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西昌警察局，警员自购枪支，形同虚设

解放前，西昌有个学生徐某，家在文昌宫东侧，他家烟摊专为对门县衙门和警察局里的人加工，每天简直忙不过来，他放学回去还得帮大人扇火，提水。

原来熬炼鸦片费力费时，多数癮客都不愿自己加工，熟膏店的烟膏既贵又掺假也不愿买，所以这些烟摊生意兴隆，从早到晚少有空隙。街上被这些加工摊档搞得烟气氤氲，沁人心脾，县衙官员和警察局的警员也成天浸沉在乌烟瘴气之中。

在腐朽的国民政府统治下，当时的警察又是怎么样的呢？

组织形式及生活待遇

一、警察局的部门设置及分工。从局长到各部门均为一长负责制，局长彭朝卿一人统揽全局。下设有：

总务科：彭定文任科长，掌管全局经费，人事，职员考核晋升，武器装备，局内外卫生。总务科内设秘书室，掌管局长的一切公务活动。局长外出时代行局长职责。

行政科：余荣丰任科长，主管保安正俗(禁烟、赌、娼)、消防，拟定全局计划，保管公文执掌印鉴。行政科内设户政股，股长李子良。

司法科：方厚生任科长，负责执行违警处理，刑事预审、民事调解，并管理禁闭室。

督察室：蒲礼任督察长，负责侦防捕盗，指挥外勤巡逻守卡，查拿小偷，分配内勤官、警的各项任务，并管理门卫岗哨，守护禁闭室。督察室下设侦缉队，张松庭任队长。

外南分驻所，孙治章任所长；外西分驻所，高华堂任所长；城厢区由局直接管理；礼州分驻所，王杰任所长。

各分驻所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管理街道卫生，管理户口，编排安装街道门牌。

北门

其它人员有：督察员3人，巡官7人、侦缉队员8人、主任科员4人、三等科员3人、，办事员6人、书记员3人、户籍员2人、户籍警长2人，警长5人、警士50人。

人员素质方面：局长彭朝卿，中央警官学校毕业，曾在西昌、会理、康定等地任职，民国35年（1946年）复任西昌县警察局长，有十一年的局长生涯。

督察长蒲礼由行辕三组(后为警备部稽察处)派任并受其控制。部分科、所长，巡官在康定警校培训过，其余人员均未受过正规教育，特别是执行日常警务活动的警长、警士绝大部分是躲壮丁来的，文化素质差，薪水更低，糊口尚成问题，不可能一心一意尽职尽责。

西昌古城

二、武器、服装、装备。警长、警士一律配备长枪，按规定官、警分别每人每年两套制服，还有大衣、皮鞋，实际上每年只发一套警士服。官佐应佩带之手枪和服装，只是有规定无经费，全由私人自备，50年3月投诚时向军管会造册微械的手枪都注明“私人购买”。

三、生活待遇。警察局的生活待遇微薄，局长月薪200元，督察长140元，所长130元，督察员120元，巡官100元，科员以下90元，警长28元，警士24元。延续了晚清时代“厚高官，薄小吏”方式。

由于货币严重贬值，100元钱买不到一斗米。政府又改发粮食，从局长到办事员每人每月发5石黄谷，警长7斗，警士5斗。谷子有时不能兑现，要拨到乡、保自己催收，这样的待遇不能保证生活必需，警、官的养家顾口全靠私人做生意维持，1947年彭朝卿从会理贩卖羊子到西昌等地，赚了大钱，给警察局每人做一件大衣，可见警官做生意大有人在业。

警察局的宗旨与职能

警察的宗旨是：“先警后察，察之必警”，他们亦称“信条”。

西昌古城墙

警察局的职能从民国32年（1943年）到37年有几次修改补充，条款有20项之多，但有些规定有名无实，如社团调查，限制党派活动等，警察局都无法过问，从分工就甩掉了。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在西昌的势力太复杂。中央、省属机关，各有特权，党、政、军、宪各自称霸，特务组织林立，一些有背景的重大案件不敢过问。

民国37年(1948)农历正月初二，住礼州的靖边司令部副官潘宇云，邀请礼州的袍哥大爷葛长贵赌博，发生了输打赢要的事件，他们从家里打到街上，正直过年看热闹的人很多。礼州分驻所及时派张巡官带领两名警士，前往制止，他们见双方势力都大，不愿惹火烧身，便悄悄溜走。

礼州古城

潘、葛两家由拳足相交发展到枪战，当场打死三名小商贩。事后潘宇云患通礼州镇长胡晓忠，列了八大罪状，状告葛长贵为礼州一霸，县府和屯垦委员会应准，初五传葛到西昌受审，葛拒绝前往并外逃，潘宇云指挥警卫排追捕，在押解途中葛长贵被击毙，案件了结。

但暴尸街头的无辜群众有冤无处申，最后由镇长出面，每人给一付簿棺材费了事。还有：24军136师一个班窜到川兴的徐家巷、朱家堡子的抢劫案，造成的军民纠纷；中央军292团一伙军官在茶馆内公开调戏妇女被县长的卫士于涉，造成大兵包围县政府事件，最后都是军队占上风，受苦受害的是老百姓。

