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路易十四的一段“深度互动”

历史课本分成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导致我们容易忽略：

美国国父华盛顿和乾隆生活在同一时期，他们甚至在同一年去世；

而我们熟悉的宫斗剧主角四爷雍正比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还要晚八年去世；

康熙正在批奏章的时候，也不会想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正在给他写信……

正在国内分线发行长线放映的中法合拍纪录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就讲述了17世纪末东西方两位君主的一段“深度互动”。

这场跨越两个大陆和无数困难的交流，究竟是为何、如何发生的呢？在当时欧洲人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无论具体情形如何，有一个背景是确定的：当时他们对我们的兴趣与研究，远远多于我们对他们的。

缘起

1682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从中国返回欧洲。他还带回了一个南京教徒，名叫沈福宗。1684年9月，两人在巴黎逗留期间，经拉雪兹神父的推荐，他们受到了路易十四的召见。

在凡尔赛宫的宴席上，法国国王好奇地看着这个中国人灵巧地使用筷子进餐，想要深入了解这个远东大国的兴趣也再度变得强烈。

其实路易十四早就有这份心思了。在这位“太阳王”的治下，当时的法国国力强盛，文化与科学都发展迅速，唯独在远东商贸和海外传教等方面，还落后于老牌殖民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国。

早在1663年，年轻的路易十四亲政后不久，便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神修院，招募教士进行培训，为派遣他们前往远东作准备。1666年，在路易十四的心腹大臣柯尔伯支持下，法国皇家科学院成立。柯尔伯建议国王：趁着葡萄牙衰落的机会，积极开拓远东，尤其是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1685年3月3日，在常年风浪大作的法国布雷斯特海港，一艘名为“飞鸟号”的战舰扬帆起航，向着遥远的东方——暹罗（今泰国一带）驶去，随行的还有一艘快速护卫舰。

这两艘船上的旅客中，除了回国的暹罗使者外，还有法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去的第一个使团，主要由六位“国王数学家”组成，他们是——洪若翰、白晋、李明、张诚、刘应和塔夏尔神父。

这六人的本来身份都是耶稣会士。在当时，耶稣会士也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因此，许多耶稣会士也是热忱的科学家和学者，而不仅仅是传教士。

而他们之所以顶着“国王数学家”这样一个特别的头衔去中国，则跟当时葡萄牙对远东教权的垄断有关——所有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得到葡萄牙国王的许可和支持，并效忠葡萄牙国王。

因此，为了绕开这个“障碍”，路易十四便以“国王数学家”这一头衔给予几位耶稣会士方便行事的机会。

不过，也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传教士们无法按照以往西方传教士们来华的传统路线在澳门登陆，而是在暹罗短暂停留之后，沿中国的海岸线一路北上，抵达宁波。

因为当时不允许私人船只直接带传教士来华，浙江巡抚将他们扣留在宁波大约三个月。在那期间，传教士们四处写信求援，而他们的最大希望就是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

呼唤

南怀仁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在中国生活多年，曾担任清廷的钦天监，制造天文仪器，参与修订历法，深得康熙的信任和倚重。

事实上，这批传教士之所以来到中国，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南怀仁“召唤”的结果——1678年，鉴于在中国的传教士人数寥寥，势单力孤，南怀仁写了一封很长的拉丁文亲笔信，雕版印刷多份，寄给欧洲的各个机构、传教士以及一些重要的贵族，呼吁派遣招募更多传教士去往中国。

这封信在当时的影响很大，这批法国耶稣会士被派遣来华，南怀仁的书信是一个重要因素。

收到信件后的南怀仁马上将情况汇报给康熙，传教士们终于收到了容许进京的谕旨。他们沿运河而上，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遗憾的是，南怀仁已于1月28日逝世，没能见到他日思夜盼的这批法国同行。冥冥之中，这几位传教士就像是被命运安排来接替南怀仁一般。

康熙皇帝在紫禁城接见了新来的传教士们。在李明的书中，他这样记录自己对康熙的第一印象：“他中等身材，比欧洲人矮小，满脸是天花遗留下来的麻子。宽阔的前额，较小的鼻子和眼睛，完整而洁白的牙齿……他不蓄长胡，只留一缕小黑胡须，头发扎成一根发辫，垂在背后。他态度和蔼，笑容可掬，不佩戴首饰，风度优雅”。

传教士们向康熙呈上了路易十四赠送的三十箱礼物，多为科学仪器，主要包括浑天器、象显器（显微镜）、看星千里镜（望远镜）、天文书籍、西洋地理图和磁石等。康熙皇帝十分高兴，赏赐他们每人五十两银子。

