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把中国看作大国了？

在古代，中国一向自诩，并被周围的其他亚洲国家认为是“天朝上国”，这些国家中就包括日本。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古代时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全面效仿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传至近代的武士道精神，其精神内核源于来自中国的程朱理学；到今天还在被使用的日本文字中也包含着大量汉字，甚至会书写汉字而非假名，至今还被认为是更有文化的象征。

曾经一度是中国学生的日本，从古至今到底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在古代，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否平等过？

日本历史学家河上麻由子在著作《古代中日关系史：从倭五王到最后的遣唐使》一书中，从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倭五王统治时期写起，沿着历史的脉络，构建起一部五百年中日交流史。

作者通过对史料的扎实分析和考证，给出了我们所熟悉的“天下”概念完全不一样的别样解读，带着读者走进最辉煌的隋唐时期，探索遣唐使、留学僧的日常，还原古代时期中日民间与官方到底如何进行交流，展开文化往来。

日本心中的大国？

666年正月，唐朝（618—907 年）第三代皇帝唐高宗（649—683年在位）在中国第一名山泰山举行了祭祀天地的封禅仪式。

中国史书记载，当时参加封禅仪式的不仅有皇后武后（武则天）、文武百官以及统治阶级的人们，还包括很多外国使者，他们来自中亚草原的霸主突厥、在西亚维持长期霸权的萨珊波斯、占据连通中亚和印度间战略要地的迦毕试、乌仗那国、中亚和南亚的印度诸国，还有东亚的新罗、百济、耽罗、高句丽等国，日本也派使者前来。

《妖猫传》

在三年前的663年，日本、百济遗民联军与唐朝、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激战。百济此前于 660 年灭亡，此战的目的正是为百济复国，结果却是日本、百济军大败。而在举行封禅大典的这一年，唐朝已经在准备征讨高句丽。

封禅大典的目的之一正是要在亚洲局势动荡之际向周边各国宣扬唐朝国威。不久前才被唐、新罗联军击败的日本在泰山上切实地感受到了唐朝国力之强盛。对曾经反抗过唐朝的日本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威吓。

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一直把中国视作大国和憧憬的对象。从古代一直到近世，中国的文物一直受到日本显贵们的狂热追捧（同时，把玩中国文物的阶层一直在扩大，古代是皇族与贵族，中世是武士，近世则是大商人），从这个侧面我们也能看出日本人对中国这一大国的憧憬。

平等？不平等？

然而，史学界也有另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即认为日本从古代某个时候起就与中国建立了对等的关系，在此之后不再简单地把中国视作大国。

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607年日本遣隋使呈给隋朝（581—618 年）皇帝隋炀帝（604—618 年在位）的书信中提到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句话（《隋书·东夷传·倭国条》）。

在这里，“日出处”指日本，“日没处”指隋朝。信中对两国的君主都使用了“天子”这一称号，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这明显说明日本主张两国地位是对等的。

《妖猫传》

遣隋使是日本古代对外关系史的重要节点，这一说法在近代被编入了历史教科书。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随着战线扩大以及战况变得对日本不利，教科书上又加上了赞颂圣德太子的文章。圣德太子面对“国力强大、不把邻国放在眼里、欺凌邻国”（《初等科国史上》，1943年出版）的隋朝提出对等的两国关系，这种姿态符合当时与世界列强交战的日本政府对国民的要求。日本战败后，赞颂圣德太子的文章迅速消失，这自然与政府不再需要通过历史教育影响国民的道德观有关。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已经不再提遣隋使主张中日关系对等的说法。不过，虽然相关论述已经大为淡化，义务教育的教科书里却依然保留了不少表明“遣隋使以来中日开启了对等的交涉关系”的语句。面向大众的书籍也是这样。在进入21 世纪的今天，遣隋使主张中日关系对等这种说法依然是社会的常识。

那么，真实的古代日本究竟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又与中国建立了怎样的关系呢？本书将用实证的方法，描述古代日本在时刻感受到中国强大国势的状态下，以哪些手段、方针和目的同中国进行交流。通过这种描述，读者可能会读到与上文提到的“常识”有所不同的中日关系史。

从“倭五王”到遣唐使

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时段起于5世纪，也就是史称“倭五王”的数位大王向中国淮河以南江南地区的刘宋王朝（420—479年）派遣使者的时代，止于9世纪晚期的平安时代初期，也就是日本朝廷采纳了菅原道真的建议，决定停止派遣最后一次遣唐使的计划的时候。

从倭五王开始写起，是因为不少学者认为日本在隋朝时提出对等关系的认知转变萌芽于倭五王的时代。而以最后一次遣唐使的中止结尾，是因为自那以后中日之间不再有国家层面的关系。不过，为了解释为何国家层面的往来没有重新开启，本书还会提及平安时代中期，也就是中国的五代十国（907—960 年）以及北宋（960—1127 年）初期两国人民的交流。

另外，作为解读中日关系史的前提，本书也会详细讨论中国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动向。这里也要对本书研究的范围稍作介绍。本书以中日关系为中心，同样也会涉及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因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史与这些地区的历史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致光之君》

我们可以以663年白江口之战的后续历史作为例证。668年，唐朝联合新罗攻灭高句丽，之后在包含新罗领土在内的整个朝鲜半岛设置了唐朝的行政机构。此举遭到新罗的强烈反抗，两国间爆发了战争。此战最终在675年以新罗胜利告终。

当时，唐朝正为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利益与中亚霸权吐蕃争雄。唐朝认为中亚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因此放弃了对朝鲜半岛的经营。

在亚洲大陆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环环相扣，影响到周边的区域，导致各个地方出现新的状况。这些局势的变化有时候会影响到日本，促使日本开启、中止以及重启对中国的交涉关系。而且，为应对新的形势，与中国交涉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因此，如果把研究的视野拓宽到整个亚洲史，以此来看待日本古代的对中关系，应该能取得更有趣的成果。

那么，在亚洲史的框架里重新来看日本古代的对中关系，会看到怎样的一面呢？就让我们开启与传统说法不一样的历史叙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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