陈汝忠和陈珊已经超越了儒家思想的范围，进入深刻而广泛的“以文化之”的“文化”领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铜仁府志》在乡贤的人选上，也将部分非儒家人士纳入。

《铜仁府志 · 乡贤》共收入17人。其中阴子淑《圣像记》中所提及的两人颇值关注。

其中一人是“迁铜人于铜崖左峰，更其庙曰‘铜佛寺'”(《圣像记》),导致“三教皆佛” 的时任铜仁长官司长官李渊。李渊此举实乃“混淆是非”,诚可谓儒家之敌人。另外一人则为继 续重建庙宇，并且继续使用“铜佛寺”,后来又与阴子淑“时与改迁之谋”(《圣像记》),建议 迁移夫子像的李椿。

读《铜仁府志 · 祠祀志》,还可以深入了解这两位官员。李渊兴建川主祠、铜佛寺，李椿则 兴建公安祠、飞山祠、观音寺。其中既有祠庙，也有寺观。可见这两位官员具有两个共同特征： 一是都是世袭的“土官”,不是接受过儒家教育的“流官”;二是他们三教判别的意识不强或者全无，所信仰的只是普通的“文化”观念，所以对三教都“一视同仁”,在治理的策略上只会因循守旧，根据传统习俗进行。尽管如此，但他们最后都得以入列乡贤，原因正如上文所述。所以，《乡贤》序文说：“虽出处异科，文行异轨，要足以光俎豆而式将来矣。采其尤卓然著之于 篇。 ”也将未曾受到儒家教育熏陶，但为人民做了善事的土官也列入乡贤。 其中所折射的正是儒家“文化”原本意义上“以文化之”的含义。

明清两朝治国根本上以朱子思想为纲领。朱子在解释《论语 ·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 乎”一语中“文”的含义时说：“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强调“文”的“制度”一面。从广义上而言，具有制度性的一切设施均属于“文”的范围，也就属于“以文化人” 可资鉴的来源。易言之，凡是有助于“变化”人的制度、观念等都属于“文”的范围，儒家、佛教均为其中之一。政治家所接受的考验之一，就是需要对之有着清醒的洞察，根据不同的时势，采取相应的文化观念和运用措施。万士英深谙其道，所以在《铜仁府志》中以不动声色的“笔法”作了显示，需要我们深刻领会。

正是因为“文化”深刻的古典涵义和多样的形态以及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所以明朝在铜仁的建置方面采取了渐进式的做法。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为铜仁府附郭铜仁县的设置。

虽然早在永乐十一年贵州建省时就设置了铜仁府，但作为附郭的铜仁一直是“长官司”而不是“县”。在时任贵州巡抚的江东之和按察使应朝卿联合上奏朝廷请求设铜仁县的《铜仁建县疏略》中， 一方面承认“改土归流，原为利国利民、用夏变夷，亦当”,认为虽然“改土归 流”有利于国家统一，但是也强调不能贸然行之，而是必须“因时乘便”,根据具体的时机进行。

在江东之莅任思石道后，“该道首举铜仁建县为请”,请求设置铜仁县。但在江东之看来， “改土诚抚绥至计，设流恐经制劳民。咨询经年，驳议再四”,所以还是拒绝。直到万历二十六 年(1598),时机方才具备，“土官李永授充戍虽陨，其子李以谦袭恶不悛，铜仁士民得见天日， 尤千载一时也”。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江东之和应朝卿果断联合上奏朝廷，请求设置铜仁县。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距离贵州建省、设置铜仁府的永乐十一年，已经过去了185年之久。

区区铜仁府附郭的改县，身为一省之长的江东之何以如此用心?非常之举，必有非常之因， 其背后必有更大的视野和更深的谋虑。众所周知，万历二十六年乃特殊之年。因为次年，作为 “万历三大征”之一、对明朝国运影响甚巨的播州杨氏土司的反叛随即爆发。

江东之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始任贵州巡抚，至万历二十七年平播之战爆发前夕离任。 在此三年之间，他必然亲见了土司对于国家统一的阻碍和破坏性影响，也预感到播州土司的反叛，所以，趁铜仁土官李永授突然死去，其子李以谦“袭恶不悛”之良机，果断上奏中央，请求“将铜仁长官司改立一县，隶铜仁府管辖”。如此一来，既可以减少、削弱播州土司的外部呼应、支持力量，也可以逐步减少土司的数量，更有力地推进国家统一。

在铜仁设县的次年，播州土司的反叛随即爆发，江东之也于是年离任贵州巡抚一职。但其所见之远、所虑之深、所怀之大、所忧之切，令人感慨而敬佩。这样的眼光、格局、情怀和忧患或许为继任贵州巡抚、随后亲身经历了平播之战、深知土司对于国家统一破坏性影响的郭子章所深深领会，所以在其撰作的《黔记》卷29《守令表》中不仅专门对此事做了记载，还节录了江东 之、应朝卿的《改设铜仁县疏》。 《铜仁府志》则全文采录了该疏，使我们得以全面、深入、 具体了解江东之的心曲。

结语

“方志为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风流文采，为长吏饰儒雅之名也。”因此，方志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章学诚对此有深入的论述。

首先，方志的书写形式直接关系政治。“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盖有言之斐然， 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闻言之尚无条贯，而其事转能秩然得叙者也。”“政之有恒与辞之体要， 本非两事，昧於治者不察也。”方志书写形式上的“斐然”“条贯”直接关系政治的“秩然得叙”,政治的“有恒”也与方志“辞之体要”密切相关，两者“本非两事”。其次，“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所以文献的收集非常重要，也正是在文献中，可以深入、具体地了解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策略。最后，方志对“政教”“风教”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夫志不特表章文献，亦以辅政教也。披览舆图……悠然想见古人清风，可以兴起末俗。”“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尽管万士英及其《铜仁府志》早于章学诚百余年，不得与闻后者之卓见，但是在诸多方面多有不谋而合。

地方志的作者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唐宋时期多系私人著述，但是因为科举制的施行和儒家文化的深入影响，作者的“大一统”等政治意识也相当明显。在元朝以后，随着国家编撰 《一统志》的需要，地方志的编撰也就逐渐成为一种国家、政治行为，政治的意识就更为显著。 因此，地方志的修撰无不体现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思想和措施。作为一部完整的地方志，体现的 是宏观国家视野之下，对某一微观局部区域“整体性”治理的记录。由此要求地方志的阅读和 研究者，不能仅将之析解破碎，断章取义，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点滴、片段“史料”,而更应当视之为一有机独立的整体，高度重视其书写“笔法”,揣摩其修辞、架构，领会其“心裁”“微旨”,从中吸取国家治理等宝贵智慧。

来源：《 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