在面圣的五位“国王数学家”中，康熙将白晋和张诚留了下来，其余三人则允许赴外地传教。此前，在康熙身边还有两位之前就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葡萄牙人徐日昇和比利时人安多。1689年到1691年间，康熙主要在这四人的指导下集中学习了西方科学知识。徐日昇和安多主要向皇帝讲授算术和代数学；白晋、张诚则主要向康熙介绍几何学的内容。

在17世纪末，在鲜有中国人去往欧洲的前提下，这位勤勉好学的皇帝在自己的宫廷里“留学”——传教士们个个都是饱学之士，他们一边教授康熙，一边也以最快的速度学习汉语和满语。很快，他们便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得到了康熙的赏识——他们帮助康熙皇帝造炮、修订历法、参与和俄国的谈判翻译，尤其是他们还用奎宁（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的疟疾。

对他们的欣赏也让康熙对传教一事更加宽容。他在1692年颁布了“容教令”，准许传教士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传教，传教士们为此不胜欢欣。1693年6月，白晋作为康熙的特使，携带大批书籍、瓷器、漆器、刺绣等返回法国。

影响

当身着中式长袍的白晋在法国宫廷亮相时，立刻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一股“中国热”迅速在法国宫廷和贵族圈里蔓延开来。来自中国的器物继而迅速流传到欧洲其他国家，成为整个欧洲上流社会的新宠，而法国的玻璃制品、珐琅器具、钢琴、小提琴等也成为当时清宫的时尚。

在流传下来的历史记录中，路易十四给康熙写的这封信最为出名——（以下为节选）

“至高无上的、最杰出、最强大、最宽宏的康熙皇帝陛下……愿上帝增添您的伟大、并祝未来美好。我们曾在数年前决定，为陛下派遣六位数学家——我们的臣民，向陛下展示科学的神奇瑰异……我们保证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数学家，经由最近的、最安全的陆路抵达陛下身边……当他们返回时，我们对陛下非凡可敬的一生会有真实的了解。祝愿上帝增添您的伟大，并祝未来幸福。1688年8月7日写于马利。” 您最亲爱之好友 路易

这封信没能送到康熙手中，它被俄国拦截了。但白晋第二次返回中国时（1698年），确实带回了更多富有才干的耶稣会士，而当他们返回法国时，则带回中文古籍数千部——都是替法国皇家图书馆购置的。这批中国典籍成为后来欧洲汉学家们研究中国的宝贵资料。

可惜这段“蜜月期”没有持续多久——1705年之后，康熙对“西洋人”的整体态度再次发生转变，一大原因是罗马教廷派遣特使多罗来到北京，要求禁止中国的教徒祭祖祭孔。

故宫博物院藏康熙读书像

康熙也曾耐心向特使解释：中国人祭祖祭孔的习惯与信教不冲突，但多罗始终坚持教廷的要求。加上翻译等问题，康熙开始认为“西洋人渐作怪乎”。

尽管如此，对于重返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们，康熙依然是欢迎的——欢迎他们继续用其知识和技艺为自己服务。康熙发现传教士测绘的地图经纬度非常清楚，便令自己的官员和学者与这些传教士一同走遍中国测绘地图，由此催生了中国第一张具有科学意义的《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比例尺为1：140万，涉及1100万平方公里国土。

白晋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如此说：“我们奔赴这个帝国的城市、乡镇、村庄、河流、湖泊、山岳等大大小小的地方，中国千姿百态的地理地貌正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

除此之外，一大批中国典籍，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本草纲目》《字汇》等被传入欧洲，并被旅法华人黄嘉略等翻译成法文，对有“法兰西思想之王”美称的伏尔泰以及法国著名法学家孟德斯鸠等学者的思想和学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在中国这边，康熙虽然乐于学习，但他只希望自己成为那个集最先进知识于一身的“哲人王”，籍此提升满人的统治威望。现代学者也普遍认为康熙对于西学是重物品、斥观念，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上层阶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看法本质相同。

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在其编辑的《中国近情》（Latest News From China）序篇中曾这样写道：17世纪末“最高度教化、最有品味的人”都集中在“两个大陆上”，即欧洲与中国。“这距离遥远而高度文明的土地上的人，只要愿意彼此伸出双手”，以便“泽被中间地带的人”，那么“人间天堂”就有降临的一天。

确实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设想。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编辑 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