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讽刺毛主席写的《蝶恋花》，说的十分难听，主席作何回应？

1959年，胡适对毛主席所作《蝶恋花》一词，提出十分严厉的批评意见，说得很难听。

面对如此讽刺，毛主席将如何回应？毛主席与胡适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交集？

胡适与毛主席的交往可回溯至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胡适成为领军人物，大力推动文学改良，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通过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和演讲，为新文化运动奠定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在湖南等地热情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相关活动，对胡适的见解和思想抱有浓厚的兴趣。

随着时光的流转，胡适和毛主席各自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胡适因为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被北京大学聘请为教授。

毛主席则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这一时期的他们，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拥有更多直接交流的机会。

毛主席曾亲自旁听胡适的课程，从中汲取新的知识和见解，胡适的授课风格既严谨又充满风趣，深受学生们的喜爱，这也使得主席对他产生更多的敬意。

此外，两人还频繁参与各类座谈会等学术交流活动，共同就学术问题和人生观进行深入探讨。这些交流，增进他们之间的友谊，也促使他们在思想上产生更多的碰撞。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推进，胡适与毛主席二人的人生路径逐渐分岔，胡适坚守改良主义立场，主张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毛主席则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深信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解放和繁荣。由于二者在政治理念上的根本性差异，使得他们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最终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开启全面的侵华战争，面对这一民族危机，毛主席坚决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决心与侵略者抗争到底。

胡适却持有求和观点，甚至在一次演讲中，以秦桧批判岳飞为喻，表达对日本妥协的立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胡适向毛主席发电报，劝其放弃使用武力，向蒋介石政府“投降”。

对于胡适的劝说，毛主席选择沉默，此后，胡适始终站在蒋介石政府一边，积极为国民党张目，与我党渐行渐远。

1949年，胡适移居美国，在异国他乡，曾担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其言行更加肆无忌惮。

胡适对文学领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在诗歌的创作理念上，更倾向于语言的质朴自然与流畅通顺，反对那种过分修饰和华丽词藻的堆砌。

胡适在文学批评上，风格引发诸多争议，常常以学者身份自诩，对各类文学作品进行严苛评判。

在批评的过程中，胡适有时过于关注作品的形式层面，忽视其内在的内容与情感表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批评中还夹杂着个人的情感色彩。

1957年，毛主席创作《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词，以此悼念杨开慧。这首词，融合神话传说的元素，通过描绘杨开慧的忠魂与月宫仙子之间的奇妙相遇，表达对烈士深深的怀念。

1959年末，胡适在台湾偶得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对其进行严厉的文学批评。

胡适指出，这首词在韵律构建上存在严重瑕疵，特别是“舞”、“虎”、“雨”等字的韵脚与“有”字难以和谐搭配，以至于“全篇无一佳句”。

为验证自己的观点，胡适还特地咨询语言学大家赵元任，得到的反馈是，即使按照方言的发音习惯，这些字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押韵。

面对胡适的尖锐批评，毛主席没有选择直接反驳，之后，对自己选用这些韵脚的原因进行说明：“上下两韵，不能更改，只能保留。”

毛主席认为，诗歌的核心在于传达情感和意志，如果过分拘泥于形式，可能会削弱其应有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尽管《蝶恋花》在韵律上有所“破格”，但它却成功地传达作者的情感。

胡适的一些行为激起人们的强烈愤慨，毛主席始终保持着客观的态度，主席认为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