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奇：每个作家都有局限，但也正是局限推动人进步 | 逝者

1月1日，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逝世，享年89岁。

“英国的社会变迁，恰巧被我们这一代赶上”，这是戴维·洛奇在回忆录《生逢其时》中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他1935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在战争中度过童年，却也受益于战争结束后的教育法案。他早年就读于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获博士学位。1960年至1987年执教于伯明翰大学英语系。代表作包括《换位》《小世界》《大英博物馆在倒塌》等小说，以及《小说的艺术》《巴赫金之后》等学术专著。文学批评史家安东尼·伯吉斯认为洛奇是“同代作家中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其中洛奇本人担任编剧的《好工作》还获得1989年英国皇家电视学会最佳电视连续剧奖。

“我们通过小说学会如何处理我们的爱恋，”他在1990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了解超出自身经历的经验。小说不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形式，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所有形式中最灵活的。”

“每个作家都有局限”

——戴维·洛奇伦敦采访实录

黄昱宁

（刊于2007年3月24日文学报）

能在伦敦见到戴维·洛奇纯属小概率事件。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为什么当初在确定伦敦采访名单时第一个就想到了戴维·洛奇——尽管有人告诉过我，洛奇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伯明翰度过的。要感谢“老伦敦”恺蒂提供了洛奇的邮件地址，也要感谢伦敦的某某机构恰巧在今年深秋安排了一场洛奇先生必须出席的派对。总而言之，当我敲响这位以《小世界》闻名的大作家在伦敦租的寓所大门时，心里确实在念叨:“这世界，果然是小的。”

坐在洛奇的客厅里，我想起以前在某篇关于他的访谈中看到，洛奇很忌讳别人在文章里泄露他的地址，也不希望描述他的居室环境。我只能说，这不太像是个一年到头住不了几次的临时住所，它在细节上的一丝不苟，应该多少可以反映主人的真性情。我一边接过他递来的红茶，一边细细打量他：个子不高，算得上慈眉善目那一类，但不容易抓住特点；听力障碍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严重，至少，我没有发现助听器的痕迹。看得出来，这位71岁的老作家有的是应付媒体的经验，非但主动问我们需不需要录音、录音设备放哪里比较合适，而且干脆利落地许诺:假如在规定时间里没有问完所有的问题，敬请在电子邮件中追访。见我和同伴拿出两个MP3，他笑得脸上的皱纹全都舒展开。于是，我录下的第一句话就是：“嘿，这些玩意看上去可真够高科技的。”

“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我现在就感受到了这种局限”

黄：洛奇先生，听说您当年把小说处女作投到出版社时，有位编辑认为您很有才气，但是建议您不要匆忙出版，是否确有其事？时至今日，你是否仍然记得他们提出这项建议的具体理由？

洛：对，没错。当时我18岁，还在念大学，那位编辑确实说过，他认为我很有前途，但是那本书没有到达他们期望的水准，他们希望我能再写一部小说。而我也确实写了，书名叫《电影观众》（PictureGoers），那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不过我后来选择的是另一家出版社。至于处女作被拒绝的理由嘛，好像有个比较关键的人物说了什么话，说实在的我是记不得了，毕竟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啦。

黄：那么，18岁那年，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写小说的？

洛：我当时在大学里学习的是英语文学。从小我就对那些数学呀科技呀外语呀都不是那么在行，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可谓顺理成章。而一旦开始学习文学，想当作家的雄心就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不过，在英国，很多念文学的学生会写一点短篇小说或者诗歌什么的，但是写长篇小说的人很少。而我居然也走通了这条路，挺幸运的。

黄：写了这么些年，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实现那个最初的目标，那个梦想？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遗憾？

洛：好多作家都有那么点不容易满足的倾向，我的意思是，大多数人的野心总是比他们到头来真正成就的东西要多。至于我本人，这么说吧，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我的写作生涯：一方面，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既得到了文学声誉，也收获了可观印数，在全世界范围拥有广泛读者，好几部作品都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能同时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比起英国大多数小说家来，我当得起这“幸运”二字。不过，另一方面，每个作家都有局限，经历方面的，能力方面的，我现在就感受到了这种局限。但也正是这局限在推动人进步吧。总体上讲，回首这些年的写作，我还是颇感欣慰的。尽管早期的那些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怎么让我满意的。

