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房间》，千万个刘小样

作者 / 西贝偏北

编辑 / 朱 婷

运营 / 狮子座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2002年，陕西咸阳兴平，一个农村妇女身着红衣，在央视先锋女性节目《半边天》的记者张越的采访下发出这句石破天惊之语，她不要“无知的满足”，她读书要获得知识，虽然她只能从有限的书本和收音机上获得这些——因为她不能出去。

她是刘小样，一个最高受过初中教育的农村妇女，但她蓬勃的生命力和超脱地域甚至时代的思想，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无波的湖面，瞬间激起千层浪。人们第一次在国家级媒体平台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女性的呐喊，而她的呐喊也影响了很多人，纷纷表示“我就是刘小样”，其中包括持续关注刘小样的记者安小庆。

可是，这个对处境有着先天敏锐的妇女，这个被“考古”放在短视频平台点赞量必破10w+的主角，却在逐渐湮灭在了公众视野……刘小样去哪儿了，她走出去了吗？之后的生活怎么样？

2020年，曾在《人物》杂志写稿的记者安小庆多方联系找到了消失在公众视野的刘小样。她觉得这是一个“不完成自己就会后悔的选题”。安小庆于2021年完成了这篇长达 2万余字的静态报道——《平原上的娜拉》。

通过安小庆的文字，我们知道后来的这些年，刘小样在县城、贵州、江苏昆山乃至西安多地打工，当过商场柜员、学校生活老师、食堂阿姨，去过图书馆、看过电影、听过音乐会，见过大好河山……最后，在2016年因为婆婆生病需要照顾，回到了平原的老屋，至此未再“出走”。

按照今天所谓“大女主”的标准来看，没在事业上做出成绩而后撤回家刘小样是失败“觉醒者”，她再一次被母职、妻职捆绑不得不妥协，她的突围和出走都中断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今年，刘小样和曾将她的事迹传播给千万网友的央视主持人张越（已退休）、安小庆相聚在大理（安小庆从《人物》辞职后居住在此）。原本只是一次简单的三个人的聚会，机缘巧合之下，优酷人文栏目决定以她们三个的故事为开始，推出女性人文纪实节目——《她的房间》，在这档偶然产生的节目第一、二期，刘小样的心灵荒野再次被探寻。

节目片段在短视频上广泛传播，大家纷纷感慨：过了20多年，时代的浪潮终于追上了刘小样。

一、回家的决心

刘小样回家了。

鲁迅先生曾著《娜拉走后怎样》，揭示娜拉出走后的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影视作品里也很少拍出走后的女性如何，她们总是在觉醒的路上，囿于社会规训、困于爱情亲情漩涡。如果说朴赞郁拍汤唯如何下定“分手的决心”，尹丽川拍李红如何下定“出走的决心”，那么刘小样就用生命书写了她为何在出走后，下定了“回家的决心”。

没错，回家也是需要下决心的。尤其对刘小样这样永远“发着低烧、持续阵痛”的人而言，在别人眼里温馨和睦的家庭，于她却是带有某种束缚。坐落于农耕文明中心的“平原之家”太平了，平地一望无际可以看到头，她结婚生子，操持家务，按部就班地生活，可总感觉不对劲。

“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这是2001年她结婚十年后的一个秋天，向央视发出的“求救信”内容。

节目播出后，刘小样的名字比她本人先“出走”，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2005年，刘小样受《半边天》栏目“我们的十年”晚会邀请，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张越的陪同下录了节目、逛了书吧，敏锐如刘小样并不开心，如大梦初醒，她更清楚自己的处境了——出走，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

刘小样的先后经历了次出走三次出走。

第一次“出走”是在2006年， 县城招聘会说普通话的售货员，鼓起勇气的刘小样在快40岁时获得了第一份工作，2008年，刘小样公司倒闭，她找到机会去贵阳出差了半个月，但因为感觉不对劲就回家了。回家后，刘小样在县城一所寄宿小学当生活老师，一年时间就干到了生活老师里管事的一位，但在儿女考学后，摆脱了母职束缚的她想继续“突围”。

第二次出走时她已经43岁，风尘仆仆地去了江苏昆山的一家工厂的食堂做员工餐，没有朋友待遇也不好，很不快乐的她在几番纠结之后，在2010年底又回家了，离开前还去了昆山市图书馆。

