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欣赏的伟大作家们：乔伊斯、纪德、普鲁斯特、托尔斯泰......

1960年1月4日，加缪和密友米歇尔·伽利玛在返回巴黎的途中遭遇车祸逝世。

1968年1月4日，加缪的哲学老师、文学启蒙导师、毕生挚友让·格勒尼耶，于巴黎完成了《阿尔贝·加缪：反抗永恒》这本私人回忆录。在格勒尼耶眼中，加缪一生充满艰辛，却仍怀揣对人类此生意志的希望。

作品选读

01

这是文学史上的一大悖论。阿尔贝·加缪在文学品位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曾有几年在姨父家借住，那里收集的阿纳托尔·法郎士全套作品成了他的精神食粮。连阿尔贝·加缪自己也觉得惊奇：年轻时竟读了这样一位故纸堆里的作家！这让“熏陶”“师承”方面的专家没了用武之地。

阿尔贝·加缪的姨父阿库先生是位屠夫，开了家叫“法兰西-不列颠”的肉店，据他说，取这个名字是为告诉布尔乔亚们，这里售卖的肉品质上乘。他是个自力更生的男人，个性独特。我认识他时，他应该还不到50岁——精力充沛、满嘴俏皮话，像是拉伯雷书里走出的人物，还是个美食家。他最爱的一道菜是里昂香肠。他曾在里昂生活过。他的青年时光诠释了他对阿纳托尔·法郎士的热衷，那时候，人们视法郎士为最完美的作家，后无来者。

不过，阿库仰慕的不止有法郎士，后来还多了乔伊斯，《尤利西斯》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兴许是为书中幽默而轻佻的笔调着迷吧。我在米什雷大街的文艺复兴咖啡厅和他饮过一次茴香酒，就在他家肉店对面。

阿尔贝·加缪很早便明确了身为作家的使命。早在——尽管时间早晚证明不了什么——阿尔及尔中学读书时，他就与同学迪迪埃（他后来成了耶稣会会士，几年前死于一场车祸）一起办报纸，报纸传阅到二年级或许还有一年级的班上。那年头的中学生爱这样消遣。

事情是在那一天变了性质，我在阿尔及尔的中央邮局前碰到刚结束毕业会考的他，他问我是否相信他能写作——指写出一些值得发表的东西；以及他是否有能耐继续哲学学业！

18岁的阿尔贝·加缪喜爱纪德，更胜当年的所有名家，他认为《纪德日记》“富有人性”（这是其他很多作品中少有的品质）。

那时候，他没想到自己未来会和纪德在瓦努路的套房里同住上一段时日。在青年作家中，纪德钟爱萨特和加缪，他的评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为公众舆论所印证。1951年，纪德离世，加缪不可谓不伤怀。

02

18岁的加缪，还视普鲁斯特为创造者（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高的赞美了），普鲁斯特的作品笔力刚劲、细节入微，二者的反差令他印象大为深刻。他景仰普鲁斯特至极，说自己释卷时内心酸涩。他说，我们在普鲁斯特那儿获得了这么多，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最终会想：“一切都说尽了。再没有能回去说的了。”我在偶然间，在尚不清楚普鲁斯特的世界是否适合他的时侯，给了他《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他的这份景仰于是令我更添欣慰。

03

构思《反抗者》时，他希望在精神上做到诚实，于是读了大量的书，并接触到部分19世纪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因为处于时代洪流之外，而很少被人提起。在撰写《正义者》之前，他还读了很多写1905年俄国革命的书。

他始终偏爱“道德学家”的书，比如他曾选取为讲座主题的尚伏。他认为自己也是“道德学家”，动听的“哲学家”称号就留给德国人和他们不计其数的信徒吧。

04

和萨特的关系如人们所知，他们虽然彼此尊重，但性格差异极大。对萨特发表在《南方手册》上的《局外人》文评，加缪心怀感激，他欣赏萨特的解析，认可其中部分批评的合理性、部分意见的洞见性。令他迟疑的是这种“拆解”作品的做法，这篇充满智的文评，没能揭示出作品创作中的本能特质。不过他承认，涉及批评时，规则如此。无论如何，反对萨特的人，必须先和萨特站在一起，这是他的结论。