黄：那么，你觉得在自己的整个文学生涯里，哪部作品称得上是“里程碑”，或者“分水岭”？哪一部是你最喜欢的？

洛：用一个俗套的比喻，作品就是作家的孩子，你没法说自己最喜欢哪一个。我只能同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对于《换位》有比较特殊的感情，因为那对我是一个突破，是我第一次既在商业上也在批评界获得成功。而在《小世界》的写作过程中，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游戏”，达到了我所预想的效果，我想我现在是肯定写不出这么好玩的作品啦。而《好工作》让我很为自己骄傲，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对我全新的领域，而我在此之前是对那个领域一无所知的。为了写这个故事，我做了不少调查，而且书中的一半篇幅我都是从女性的视角写的，这一点应该算是这本书比较突出的地方……呵呵，我对于每一本书都挺宠爱，只是角度不同。

“你本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你在小说里描写时就会显得越荒谬”

黄：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家长情结”，那么，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具体讨论一下这些小说中的细节。现在我想先插一个好多学者都关心的问题:在文学界，您的身份决不仅仅是小说家，您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影响力，都不亚于您的小说。但是我们都有个疑惑，这两个方面其实常常是互相冲突的，因而有那么几个作家——比如A.S.拜厄特，最后就完全放弃文学研究而专事写作。那么，您是怎么做到让两者之间的冲突尽可能调和的呢？它们互相之间有没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

洛：我在这两方面同时努力，首先是一种需要。光靠非虚构写作谋生是不够的，经济上似乎也不容许。我们这一代有相当数量的作家也采取跟我一样的方式。我在写作的同时还任教，这也就为撰写文学理论作品提供了充要条件。但是，这又不仅仅是一个与钱有关的问题，我一直很喜欢教书，喜欢搞研究，所以一直尝试着让这两种文体平行发展。确实有人因为无法忍受它们之间的冲突而选择了其中一项，但是我倒觉得它们也都能帮得上对方的忙。比如说，正因为我本人也写小说，很清楚写小说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从事批评时就客观得多；而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对于小说在技巧层面的知识比较熟悉，我也知道别人可能会怎么分析它，这样我自己写小说时就更善于自我反省。不过，话说回来，冲突肯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社会心理方面。也就是教授和小说家这两种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你本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你在小说里入木三分地描写自己本行业时就会显得越荒谬。在此过程中，我确实感觉到自己经受着某种人格的分裂。前一分钟我还是学校里受人尊敬的教授，严肃地分析文学理论，后一分钟我就要在小说里对学术圈冷嘲热讽，这样真的很难。学生们都知道我的小说，但我决不会在课堂上分析这些小说，所以我在自己的学校里从来没有教过写作课。幸运的是，当我承受这些困扰的能力达到极限时，我终于可以从学校里退休了。这真的让我松了口气。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我想我还是更喜欢具有创造性的写作。教学经常需要重复，而写作，永远是新的。

“当下英国社会，越来越接近于美国式的生活富足、消费至上”

黄：在中国，喜欢您作品的读者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圈里，也就是所谓“高眉”阶层。您觉得英国的情形有什么两样吗？

洛：不太一样。我确实是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写作的，那些整天玩填字游戏的人大概不会对《小世界》感兴趣。但在英国，我的这些读者似乎不能概括为“知识分子”。当然，也许他们大部分上过大学。你知道，在英国，所谓“文学小说”和“娱乐小说”的界限是相当森严的，所以那些拿起文学小说的读者，肯定不会怀着单纯寻求娱乐刺激的阅读期待，所以他们一般是受过教育的，但我想，那个门槛应该会比你说的中国读者低一点。我猜，中国读者因为相对不那么熟悉英国的社会现状，所以喜欢我作品的读者需要具备足够多的这方面的背景知识，需要足够的理解力去跨越文化障碍……说实话，我自己就挺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黄：在中国，也有不少大学生喜欢您的作品。