第三次出走，刘小样已经50岁左右，她不懂自己痛苦的“用处”，于是去了西安的医院“看病”，她在医院后勤工作，每月能拿一些报酬补贴家用。但她的病始终没能治好，于是在2016年她回到了家照顾生病的婆婆，2019年婆婆去世，伴随着女儿儿子的结婚、孙辈的降生，她没再出走过。

刘小样说自己是莫言书里那个“晚熟”的人。表面上，刘小样兜兜转转30年，还是回到了农村妇女结婚生子、含饴弄孙的既定轨道上，但kk认为正是这个出走和回家的反复中，刘小样不仅拥有过“出走的决心”，更反复磨炼了“出走的能力”。

一方面，她发现大城市并不是她要的“诗与远方”。

城市灯火通明，疲于奔命的庸碌生活让她连“看清一朵花的时间”都没有。在浙江昆山打工时，内向如刘小样，某天为了弄清道路上一簇瑰丽红色小花的名字，连续问了三四个路人，在无数个“不知道”的回应后，最后在保安口中得知了它们是“山茶花”。

这不对劲。活着却不知道身边的花叫什么名字，刘小样觉得“如果连这么美好的造物都被忽视了，那我们岂不是辜负了它？”

另一方面，她很难割舍她充满了关怀与爱的家庭。

刘小样总觉得自己很“幸运”，嫁给了门前写着“耕读之家”的丈夫，对于她喜欢读书的爱好，老公王树林虽不理解但会支持，亲戚送给刘小样一个打好的书柜，王树林负责装满它——他会在听说有人不要书时，扛着袋子替老婆捡书，刘小样不喜欢收拾，他就帮她把书码整齐。刘小样的婆媳关系很好，婆婆跟她“能吃到一起去”，从不疾言厉色地禁锢她的想法。

刘小样的一双儿女成家立业在城里工作，但因为惦记她，每周末都要回家。女儿会带妈妈听音乐会、看宫崎骏电影，给妈妈买新衣服、新项链，儿子会给妈妈买当地没有的百合花种子。

一个细节，当张越问刘小样她的媳妇孝不孝顺她时，她下意识回答“我觉得一个家，应该讲爱，不讲孝顺。”她的回答让无数网友感动，在她广泛的阅读和敏锐的感知中，捕捉到了“孝顺”所承载的道德捆绑和权力施压，只有发自心底的爱，才能滋养彼此。

kk相信，刘小样已经不是多年前被农村的环境、社会和时代困住的她了，出走成为了她随时可以进行的选择。

她要遵从的从不是社会期待，她也无意当什么女性先锋，她只遵从自己的心。因此，回家对她而言，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种选择，更是一个过程。

从“看山是山”到“看山还是山”，回家了的刘小样也没放弃诗和远方。相反，她找到了独属于她的寻找之路。

二、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或许对刘小样来说，诗与远方需要的不只是“体验”，而是“创造”。

《出走的决心》里有一个细节：李红带孩子搬到城里时专门带了一个玻璃花瓶，她希望花瓶里时刻插满鲜花，却没想到遭到丈夫“这能吃还是能喝，这要花多少钱”的苛责。在她挣钱后，她坚持买鲜花插进花瓶里，无视丈夫的冷嘲热讽，而片尾她开着车驶向远方，车广播里放的也正是《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悠扬婉转。

花就是这样，花期短，需要侍弄，会枯萎还没实际用处，和农村庄稼人的务实精神大相径庭。但花美丽动人、生机勃勃，是一种强大精神象征，诗人经常以花寄情，刘小样也是如此。

曾经的刘小样只在家里的前院种了几盆歪斜的牡丹，更多的花开在她的心里。正如婚纱照对面墙上的粉红便利贴上抄写的故事：“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而2019年后，刘小样开始刻意地在院子里种花，茉莉、玫瑰、百合、山茶……“谁也不能动我的花，谁动我的花我跟谁急。”就连县城绿化带的花她也不放过，春天她骑车路过看到了粉白的海棠，觉得“这么好的花，应该种到我家。”

于是在《她的房间》里出现了神奇的盛景——同样是农村，别人家门前的空地都种葱和辣椒，而刘小样却种了一大片紫茉莉和玫瑰。

养花，就像是重新养育自己。正如伍尔夫所说的“女人要想写作，必须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而刘小样正在创造一座属于自己的花园。据张越透露，节目名字《她的房间》也正是源于这句话。

