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沈醉第一任妻子，建国后官至正厅级，至死不知道前夫真面目

1935年，21岁的沈醉不顾母亲和戴笠的反对，毅然和一名女子结为连理，两人还生下了一个男孩。抗战爆发后，由于沈醉不愿同妻子奔赴延安，两人就此分手。这名女子到了延安之后，非但没有受到这段婚姻的影响，文艺才华还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新中国成立后，这名女子在政治道路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她至死也不知道当年自己嫁给的人，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特务沈醉。

1918年，福建安溪一户缅甸归侨家庭，迎来了小女儿陈淑媛。依靠着父亲在国民党军内的稳步发展，陈淑媛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期间就开始公开发表文章。也正因为如此，陈淑媛被进步教师注意到，开始引导她接触革命思想。

在老师的影响下，陈淑媛和几个同学开始创办进步刊物。结果父亲意外发现女儿做的事情后大发雷霆，而陈淑媛也因为父亲找姨太太大为不满，两人之间的矛盾就此彻底爆发。

1934年，16岁的陈淑媛在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来到上海化名进入杂志社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淑媛认识了20岁的年轻记者陈仓。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然而，这一段感情却遭到了男方的重重阻碍，首先就是陈仓的母亲。陈淑媛毕竟是追求进步的新女性，但在陈仓的母亲看来，她更希望自己的儿媳妇是三从四德的传统女子。

其次，反对这段感情的人就是戴笠，因为陈仓就是沈醉的化名，当时他是以记者的身份，来掩盖自己复兴社交通员的身份。但这一点沈醉并没有如实告诉陈淑媛。

那一段时间，沈醉和陈淑媛都很苦恼，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开始疏远。在一次抓捕进步人士的行动中，沈醉意外从三楼摔了下来，不但身负重伤，左眼还差点失明。陈淑媛听说后，立刻赶到医院照顾，令沈醉大为感动。

出院之后，沈醉不顾母亲和戴笠的反对，毅然选择和陈淑媛同居，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孩子。尽管沈醉违背了母亲和戴笠的意见，但他还是不想因此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因此在陈淑媛生子之后，便找各种机会劝她在家相夫教子。

“那不行，如果要是这样，我宁可一辈子不结婚。”陈淑媛的断然拒绝，让沈醉万万没想到。无奈之下，沈醉只好把孩子托付给他人，让陈淑媛继续回到杂志社上班。

抗战全面爆发后，延安成为众多热血青年的向往之地，陈淑媛自然也不例外，还动员沈醉和自己一同前去。沈醉的特殊身份哪能容许他去延安，因此便告诉陈淑媛自己的真实职业，但没有告诉她自己的真实姓名，希望陈淑媛能打消去延安的念头。

陈淑媛深知她和沈醉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因此毅然决然与沈醉分手，孤身跟随“第五队”前往延安。

为了纪念自己的人生翻开新的一页，陈淑媛到了延安之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莫耶”。延安的生活让莫耶的文艺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参与创作的《延安颂》受到了中央首长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自此，《延安颂》在长城内外传唱，莫耶这个名字也响彻大江南北。

其实沈醉和莫耶分别之后，对她一直念念不忘。1938年，沈醉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被莫耶的好友无意中看到，辗转告诉了莫耶。毕竟两人有过一段真挚的感情，因此两人开始有了书信往来。

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开始第二次合作，但实则貌合神离。延安对于敌特严加排查，戴笠也反复告诉手下，不得与延安的亲友通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两人的往来不久便中断，自此人各天涯。

在延安整风期间，由于写了一篇小说，莫耶遭到审查。对于自己和沈醉的婚恋史，莫耶如实交代，但由于莫耶不知道沈醉的真实姓名，因此逃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后，莫耶调任西北军区工作，还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50年，莫耶再婚，丈夫是李克农的外甥方唯若。1957年，莫耶遭到错误批判，受到不公正的免职和降级处分。

到了60年代，曾经有人怀疑莫耶加入过特务组织，还找沈醉核实。沈醉矢口否认，也并没有谈到二人的关系，以免莫耶受到更大的牵连。自此，两人再无交集。

1979年，中央为莫耶恢复名誉和工作。年过花甲的莫耶重新拿起手中的笔，相继创作了不少电影剧本和小说。1986年，莫耶在解放军医院病逝，著名作家杜鹏程曾这样评价莫耶：“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