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何其芳研究推向新高度

近年来，学界对于何其芳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了，仅学术论文就多达五六百篇，还不包括数十篇学位论文；至于研究何其芳的学术专著以及何其芳传记，笔者粗略统计也有好几种；此外，全国性的何其芳学术研讨会也已开过好几次，在何其芳的家乡四川万县，还成立了何其芳研究会，会刊也已出了若干期。

据了解，贵州师范大学周思辉教授的这部《从“梦中的道路”到“革命的路”——何其芳文学道路研究》，仍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周思辉教授视野的开阔，研究的深入，史料的翔实，细节的丰富，分析的透辟，让人印象深刻。

国家社科基金给予立项。受访者供图

这是一部综合性研究、全面评价何其芳一生文学追求与文学成就的学术专著。全书十二章，不包括绪论，差不多有50万字，拿在手里的很厚重。前六章从何其芳的新月时期、京派时期，一直写到延安时期。这是何其芳文学道路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这一阶段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而且研究也比较深入，要有新发现，要写出新意殊为不易。但这一历史阶段在何其芳的文学道路上又特别重要，因此也是思辉的研究用力最深入、也最见功力的部分。后六章大体是对何其芳1949年以后文学活动的全面深入研究，包括后期的现代诗、古体诗、散文、译诗、文艺批评等。其中第十一章又对何其芳最重要的作品《预言》又作了深入地回顾性、总结性、探索性研究。总体的轮廓可谓“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语出王阳明：《悟真录》之四)。

据悉，何其芳新月时期和京派时期的诗作是思辉研究的起点，也是难点和重点。众所周知，何其芳青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追求有着虚幻的、唯美的特点，解读这一时期青年何其芳诗作有一定的难度。一般的文学史对此仅一带而过。而周思辉正是从这里入手，依赖翔实的史料和丰富的细节，对青年何其芳的思想的艺术作了深入的分析。爱情、青春、梦是分析的重点，尤以对梦的阐释较为深入和细致。周思辉教授的这部分论述，对当前这一阶段的何其芳研究是一个不可多得补充。

经过新月时期的磨炼，思辉认为京派时期是何其芳的成名时期。思辉用的是“成名时期”而不是“成熟时期”，这是有见地的。因为此时时代的苦闷和个人的苦闷还在困扰着何其芳，比如他与另一位青年诗人毕奂午就还在相互鼓励，摸索着前行。同时，思辉也发现，京派时期的何其芳已开始从刻意远离现实、远离政治转向了对现实的关怀。并认为《云》这首诗是何其芳思想转变的一个宣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思辉的一个新发现，也是一种大胆的推论。事实上，何其芳思想艺术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过去的阶段性划分，极容易忽略其过程的复杂，而周思辉的研究注意到了其中的若干细节，他以翔实的史料、资料为依据，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思辉教授认为：1936年何其芳在山东莱阳写诗的时候，思想已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即是由刻意“画梦”转向“关心人间的事”。但是，思辉也指出，此时的何其芳虽然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诗歌艺术上却还是雕琢的、精致的、唯美的。思辉认为这也体现了何其芳自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以说，周思辉对何其芳新月时期、京派时期思想和艺术的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分析，他的见解总是不落窠臼，论述中时见新意，这是非常难得的。

“何其芳文学道路研究”，这是周思辉教授全书研究的重点。与过去的研究相比，思辉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便是何其芳无论思想还是艺术的进步，并不像已有的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线性的、一直前行并且上升的过程，而是充满了矛盾，其过程有犹疑、反复，甚至思想进步了，而艺术上对精致的唯美主义也还有种种难舍难分。这在“新我”与“旧我”的矛盾、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思想转变，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创作诸章中，都有详尽的分析。

事实上，关于何其芳研究，在为数不少的研究中，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热点话题，即所谓“何其芳现象”，一般认为到延安之前和到延安之后，何其芳有一个思想和艺术的巨大转变，而转变的结果，是思想的进步和艺术的退步。周思辉教授认为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为何其芳认可，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何其芳思想和艺术道路上一直存在着内在逻辑的矛盾，依赖详实的材料，周思辉教授的分析可谓细致入微，打破了非进即退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即便是思想的进步，思辉教授也认为不仅发生得很早，而且教程复杂，在新月时期、京派时期就有迹可寻。到了延安时期，所谓思想的进步对何其芳而言也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的全盘否定。思辉教授的研究，对何其芳思想艺术的这种内在联系，分析得特别细致，且时见新意。

说到何其芳思想的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何其芳一度撇开了诗歌散文创作，而去致力于报告文学创作。对此，周思辉在他专著的第四和第六两章有专门的分析，这是过去的何其芳研究较少涉及的领域。周思辉认为，何其芳“专心写报告文学的企图”是受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这在当时是一股时代潮流。1938年他与卞之琳、沙汀一起奔赴延安，三人的目的就是要到前线去收集创作报告文学的素材。此时的何其芳不仅不愿意将自己早期的《画梦录》借给学生，他甚至说：“我倒有一点厌弃自己的精致”。有意思的是，有关何其芳转向报告文学创作这一节，周思辉是结合着何其芳对沈宗澂论著的不认同来展开的，尤其沈宗澂对何其芳创作转向的论述，何其芳并不买账。同时，思辉教授也对何其芳的报告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我歌唱延安》作了精彩的分析。

