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变法使国家富强，为什么后人只记得商鞅，不记得李悝？

同样是变法使国家富强，为什么后人只记得商鞅，不记得李悝？

和商鞅相比，主导魏国变法的李悝为何名声不显？

在提起魏国崛起的历史时，最不应该忘记三个人，他们分别是乐羊、吴起和西门豹。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疑惑：

魏国不是因为李悝变法而崛起的吗？最不应该忘记的人，为什么不是李悝呢？

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并不清楚，在变法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李悝确实很重要，他汇编了一个变法总纲，名为《法经》。

如果你非要说，李悝是魏国变强的起点，我也并不反对，但他绝不是最重要的人。

因为，李悝的做法是搭起了骨架，却显然没法填充血肉，让其成为一个正常活动的人类。

谁能填充血肉，做好具体执行工作呢？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三位。

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当时就有人反对，说乐羊的儿子在中山国，您派他领兵，他一定徇私情啊。

后来，中山国的国君也利用这一点，他将乐羊的儿子绑上城楼，威胁乐羊退兵，否则就杀了他儿子。

乐羊毫不妥协，直接告诉中山国的国君，你要是杀了我儿子，记得分点肉过来，我要吃。

结果，中山国的国君真把乐羊的儿子做成了肉羹，而乐羊就当着中山国使者的面，把肉羹吃完了。

听使者说完乐羊吃肉的过程后，中山国的国君觉得没有活路了，于是上吊自杀，中山国就此覆灭。

吴起原本在鲁国打工，因不受重用而前往魏国。

魏文侯本想直接重用吴起，但有人说，吴起这个人冷血无情。

想当初，齐国攻打鲁国，吴起想当主将。

鲁国国君本来都同意了，但鲁国的大臣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你让他带兵打齐国，没准直接阵前叛变了。

鲁国国君犹豫了，于是便收回了任命。

吴起一听，立刻急眼了，然后亲手杀了自己的老婆，以示清白。

但他这么做，直接把鲁国君臣全吓傻了：为了出位，你连枕边人都敢杀，等你得势了，谁能治得住你啊？

于是，鲁国君臣达成一致，彻底弃用吴起，这才有了吴起投奔魏国的事。

但魏文侯并没有在意这一点，因为他觉得，吴起虽然私德有缺，但才能出众，值得重用。

魏文侯的大胆提拔收到了效果，魏国大名鼎鼎的“魏武卒”，就是吴起练出来的；把秦国牢牢压制在函谷关内不敢露面的，也是吴起。

邺城发大水，魏文侯派西门豹去治水。

到了当地之后，西门豹发现，当地的神棍和士绅都说，之所以会发大水，是因为管理洪水的河伯正处于青春期，想女人。

所以，我们必须每年都给河伯贡献一个美女，才能保证安全。

通过这种方式，神棍和士绅树立了权威，也赚了不少钱。

西门豹来了之后二话不说，直接把神棍和士绅扔进河里：麻烦你们告诉河伯，以后不送美女了，专门送你们这类歌颂河伯的人。

然后，西门豹因地制宜，开水渠修河道，彻底解决了邺城的水患问题。

乐羊、吴起和西门豹，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属于心狠手辣的能人。

要说上述事迹的真实性，乐羊和西门豹无可置疑，吴起杀妻虽然存疑，但他为人狠辣却颇有能力，这也是无可置疑的。

想要巩固改革成果，光用能人不行。

比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慕容恪，那简直是完美到了极点的人臣，但他能巩固改革成果吗？不行。

因为慕容恪的性格过于柔和，生前想重用自己的弟弟都不行，皇帝根本不听他的话。

想要巩固改革成果，光用狠人也不行。

比如明朝的朱棣，刚夺权成功的时候，他任用了一个名叫陈瑛的狠人，专杀那些不服朱棣的大臣。

陈瑛很擅长杀人，也很愿意杀人，但除此之外，他干啥都不行。

久而久之，朱棣发现，陈瑛就是一个只会破坏而不懂建设的人，这种人典型的抹布，用完直接扔。

果然没过几年，朱棣就提拔纪纲，顶替了陈瑛。

后世在说起秦国变法成功的时候，总说秦孝公有多了不起，商鞅有多了不起。

但在说起魏国变法成功的时候，大家都会说魏文侯有多了不起，却很少有人会说李悝有多了不起。

因为在整个变法过程中，李悝只是起个头，然后就一门心思辅佐魏文侯，具体的执行工作，李悝几乎是一点都没沾。

这是因为李悝无能吗？并不是。

大家要知道，商鞅也只是一介书生，他能办的事，李悝凭什么不能办呢？

从资历来看，变法前的商鞅只是魏国大臣的门客，而变法前的李悝则一直在边境为官。

在封建王朝时期，边境往往是一国治安最差的地方，什么“三不管地区”多如牛毛，民风要多彪悍就有多彪悍。

而李悝呢？在边境地区当了十多年官，不但很好地治理地方，还多次带兵与秦军作战。

要是换个朝代，你说李悝是周瑜转世我都信，说他缺乏狠辣与能力？这显然有失偏颇啊。

那么，李悝为什么没有像后世的商鞅那样，既制定政策，也亲自执行呢？

主要是因为，魏国和秦国的客观环境不一样。

秦孝公时期的秦国，不管有多落魄，大家都得承认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秦国依然是一个称霸西方的大国。

对于这种大国，内部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会复杂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别说一篇文章了，就是一本百万字的书，都未必能把其中某一个家族说清楚。

在这种环境中搞变法，商鞅除了能者多劳自己上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必要的时候，秦孝公都得亲自下场为商鞅站台，这就是因为，身边的人看起来多，但可用之人太少。

而魏国呢？他们原本只是一个家族，借壳上市才搞出一个国家，内部嫡系和旁系或许有些矛盾，但显然不像秦国那么复杂。

在这种环境中搞变法，就少了很多内斗的环节，底下有太多能力出众又心狠手辣的人。

在秦国，这些人始终被世家大族压着，短期内出不了头；在魏国，这些人想要出头，只缺一个机会。

魏文侯大手一挥，机会就来了。你说，这里面有李悝什么事吗？没有。

在魏文侯看来，李悝和乐羊、吴起、西门豹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自己手里的一枚棋子，想往哪放就往哪放。

而在秦孝公看来，商鞅是自己的伙伴，没了他，天就塌了一半。

对于秦国来说，改革的机会已经到来，没有商鞅也会有李鞅或王鞅。

但对于秦孝公来说，自己的执政时间就那么短短几十年，没了商鞅，去哪找第二个人呢？秦国的变法又要耽误到什么时候呢？

以上种种，才是商鞅功成名就，而李悝名声不显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