读书，也是她多年来从未放弃的爱好。

她曾说在在给《半边天》写的信里表达过自己的无书可读的痛苦，“你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自己因为没书读，别人是看电视，而自己是“读电视”。

20多年来，零零散散读了太多书了，海明威、契诃夫、加缪、尼采、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或被解构玩坏或被束之高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文学家成了刘小样的“精神麻药”，她总能在书里找到灵魂共振。

她并不盲目推崇一些“经典必读”，相反，她总是能结合生活和其他的书表达出一番自己的见解。她不赞成《月亮与六便士》中查尔斯为了追求艺术弃妻儿于不顾的行为，她有一种庄稼人的诚实，不认为追求艺术就比在家干农活要高级，艺术比家人更重要；她喜欢《老人与海》，觉得只拉回鱼骨架、被视为失败者的老人是个“英雄”，“我们用尽全力，该做的已经都做了，结果是什么我们不问了。”

刘小样还有边读书边做笔记摘抄的习惯，每次朗读还会自责自己“为什么没写出来这些”，于是《她的房间》成为一堂极佳的读书交流会。刘小样朗读她摘抄加缪的《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想要和他一样“拿石头打磨自己这块石头，一直读书，一直痛苦，一直爱着从痛苦荒芜里生出来的喜悦。”读到契诃夫《三姐妹》里那句“至少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生活环境，安排像这样的住处，有花，有大量的阳光……”她精神矍铄，“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他虽然是俄国人，但他说的话，咋跟我的想法那么接近。”

她不怕痛苦，她只怕没有机会接近阳光，因为她渴望在痛苦中开出花来。

相比于苏敏一直在和父权与规训斗争（无赖丈夫、经济压力），刘小样的斗争更为隐蔽，借用她摘抄的加缪的话来说，她一直在和自己的“无知狭隘，偏见，阴暗，见招拆招”——母职与农村环境的规训早已内化在她骨子里，而她天生的敏锐思想和听收音机、阅读带来的充盈在不断提升她的饥渴感，当贫瘠的土壤无处汲取养分时，她只得逃离。

而现在，她不做乘凉人，而要做种树人。既要身体力行，去劳作去打扫；也要保持好奇心，去创作去养育。

就像曾经的《半边天》节目里，刘小样穿一身红衣在灰黄一片的天地和田垄间，犹如想和现实的碰撞，她不想被灰黄吞噬。而在《她的房间》，她穿上了白色T恤，但她却把那抹红种在了家里，涂在了嘴上，或许表现方式变了，但燃起的火焰从未在她心中熄灭。

三、千万个刘小样

当年半边天的开头，张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修养、不同贫富条件下，人和人之间心里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正共通的东西？”

刘小样的事迹告诉我们，有的。

曾经刘小样在公众视野“消失”后，对她的寻找从未消失。她似乎无处不在，她对于精神生化自觉又强烈的追求在媒体传播下，感动、启发了许多女性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其中有河南农村多女家庭的女儿，不受重视，但在看了刘小样那期节目后备受鼓舞，最终去看平原外面更广大的世界，现在在欧洲做纪录片导演，和张越在伦敦进修时偶遇抱着她哭诉自己受到的影响。彝族女孩安小庆也是在看了《半边天》后逐渐被点亮，追逐着刘小样的步伐，并将她当做必须要完成的选题、要去接近的人，她认识了张越，几番周折才写出了《平原上的娜拉》。

而这次《她的房间》第一期，也是刘小样、张越、安小庆一起在云南大理录制的。她们见面时紧紧拥抱在一起，互送了花朵。

刘小样联结了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女性。打通了人和人之间心底共通的东西。这种共通不仅在知识本身，更在于知识赋能后能传递的力量，能带领她们打破狭隘的固守观念，成为一场燎原的星火。

她们可以走出房间，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在《她的房间》里，开海季的傍晚，渔舟唱晚，张越和刘小样在洱海旁聊起《老人与海》，拍摄快结束时，洱海对岸出现了一道彩虹，她们大笑着迎接它，感受它。

她们也需要属于自己的房间。去读书、写作、思考，自由表达观点，捍卫痛苦也不要麻木的权力，维持始终思考的能力。“没什么，都是西西弗斯的石头”。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的影视行业出现了越来越多属于女性的“房间”，不仅仅有《她的房间》，还有《出走的决心》《好东西》《热辣滚烫》等等，都让人充满着pa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