05

在青年时期，最打动他、也是和他最亲近的书，我想是安德烈·德·里什欧的《痛苦》，以及路易·纪尤的《平民之家》。他从我好友的这两本书里找到了自己。为纪尤的《伙伴》所写的前言中，他陈明自己为什么会被这种书打动：它们以穷困且时而破裂的童年为作品的养分，并在旁人要藏匿和遗忘的东西中发掘出财富。高尔基的天才之处，不就在于永远不忘给他带来巨大痛苦的事物，永远不将不幸美化，仿佛只有通过伤口，美才能进入我们体内吗？

离世前几个月，他在读尼采的书信集。

他说，尼采谈论自己时，仿佛在谈论慈悲上帝，但他可悲不已。他不是慈悲上帝。

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向他推荐过一本化名发表的小书，名叫《尼采的神性》。书本身就是这种神性的强烈印证。我曾经很爱这本书，它远不止是颂词，还是一种信德行为。埃兹的尼采！他当时——以及后来在都灵的自我坦白。

加缪认为这种信德行为是一次赌博，要认真以待，但始终可疑。不过，他理解并为人们对尼采的误解辩护，尼采向来有一种无意识的模仿意愿——比如模仿狄俄尼索斯，比如模仿基督。在加缪看来，尼采模仿这些人，又因为做自己而恼怒。可加缪想，人必须甘心做自己。

他最钦慕尼采的一点，是他持续与身体上的病痛斗争。加缪一言蔽之：“高尚不总是义务。但通常是义务促成了高尚。”这样说起他人，又何尝不是说起另一个自己呢？

文学上——文学和人性是分不开的——他最欣赏融写作与生命为一体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居首（卢马兰的卧室里挂着他的相片），加缪宽宥了他的说教。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他着迷。所有的俄国作家他都感兴趣，就连谢德林的《戈洛夫廖夫一家》，也叫他揪心和赞许。

阿尔贝·加缪基本不对名誉抱什么幻想。在他告诉我《夏天集》卖出两万册的那天——他当时才出版过几本书？——他和我讲了这个故事。

疗养院的病患们在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图书馆寻觅我的书，未果。那儿的人不认识我。此外，管理图书馆的人和我说，因为您是疗养院读书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他们才想找您的书，看看您都写了些什么。

后来还有人和他表示：“啊！加缪先生，您没说过您这么有名呀。不过现在我知道了，我看过您的电影。”（他说的是电影导演加缪。）

他曾因《局外人》鹊起的声名，仅在文学界和年轻人中传扬，而这一次，熠熠生辉的诺贝尔奖让他的名字为天下人所知。阿尔贝·加缪曾获得“批评家大奖”。尔后，他作品的译作越来越多。名望之下，他在海外的讲座愈加引得人们去了解他的作品。诺贝尔奖完成了这种祝圣。更何况作家在获得这样一份人人憧憬的大奖时，还正值壮年。

一次旅行中，我得知斯德哥尔摩的人都在谈论他，尤其是评审团里的新生代作家。由于巴黎报刊的总编们有责任预测重大事件、以免准备不周，于是几年间，他们一直邀请他参与会谈（所谓“采访”），主题是：“您刚刚获得诺贝尔奖。您对此作何反应？”

有的作家乐于提前作答，他们的答案或将永远不为人所知。阿尔贝·加缪拒绝了。他预想刚去斯德哥尔摩开过讲座的安德烈·马尔罗会获奖，也这样期望，加缪从在阿尔及尔改编《轻蔑时代》起，就一直非常崇敬马尔罗。

人们几乎是交口称赞。我说几乎，因为我没想到会出现猛烈的批评声。最恶毒的批评是将他比作苏利·普吕多姆，作为法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吕多姆的作品已经失去声望。有周刊邀我写一篇关于加缪的文章，阿尔贝·加缪劝我接受邀文，不过他也告诉我，敌视他的人将会比从前更多。

我意不在讲述琐事，也不想写文学逸闻，不想描绘文坛，或为谁画像。我只提一件事，那是阿尔贝·加缪去往斯德哥尔摩的前夕，他的数十位朋友响应菲利普·埃里亚的提议，为他举办了一场友爱而简朴的晚宴。我同样还留存着我们共进午餐的记忆，那是在诺贝尔奖公布后，他动身去阿尔及利亚之前。从他的言行来看，最近的遭遇似乎令他惊愕不已。他倒不是像其他人那样，装腔作势地抱怨；我想，当时的他再次见到母亲和老师，那就像项链的首尾两颗珠子在他手下再次串联一体——这幅我刚刚联想到的画面，是现实再好不过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