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圆桌读书｜世界历史中的亚洲想象

设个星标吧朋友们

不然你都接收不到文景的精彩推送了

在今天的语境中，重新讨论亚洲相关的话题，需要破除诸多既定解释框架下被简化的历史叙事。而面对亚洲内部的多样性与种种矛盾张力，我们又该如何想象亚洲？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携手文景，共同组织“北大文研读书”第58期活动，邀请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以世界历史中的亚洲想象为题，围绕《汪晖对话集》展开研读，从亚洲内部的差异性和不同历史脉络出发，尝试探索理解亚洲问题的新视野。

首先，汪晖老师介绍了之前学者对于“亚洲研究”的质疑，这一质疑是，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亚洲”并不存在。虽然地理学家和制图师曾经自信地在地图上命名这样一个区域，甚至标注其坐标，但绘制的地方从来都只是无实质内容的模拟。即便有如此众多研究亚洲知识的机构，但当我们试图理解它的时候，这个对象便会从我们眼前消失。因此，核心问题是，我们首先需要对“亚洲”这个研究对象本身做讨论。

▴奥特柳斯《亚洲新描述》1570年版《寰宇大观》

其次，汪晖老师梳理了亚洲话题讨论的历史脉络。最早提出亚洲话题并讨论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明代晚期，“亚细亚”的概念经由传教士传入。虽然明清之际出现了“亚细亚”和“亚洲”的概念，但从未被概念化，概念化的过程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亚洲话题的讨论基本是到了日俄战争前后才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时亚洲的概念又与种族观念发生了特殊联结。然而，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大东亚”和“东洋”设想的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地讨论亚洲话题了。

再一轮的兴起当属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非拉观念”的传播。与日本的“亚洲观”不同，“亚非拉第三世界”是在全球性结构下产生的新的连接。当时许多欧洲知识分子重新讨论欧亚崛起的必要性，讨论所谓的欧亚问题，背后隐含的是对大西洋发生长期连接的疑惑，核心是对美国中心论的批判。总之，万隆会议以后提出的亚非拉问题，与70年代提出的第三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反帝、反殖民并且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团结的政治性范畴。

▴万隆会议会场

改革开放后，亚非拉的观念逐渐消退。到了90年代，伴随着亚洲经济、社会的崛起以及全球化危机的出现，新区域整合的必要性以及欧洲统一进程的发展，直接刺激了亚洲地区的再讨论。

90年代的亚洲话题讨论，一定程度上与《读书》杂志有关。1996年汪晖老师担任《读书》编辑之时，邀请孙歌老师参与亚洲的讨论。孙歌老师针对岸本美绪等人的著作进行了多次评论，引发了东亚地区的热议。这场讨论有两个特别的点：其一是这套亚洲知识基本是以近代亚洲知识为基础，以日本为中心而展开，而中国怎么去回应这场讨论，变成一个关键的问题；其二，日本的亚洲讨论源远流长，中间经过自我扬弃，形成了关于“周边”的认知，而且伴随着90年代经济的崛起，中国重新变成了亚洲叙述的“中心”。

针对亚洲话题的历次发展及亚洲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关联，汪晖老师简要提炼出了如下六个核心观点——

首先，亚洲概念的提出始终与“现代”问题或资本主义问题密切相关，而这一“现代”问题的核心是民族-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一概念中的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张力是与资本主义市场对于国家和跨国关系的双重依赖密切相关的。

其次，民族-国家仍然是热衷于促进亚洲内部的区域联系的主要动力，区域关系好似是国家关系的延伸，并且亚洲区域的主权建构过程始终没有完成。

再次，民族-国家在亚洲想象中的支配性产生于近代欧洲所创造的基于帝国与民族-国家相互对立的二元论。这一二元论的历史含义是：民族-国家是唯一的现代政治形式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首要前提。

▴汪晖 著《汪晖对话集》

第四，亚洲作为一个范畴的总体性是在与欧洲的对比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它的内部包含了各种异质的文化、宗教和其他社会因素。从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制度差异看，亚洲并不存在建立欧盟式的超级国家的条件。

第五，亚洲与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宗教、贸易、文化、军事和政治关系有着长远的、难以分割的历史联系，以民族-国家的内外模式描述亚洲或者将亚洲设想为一个放大的民族-国家同样是不适当的。

