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在时代的风波里颠沛流离

2024年末，被评选为“年度思想者”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在2024南风窗社会价值年度盛典上发表了题为《召唤人文》的演讲。

在这篇演讲里，刘擎教授以“繁荣背后意义感的迷失、心灵世界的匮乏”为标靶，批判人类过分追求经济理性、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异化”，即“这个世界越来越像丛林世界，我们在制造越来越像人的机器的同时，人变得越来越像机器——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变成一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部件，而回家之后，我们把自己变成一个娱乐机器”。由此，刘擎教授发出“重新寻觅人性的光辉”、“重建人文精神”的呼吁。

刘擎教授所批判的“人的异化”，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反抗宗教对人的异化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梭罗的《瓦尔登湖》，是西方文明一脉相承的通过对个性和自由的追求来反抗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对人的异化。

而国内的当代启蒙运动自伤痕文学开启人性光辉的主题，经过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化的一路深化，无非也是试图通过对权力异化、现代文明异化的描绘和反思，来寻求人的解放和精神的重建。

以此为起点，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于人文精神的追求就一直在时代的风波里颠沛流离。

30年前的1993年，以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张炜、张承志为代表的学人和作家掀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他们将第二轮市场经济大潮加速社会世俗化转型所带来的那个金钱至上、文人下海、文学边缘化的时代命名为“精神荒漠的时代”，并且为抵制“精神荒漠化”开出了“人文精神”的药方——“提倡关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努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实践这种需求”。

可惜的是，知识分子们对于商品经济、消费主义和世俗文化的批判却把自己置身于追求发家致富的普罗大众的对立面，最终使得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意义仅仅局限于知识界的沙龙，未能摆脱被“束之高阁”的命运。

20年之后的2013年，因为《万象》、《书城》、《书屋》等著名人文杂志的停刊，文化评论员袁跃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呼唤“人文”精神回归》的文章，痛陈微博等碎片化的电子阅读冲击了时代的人文氛围和人文情怀，导致商业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成为社会主流，人文精神匮乏成为时代特色。

可惜的是，作者在文章中将人文精神虚化为“民族灵魂的核心”、“民族精神的支撑”等大而不当的概念，使得其对于人文精神回归的“高声呼唤”的一大串排比句，被网络评论嘲笑为为人文精神“招魂”。

两年之后的2015年，又是《光明日报》，以《呼唤人文精神》为题，刊发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袁行霈在北大2015年开学典礼上的演讲，继续为“人文精神”发声。

与袁跃兴高举高打的“高射炮”相比，袁行霈教授面对莘莘学子的公开演讲无疑更接地气，他认为“呼唤人文精神，就是希望继承先哲的理想，真正把人放到主体的地位”。

面对物欲的诱惑、人际关系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割裂，“能丰富人的精神，美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品德，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的人文学科的“无用之大用”，就在于使人懂得其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和价值。

身为北大人文学部主任，袁行霈教授的开学典礼演讲，固然是在为拥有百余年深厚积淀的人文学科张目，但无疑也希望其在象牙塔内对人文精神的呼唤能够触达社会，警示人类在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创造供自身享受的物质条件时，不要被物欲所支配而丧失掉自我。

然而进入到2024年末刘擎教授的演讲中，那些需要被警示的人，已经不是在为了满足自身享受而主动创造物质条件，而是变成了“把输赢、把增长、把那些可计算的、量化的指标看作了生命的唯一目标”的“机器”，这恰恰是人文精神缺失所造成的“异化”。

正如刘擎教授在演讲中所说，30年前那些参加“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学者们所忧虑的人文精神危机，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物质丰富而变好，反而是越来越严峻。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逐步取代人类思考的当下，在算法系统主导信息获取方式的当下，在搜索引擎重塑知识获取路径的当下，在微信聊天、朋友圈和线上会议逐渐取代线下聚会与面对面交流的当下，“重新寻觅人性的光辉”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变得如此紧急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