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4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最高检机关举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应勇表示：
要优化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工作机制，推动检察官惩戒工作与纪检监察、干部管理等相贯通，与检察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相衔接，增强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合力，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要坚持依法依规开展工作，严格遵守惩戒工作纪律，正确处理好权与责、法与情、公与私的关系，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秉公审查不偏私，确保惩戒工作公平公正。
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免去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的职务。
“这样的决定，标志着被中纪委立案审查的中国第一个大检察官、省级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在法定意义上真正落马。”彼时，一名宪法学研究学者对此感慨道。
20年后，反腐一直在路上，落马于检察长职位上的贪官，仍然格外引人关注。
经“法度law”不完全统计，2024年“通报”落马的各级检察长共13人，在这些落马检察长的案件中，有的涉及严重违纪违法，有的涉及职务犯罪，还有的涉及枉法裁判和受贿等犯罪行为。
所有落马的人中，最常见的动因是非法取得经济利益——而“收受巨额财物”，几乎成为所有“双开”通报的“必选项”。
2024年10月，山东济宁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苏金森被查。通报提到：苏金森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规占用集体土地建设住宅；利欲熏心、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案件办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2024年4月，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向斌被查。通报提到，向斌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另一方面，以违纪违法手段干预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靠案吃案并利用职权办人情案也是落马检察长的一个普遍特征。
从已经公开的案情看，13名落马检察长几乎都涉及利用检察职务便利，帮助案件当事人逃避罪责、干涉市场经济活动。
2024年3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江波被查。通报提到，陈江波靠案吃案，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财物；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司法机关公信力，败坏司法机关形象。
2024年1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黎明被查。通报提到，黄黎明践踏纪法底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此外，一些检察人员在严重违法违纪后，由于未被发现，继续得到提拔任用，甚至得到多次提拔。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更承担着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的责任。
因此，检察长作为查处贪官的“官”，如果蜕变为贪官，犹如“督战队在阵前先乱了方寸”，危害不言而喻。
一名从事反腐败研究的学者坦言：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日趋持久化、复杂化，检察长这一特殊岗位，已经成为一些自身存在腐败问题的官员窥视权力的重点目标。他们一旦被提拔到这个岗位上，不仅能够掩盖自己的问题，继续谋取非法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反腐败的名义，清除异己，壮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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