最后，如果说对于亚洲的文化潜力的挖掘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那么，亚洲概念的重构也是对于分割亚洲的殖民力量、干涉力量和支配力量的抗拒。亚洲想象所蕴含的共同感部分地来自殖民主义、冷战时代和全球秩序中的共同的从属地位，来自亚洲社会的民族自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解殖民运动。离开上述历史条件和历史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亚洲的现代含义，无法理解当代亚洲的分裂状态和战争危机的根源。

昝涛老师从日本的“亚洲想象”入手，结合以往的西亚研究分享了自己的读书思考。日本“亚洲想象”的最初起点是反帝国主义，但它最终却走向了帝国主义。日本的亚洲政策中，有一个关键点得到了近些年学术研究的重视，即日本是将伊斯兰世界作为重要的拉拢对象。换言之，日本存在所谓的“回教工作”，作为“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在于亚细亚主义的想象之中。

然而，在历次亚洲话题的讨论中，西亚伊斯兰世界多有缺席，这也如土耳其人自己的感受一样，他们认为亚洲指的就是东亚。因此，亚洲的讨论是极其不完整的，甚至是破碎的。沟口雄三早已指出，之前关于“亚洲想象”的讨论，并没有从亚洲或者从中国，甚至也没有从日本作为东亚的一部分出发来进行思考，总是要绕到西方，再回到亚洲或中国。简言之，现在关于亚洲的讨论是将亚洲问题狭隘化了。亚洲和中国的方法讨论，其实是基于内在于东亚人心中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抗而形成的，如果将其区域化、民族国家化，最终会降低讨论的格局，进而失去冲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机会。

▴沟口雄三（1932—2010），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代表著作有《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等

那么，回到欧洲，回到白人世界去讨论亚洲问题可行吗？问题就在于，亚洲是欧洲的剩余物，所以亚洲不可能成为欧洲。而且欧洲是有边界的，这不只是指地理上所划分的边界，更是指文明等级论意义上的边界。虽然欧洲建立的秩序强调了丰富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但其本质是封闭的，核心是白人男性为主导的种族主义秩序，在今天经过各种精心打扮之后扩大至全球。因此，“亚洲想象”是优等生（如日本）无法进入欧洲体制的产物，其重要目的就是反抗已经无法实际加入的、本质排外的、白人中心主义的欧洲。这是亚洲想象在日本出现并引发热议的历史语境。

从亚洲、全球南方和全球性的角度来考虑，不论是历史联系的共同感，还是反抗性的共同感，亚洲的对应物都不是一个作为地理概念的欧洲，而是一个以种族主义秩序为内核的封闭的欧洲。因此，今天讨论亚洲，首先应该将其放置于全球南方的意义上，其次要放在全球的意义上来进行，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讨论才是有意义的。无论是亚洲，还是全球南方，还是全球性，都不应该成为欧洲性的内容、封闭性的内容。

章永乐老师指出汪老师书中的一大特点，便是对能动性的关注。在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之间，汪老师显然特别强调能动性，而他对能动性的思考来源于对20世纪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化。接下来，章永乐老师结合自己关于门罗主义的研究展开对亚洲话题的论述。门罗主义本身具有“包含”（inclusion）和“排斥”（exclusion）的双重意涵，对人和空间的关系做界定和划分，诸如“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等思想。划界的过程体现出主体的自主性与反抗性，即以“排除”来施以反抗，但同时又包含了某种霸权性，显示出强烈的地域垄断特性。因此，从门罗主义的源头来看，其逻辑是以解放的名义来实施支配，核心是为他人的自主性代言。

门罗主义到了亚洲之后，被亚洲本地的空间政治所摄取。“亚洲人的亚洲”的提出，具有鲜明的反抗与解放的色彩，体现出作为共同体的亚洲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压迫。当时，美国侵占菲律宾，日本积极援助菲律宾抗美。但很快，亚洲门罗主义的双重性就展现出来了，以反抗西方与白种人的名义实施支配，如日本占领朝鲜、侵略中国，其中基本的逻辑便是以解放的名义来进行支配。门罗主义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显示出更丰富的意涵，尤其是产生了省域层面的门罗主义，出现了“湖南人的湖南”等口号。这既包含了自治和民主的逻辑，又显示出极强的排外意味，尤其在直皖战争之后，各省都是以某人之某的名义赶走皖系的督军。直到国民革命之后，省域层面的门罗主义才逐渐消退。

▴美菲战争

总之，门罗主义的双重逻辑最早从美国展现出全貌，进而又在德国和日本得到了发展。其中的逻辑并非仅是以民族国家取代帝国那样简单，而是具有双重性，即在内部建构起民族国家，而对外实施殖民帝国的支配和扩张。换言之，门罗主义的逻辑是修辞上高扬主体性，却在实际行动中代言主体性，最终呈现出支配的逻辑。

