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集团原董事长丁雄军被查 供需矛盾背后有待规范监督

本报记者 党鹏 成都报道

在离任贵州茅台集团董事长一职8个月后，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贵州省知识产权局）局长丁雄军被查。

2025年1月2日下午，中共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官网发布公告，丁雄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图为中共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官方网站消息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茅台集团此前已经有包括袁仁国、高卫东等先后被查。其中，袁仁国于2023年9月去世，高卫东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外，茅台集团先后被查的还有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张家齐，茅台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李明灿等多名高管。

丁雄军曾重塑茅台体系

2021年8月底，丁雄军到任贵州茅台。当年，贵州茅台的净利润增速为11.84%，2022年为19.42%，2023年为19.05%，2024年一季度为15.75%，以茅台的体量做到如此高的增速，难度可想而知。

2024年4月30日，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丁雄军在任职期间，勤勉敬业、恪尽职守、锐意进取，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公司董事会对丁雄军表示衷心感谢！”

记者注意到，在丁雄军任内，一度被视为“最尊重市场的茅台董事长”，其作出了很多符合市场规律的动作，这些都是贵州茅台上市以来的首次。2022年茅台历史上首次特别分红，一年分红两次，分红率从51%一跃而至87.305%，2023年再次特别分红，全年分红率高达85.67%。

就此，有白酒行业人士评论说，丁雄军以“五线发展道路”高度定调，重新擘画了茅台的发展蓝图，成为茅台在“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准则与纲领。“蓝绿白紫红”五线分别代表着目标蓝图、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文化赋能、环保安全五条战略路线。比如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较为明显：

大幅度提高了直销渠道比重：大大收回了茅台经销商手中的利润空间，2019年至2023年，贵州茅台直销收入占比销售渠道总额分别为8.49%、13.96%、22.66%、39.89%和45.67%。

大幅度提升贵州茅台产能：有关资料显示，2022年茅台投资155.16亿元启动建设“十四五”技改项目，建成后可新增茅台酒实际产能约1.98万吨；酱香系列酒方面，推进“十三五”3万吨酱香系列酒技改工程项目、“十四五”技改建设项目建设等。

推动数字化营销平台“i茅台”：丁雄军推动了“i茅台”的上线运行，该平台用户超过6500万人，日活用户达到700万人，成为茅台渠道改革的重要一环。

提升出厂价：丁雄军任职期间，茅台酒出厂价上调，从2023年11月起，53度茅台酒（飞天、五星）出厂价格平均上调幅度约为20%。

增加产能和上调价格：丁雄军在任期间，贵州茅台生产茅台酒基酒约5.72万吨，系列酒基酒约4.29万吨，并预计实现营业总收入约1495亿元，同比增长约17.2%。

推动茅台酒加速出海：丁雄军计划从2024年开始逐步增加茅台酒、酱香系列酒和集团家族产品的出口量，目标是2027年“出口产品超5000吨、国际出口市场营收超100亿元”。

公司治理制度正在完善

记者注意到，在丁雄军上任之初，白酒营销专家肖竹青就提出了贵州茅台的九大挑战，其中，他提到，旺盛的自饮消费和商务消费支撑茅台价格不断创出新高和落后产能之间的供需矛盾，隐藏着反腐倡廉隐患，因为供销层面的供需矛盾会有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这一点，从后来高卫东被查就可以窥见一斑，通报称高卫东“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经营公司、承揽工程项目、获得土地开发权、购买茅台酒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相关人员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亿余元”。

此前的袁仁国更是如此，其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董事长聂永则在销售公司任职期间，为他人申请茅台酒经营权及经营过程中提供帮助，破坏茅台酒营销环境。

为此，贵州茅台也出台了一些规定，比如在2019年6月，茅台集团出台“领导干部插手茅台酒经营活动打招呼登记备案制度”。

依照这一新规，打招呼人和受打招呼人都将被登记备案。其中，打招呼人不仅适用于茅台领导干部和职工，还同样适用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而打招呼的方式则专指“向茅台集团公司有关单位或人员写条子、递材料、打电话、发信息、协调引荐等方式，为本人、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获取茅台酒经营资格、调整茅台酒销售指标、倒卖茅台酒等提供帮助的行为”。

即使如此，袁仁国、高卫东的落马，仍然让贵州茅台在反腐败的道路上面临着挑战。至于此次丁雄军被查，是否与其在贵州茅台任职期间权力寻租有关，还有待有关部门的进一步通报。

“深化国企改革，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是重中之重。贵州茅台作为上市公司，应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增加透明度，接受外界监督。这些措施也是对企业高管的保护，否则还将有其他高管前腐后继。”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蒋来用此前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政府也应从监管角度入手，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包括为企业创造良好的信息公开条件。

（编辑：于海霞 审核：厉林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