周思辉教授的《从“梦中的道路”到“革命的路”——何其芳文学道路研究》还有一个视角容易被忽略，那便是对何其芳戏剧创作的考察。何其芳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当然是诗歌和散文，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曾涉足戏剧创作。1933年写于北平的《夏夜》便是何其芳一生唯一的一次戏剧创作。周思辉旗帜鲜明地提出：“《夏夜》这部戏剧研究界向来是作为诗歌《预言》的放大版，而忽略了其本身的魅力与价值。何其芳一生的创作涉及文学文体的各个方面，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戏剧等方面，《夏夜》正是作为何其芳整个创作中的一环而不可或缺。它不是《预言》的放大版，也不是诗歌《夏夜》的注释，而是一部富有何其芳独语特色的独幕剧”。对于戏剧，何其芳有着独特的认识，他认为戏剧冲突和对话技巧是戏剧成功的关键。周思辉援引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的话说：独幕剧《夏夜》取法于梅特林克和霍普特曼，爱情的纠葛近于霍普特曼的《寂静的人们》，而对话或内心独白中诗一般的迷离，则直接模仿梅特林克。而即使如此，何其芳仍认为戏剧是“难以掌握的艺术形式”。这样的分析在过去的何其芳研究中其实并不多见，是一个比较生僻的领域，思辉的分析论述，确实为我们开启了何其芳研究的一条新路。

结项证书。受访者供图

全面、系统、完整，这是周思辉教授的《从“梦中的道路”到“革命的路”——何其芳文学道路研究》的特点。而更重要的是，思辉教授在研究中并不因袭成见，他总是想在研究中变换角度，并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提高，从而提出新的见解。对1949年以前何其芳文学道路的研究是这样，对1949年以后何其芳的研究也是这样。在周思辉教授的何其芳研究中，1949年以后的内容大体占了一半的篇幅。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其芳的现代诗创作、古体诗创作、散文的编造、译诗之路、文艺批评等。其中另辟一章，专门研究《预言》的隐微修订与何其芳文学道路的转型，这也是一种新颖的视角。

据思辉教授的研究，何其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诗作，主要收在《何其芳诗稿(1952-1977)》中。思辉教授的专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其芳古体诗作的系统研究，是过去的何其芳研究较少涉及的领域，而思辉教授把此类诗作看作是1963年开始何其芳创作的第三个高峰期，并认为这个高峰期的出现，“与何其芳在诗歌形式上的转变、对于唯美主义创作思想的坚守以及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下郁郁不得志的苦闷都有很大关联”。首先，思辉教授对1963年以后何其芳的古体诗创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及作者的心境，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解读(比如1964年的《效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第四首和第六首)，其次，将何其芳1963年至1977年的古体诗分作两个阶段，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环境及诗人的心境等，作了概括性的介绍与描述，其中包括何其芳生前未发表的作品。最后，则是对何其芳古体诗创作背后的信仰与坚守，何其芳古体诗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成就系统地分析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思辉认为这批古体诗作既有对公共话语、宏大抒情的应和，也有唯美主义的坚守。这样的研究过去很少见，可看作是填补了何其芳研究的一个空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其芳散文的选编以及晚年的译诗之路，也是数十年来的何其芳研究涉及不多的领域，而周思辉教授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对何其芳在这个领域的工作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介绍和研究。

由何其芳自己编写的《散文选集》出版于1957年，都是作者1933年至1946年的旧作。这本散文集最值得关注的，一是篇目的选择，二是何其芳为这个选本作的《序言》。思辉教授认为，这个《序言》中的一段话后来成为“何其芳现象”的一种诠释与依据，“有几个细节要注意：一是这本散文集编选与出版时的背景，即当时正在提倡‘双百’方针，整个文学语境相对宽松，所以，何其芳无论是选作品入集子，还是作序言，更多的时候可以表露内心一部分真实的想法。二是他提到‘思想上进步’‘艺术上退步’应指的是散文、杂文创作，并没有提到他非常擅长的诗歌，原因也很简单，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几乎停止了诗歌创作，即使新中国成立初期写的《回答》也遭受非议，所以他写这部散文集序言的1956年9月，干脆就不提诗歌以及其他文体创作的事。三是这段话体现了他选编散文的困难”。所以，对何其芳的这本《散文选集》，思辉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所选篇目的内容与特点上。另外，对这本《散文选集》出版后的影响也有独到的分析。

对于何其芳的译诗，思辉教授梳理得非常全面和细致，对译诗的基本情况有系统的介绍，另外，对译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也有详尽的分析。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思辉教授结合何其芳自身的心路历程对译诗所作的解读。如“译诗中的精神还乡”“还原原诗的情感态度”等，都是极有特色章节。

无论1949年之前还是1949年之后，作者总是要在宏观把握、微观透视的基础上，对何其芳文学道路的曲折过程做出独特的分析。“见微知著”或者说“于细微处见精深”，这是周思辉教授难得的学术追求。(杜国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