而中国今天所讲的文明交流与互鉴，显然与门罗主义的逻辑不同。我们承认彼此都有平等的主体性，互相承认对方是积极能动的主体，欣赏和尊重对方的能动性，从而共同推动世界走向更加公正的秩序。当下全球南方的讨论中，经常在“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之间走向“结构”的定位，而且这种“结构”都是被给定的。如果能够认识到全球南方的能动性，将这一概念铺展开来，那么全球南方就具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力，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经济概念、地理概念被提及，而可以作为政治概念，进而连接起亚非拉乃至更多国家的社会力量。这一思路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同样有重要意义，学者应该要重视和认识到研究对象的能动性。

接下来，张忞煜老师结合自己开展的印度研究阐述了对亚洲话题的思考。张忞煜老师指出，在区域研究中，制图学的想象常体现出苍白和无力。以印地语为例，其核心区是在恒河平原腹地，因此长期被视为一种内陆乡土的语言。人们常常会认为语言存在一种边界，如过了这一条线就不再是印地语区了，就进入了古吉拉特人的范围，或是越过这条线，来到了内陆的农耕腹地，语言仿佛被框定在特定的区域内。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扁平式的想法，是站在上帝的视角来想象事物的发展及运行。再以印度的纺织为例，近代之后，纺织业和整个跨印度洋的贸易体系息息相关，而印度是最重要的棉纺织品出口国。欧洲人最初进入印度洋之时，除了美洲的硬通货，并没有足够用于交换的商品，他们就用印度的布匹作为开展亚洲贸易的重要物件，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初，他们也是以英国布假冒印度布，以此来获得西非消费者的青睐。

▴美国密西西比州的纺织厂

上述例子都在提醒我们，只有真正进入历史空间再去审视，才会觉察到在想象的制图学之外的实际海洋空间和具体的地域地貌、固定航路。因此，只有回到具体的、动态的案例（case）里面，我们才能看到物质和观念的流动。深入观察具体案例，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海洋的在场性，或是以直接的话语在场，或是以看不见的方式在场。例如，近代废奴之后，大量北印度的劳工作为契约劳工被贩卖到各种亚太种植园，新的研究会发现，带有方言的印地语通过歌谣或俚语形式对印度人的迁移产生了深入的影响。再如，历史上曾经在海洋空间大量存在的亚洲文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场，而海洋空间里面的写作更多的是来自欧洲的想象。总之，在近代欧洲海洋扩张的情势下，最终走向了一种不断向内陆腹地渗透，直至改变单一的陆地中心视角的海洋观。

另外，张忞煜老师讨论了区域研究本身的问题。当下，区域研究的学科理论建构的热浪不断，文章和著作迭出，但是思想性的讨论总让人觉得不解渴。现在好似陷入了纠结：新的学科迫切需要理论的确定性来为自己正名，但这种理论的确定性却导向一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结构主义的执着，包括绝对化的地理边界划分、各学科结构功能主义式的规划。这一切有条不紊的背后，是人类社会对于稳定秩序的普遍追求，但同时也能感觉到井然有序背后的理论焦虑。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对于结构主义的执着，反而削弱了动态性和思辨性概念工具的产生和运用。换言之，对结构的执着遮蔽甚至压制了结构性的思想生产和理论创造。

宋念申老师从“世界的巨变与不变”引出讨论。宋老师表示，从现实的走向来看，世界好似走向了“文明的冲突”，来自边缘对中心的挑战成为了社会动荡的原因。然而，从话语和长时段历史来看，这种文明冲突的论调并不新鲜，不过是西方社会变换了另一套话语来表达主体间的冲突。这些对立和冲突构成了不变的一面。当然，并非是所有的西方人都强调二元对立，也有人阐述亚洲的主体性，但其强调的主体性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少数族裔，一定要强调少数族裔和主导民族的冲突和对立，才叫有主体性。

▴宋念申 著《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

宋念申老师在《制造亚洲》里提到，“亚洲”一词的引入引发了魏源的不适，虽然他对五大洲的认知有一些荒诞性的解释，但其抛出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思考。魏源的疑问是，大洲本是一体，怎么能够强制以一湖一坡为界？在此意义上，我们可追问的是，“洲”到底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洲”之间的边界是从哪来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想象一个现代制图术之外的世界版图？我们今天熟悉的界限和古代的界限有所不同。今天的“界”富有绝对性、排他性和垄断性，而这种清晰和排他性的边界，恰恰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今天理解这些概念，一定不能脱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背景，否则失去这一伴生性的结构性制度的语境，很容易将概念泛化。