洛：对，我确实听说我在国外的读者里有很多大学生。我想可能他们是受了老师的影响。教师比较能够认同《小世界》这样的小说，而且他们也熟读我的文学理论作品，所以他们就喜欢在课堂上分析我的小说。在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有这样的现象。

黄：说到您这些年在知识圈的影响，也许有一件事情您会很有兴趣知道：您在上世纪70年代写下的一些文章，其中有不少句子被收进了中国最权威的双语词典——《英汉大词典》，作为我们学习英语的规范例句。

洛：真的吗？哈哈，我自己也可以提供一个滑稽的小故事。英国有一部著名的词典叫《柯林斯cobuild词典》，他们有个很大的词库，其中也用到了我的小说。有一回，我自己在写文章时想用一个短语ringoff（即掐断电话），突然又觉得满腹狐疑，吃不准这个短语用得到底对不对。于是我拿起《柯林斯cobuild词典》，赫然发现这个短语后面所跟的例句居然引自我本人写的小说《换位》。当时我大吃一惊，心里想，糟了，也许我把整个世界都给误导了。

黄：既然说到《换位》，我们就不能不说到美国。我们都知道，《换位》之所以诞生，是因为您两度作为交换学者旅居美国，我甚至在某些文章中看到，别人论述您的作品具有浓重的“美国情结”。您能不能简略比较一下英美两国当代文学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别真的像《换位》里那样戏剧化吗？

洛：从现在的眼光看，《换位》已经成了一部历史小说，它只能反映六七十年代的状况，如今这两个国家都已经发生了有很多变化。先说文学。就六七十年代而言，当时的英国小说似乎远远不如美国小说那么有趣，那么生机盎然、雄心勃勃，那段日子正是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约翰·巴斯们不断涌现的时候。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英国小说家都得承认，我们受到的启发更多地来自于美国而非本土。但是，到了80年代以后，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文学赶上来了，风格更多元，特别是此时出现了大量后殖民小说家，使得英国文学呈现出多种文化融合的繁荣景象，比如我们都熟悉的萨尔曼·拉什迪、石黑一雄，等等。再说日常生活，我可以谈一谈在《换位》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教育体制。我想这种对比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英国的学校已经大量采用了原来通行于美国的模块式课程体制，从而使得学术界的职业竞争与美国一样激烈。而当下的英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也越来越接近于美国式的生活富足、消费至上。

“虽然我写过不少婚外情，但我本人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

黄：您是否介意谈论一下您的家庭和日常生活？这些部分对您的文学生涯是否产生过比较显著的影响？

洛：我不介意。作家不可避免地会将生活中的痕迹带入作品，但我相当敏感，尽可能避免作品对家庭成员和朋友造成伤害。对于那些简单地将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对号入座的说法，我一般都是坚决否认的。大概只有一个例外，《换位》里的莫里斯·扎普的原型是我的朋友斯坦利·费舍，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他自己好像也挺为此而骄傲。哈哈。说到我的家庭，我只能简略提几句。我的婚姻美满，从一而终，虽然我写过不少婚外情、性冒险，但我本人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我的妻子当了很多年的教师，她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不是那种概念化的充当作家秘书和内勤的妻子。她有她自己事业和生活，在艺术方面有专长。我有三个孩子：长女是个生物学家，我们过了很久才弄清楚，她在科学上的天分要高于对文字的兴趣，这一点很让我们意外；长子是个律师，他同样是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才决定了自己的职业归宿。我们总共有三个孙儿孙女。他们的住所都离我很近，因而我们的联系很紧密。我的小儿子先天患有唐氏综合征，虽然他的残疾不是很严重，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但仍然需要长期的照看……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件事对我们当然是一桩不幸。他现在过得不错，在社区的一家工厂里上班，他很喜欢007和利物浦足球队。情况不算太糟，不过，回顾这一生的经历，大概这可以算是我碰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尤其对我的妻子影响很大。她不得不将自己的教学从全职改为兼职……生活就是这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