关于“保安正俗”：国民党中央多次下令禁绝雅片，在西昌这些命令成了一纸空文，警备司令贺国光以增加税收筹集军饷为借口，下令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因此，西昌的烟土市场和红灯烟馆到处可见。

西昌城乡处处都有供瘾客抽烟的烟馆，城内更是遍布大街小巷，成为一大行业。规模大小，从业人员和顾客多少，各有差别，一般都有十套烟家具以上设备。单是从下南街、经顺城街、马水河街，到武侯祠，专数挂有招牌的烟馆，仅这几条街就有60多家，比饮食杂货铺还多。不挂牌的、流动的烟馆，就无从数起了。

极有讽刺意味的是南街有两家烟馆，白边兰布门帘上竟标出馆名“中山烟馆”“中正烟馆”，而孙中山、蒋中正却是禁烟倡导者或执行者。还有烟馆取名“健康”、“欢乐”的，简直是欺世骗人。

大宗贩毒者从私商到官员，乃至武装押运屡见不鲜，如行辕少将高参、宁属禁烟专员姚应龙，于民国36年在靖边司令部副司令孙子汶处敲诈得鸦片2000余两，装箱后以机要公文运往成都牟取暴利。岭光电土司少年时期去成都求学，其行李里面就被随行军官就塞过一驮鸦片，因其身份特殊，无人会查。

县长陈耀枢仰仗国民政府的命令，想禁绝红灯烟馆，他明白要禁绝姻馆，必须从官方开刀，在民国35年6月亲自视察136师机枪连在文昌宫开设的烟馆，结果被认出来用机枪扫射把他赶跑，差点丢了性命。

同年10月县长又命令警察局去天上宫(现市二小)侦查136师炮兵连开设的烟馆，警察局派侦缉队员刘义前去侦查，结果刘义被杀害后数日才找到尸体，从此在西昌再没有人敢提禁烟之事。

禁赌、禁娼(西昌有挂牌娼妓)警察局更是视若无睹，只是那些暗娼，经常遭警、官蹬门“拜访”收她们的“花捐”，成了一些外勤人员发小财的来源。

在民国时期农民仍把警察局看作是不可接近的衙门，从不向警察局报案，小偷小摸，一般民事纠纷由保甲或头人处理，重大案件由乡公所呈报县政府处理。警察局也自认为人员少，缺经费对农村的社会治安管不了。实际上就只是个城市警察局。

日常警务活动

破获盗窃案件，是警局的重要任务。那时的盗窃犯有帮会组织，西门坡熊老幺是西昌的主要帮会头子，熊原是个职业犯，在警察局的唆使下，夫妇(解放后均被捕判刑)以开鸡毛店为名，网络各方盗窃犯，不通过熊老幺就作案者将受到惩罚，重者被捕判刑。警察局通过熊可掌握全城发生的案件情况。

警察局规定：“作案后三天内不得销脏，碰到硬火三天内破案物归原主”。他们施展这点小小的伎俩在上层人士中获得了“威信”。一切盗窃案件三天后即销案，即是失主拿到赃物也无济于事。当然外勤人员要从中得到好处。凡是帮会庇护的罪犯，一般不得被捕判，即到了非法办不可时，他们也会得信息，逃之夭夭。

维持治安，管理市场和城市卫生。每天的值班警、食除查街巡巷外，在市场上检查摊点摆设是否整齐，处理违惠社会治安事件：随时检查商店门前卫生；不清洁被警告数次者，即行罚款处理，取名为扫把撮箕钱。

各分驻所和城区都有两名清道夫，每天两次推着鸡公车，摇着铃，各家各户听到铃声就出来倒垃圾。城内不准放敞猪，敞猪被逮住就要罚扫把撮箕钱。

但遇到歪人也惹不起，如涌泉街的四沟坝，几家人把猪拴在门外喂养，四沟坝就成了有名的猪屎坝，就在警察局门前，他们天天看见，天天如此。

西昌古城一角

刑事预审，民事调解。警察局自行破获的案件自己预审，关押在禁闭室时间不限，结案后移交县法院判处。对于打架斗殴的案件一时难以处理的，送司法科关禁闭，不得超过24小时，一般是教育和罚款处理。

民事调解主要是找上门的民事纠纷，原告买一张诉状，写明事由和被告人，然后填写传票，由警士传唤被告，达成协议者双方签字生效，达不成协议也不再立案。被传唤人要给警察付草鞋钱，这是不成文的制度。

四、户政管理。民国33年进行户口普查，方法是：县长搞试点，警察局会同县府户政室训练乡、保户籍员，作具体登记工作。此次普查拖了三年，到民国35年完成。

民国37年国民党从抽壮丁出发，内政部向全国各级警察局颁发了(警察机关查报户口要项八点》并附有户口卡手册和发放国民身份证等任务，这次普查于民国38年底完成，经统计，全县共计：21039户，144288人。这也是解放后接受的户口、人口基数。

解放前夕，蒲礼等20余人随国民党的败军潜逃，部分溜走。1950年3月27日晨，彭朝卿带领5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从此走向了新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