未来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和长期历史的经验性内容。在座的学者都会强调亚洲不是明确的、单一性的，而中国也如是，它不是一个能够用社会科学概念（如民族、种族、宗教、文化）框定的单一主体，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共同体，具有区域、省域、县域、家庭等不同层面的跨界性。而且区域性内部可能同样存在错位和差异，不仅全球南方内部存在差异，而且在一国之内的差异都十分显著。正如位置在“北方”的东北，恰是当下的“（全球）南方”，而东北曾经是中国的“北方”。

▴刘岩 著《同时代的北方》

抛去制图术的思维想象，我们会发现“亚洲”本就是一个多元文化混合的词，既有中国古代“州”的概念，又包含了现代“洲”和“亚细亚”的意涵，它是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形成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生活来看，亚洲都提供了特别丰富的可能性。尽管我们讨论“亚洲”的时候，这个主体可能会消失，但这并不消解它的能动性，恰恰因为没有明确的主体而能极大强化其能动性。

袁剑老师以中国与中亚、北亚的历史联系来展开思考。袁老师认为，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有着丰富的“跨体系社会”和“超东亚性”的传统。比如谈到西域，并非仅指现在新疆的范围，而是指西北亚一直通到欧洲的巨大空间。我们现在谈的陆上“一带一路”，实则是西域空间的具象化，也是“路带廊桥”的具体化呈现。西域空间提供了理解跨区域的可能性，而且与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州”联系在了一起。

▴古丝绸之路

亚洲区域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中亚区域的时代变化，以及中亚与中国的联系。其实，在历史上，中亚与东亚尤其是中亚与中国的联系有着丰富的实证材料，二者有着贸易和思想观念的空间圈，只不过我们对于中国和中亚的关联并未达到很高的认识，因此普遍将中国定义为东亚国家。比如在元代，有两个以大都为核心的经济和贸易圈，一个是大都和撒马尔罕的经济圈，直接关联起中国和中亚，另一个是大都和泉州的经济圈，勾连起东亚和南洋之间的经贸关联。

实际上，清代到近代，北亚与中国也有跨区域的联系。不同于其他区域，北亚仿佛在历史和叙述中不存在一样。如果单看区域面积，北亚反而是亚洲最大的区域，占亚洲面积的三分之一，像雅库特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次级行政单位。这是亟待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认识的空间。如果将北亚去掉，东亚就不那么“东”了。通过“路带廊桥”的视野来看待北亚，并且将其放置在清代和近代的历史情境中加以深化认识，将对之后的其他研究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对此袁剑老师以张家口为例进行了详细说明。

▴元代的贸易经济

此外，袁剑老师还从山脉和水系的角度审视了区域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中国西北与中亚之间的联系。比如天山不仅在中国一侧，很大一部分是在中亚国家，通过对天山山脉的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西北和中亚的联系。著名诗人李白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都受到广泛认同，这也说明中国的文化在唐代就已经嵌入到中亚社会里。再如，可以通过额尔齐斯河从空间的维度上考察中国西北边疆与中亚乃至与北亚的关联。

▴读书会现场

在提问环节，现场观众围绕竹内好的亚洲论点、抵抗概念的抽象性、亚洲知识分子的时代焦虑、文明冲突论的时代特点、俄国的道路选择、地方化写作及其限制等问题进行提问，各位老师逐一进行深入详细的解答。至此，本次研讨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汪晖对话集

巨变中的世界/为未来而辩论

汪晖 著

⚪一份走进汪晖思想世界的邀请，沿着十数年重要对话的线索，点亮复杂、广博的思想地图

⚪一种在运动中探索运动的思想方法，开启多重空间的观察视角

⚪一种直面峻急社会政治议题的理论新视野，揭示平等的多重面向

⚪一种理解过去的超越性范式，重识中国的历史位置

⚪一门将观察对象作为视野的方法论，摸索现实矛盾中的未来要素

七场跨领域演讲、十七次专访、十九场深度谈话，构成了这本对话集。其中涉及汪晖教授对多重空间中的运动、文明及其跨体系性、现代中国的历史位置、新文化的政治、艺术作为反媒体的媒体等当代思想文化关键问题的思考。这本书不仅呈现了各国学者间的思想碰撞，更是一份对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跨领域互动的精彩记录。本书通过对话的形式，重构了 21世纪之初的世界与思想图景，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和世界的全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