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程永新：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一座孤独的岛屿

12月初的三亚，白天的气温在二十五摄氏度上下，仿若刚刚入夏。接受采访时，《收获》主编、作家程永新换了身清凉的便装，带了一瓶“自制的咖啡”，出现在酒店大堂。这天上午，他刚结束一场对谈。在《我在岛屿读书》首次线下主题日“岛屿书声日”上，他分享起自己的体悟：“文学关键的一点在于表达人的内心，走过千山万水，最好的风景还是在心里。”
讲出这句话前，他已见过无数风景。如果拉长时间尺度，他是中国文学这四十多年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余华、莫言、苏童、格非、史铁生······无数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都与他有所关联。他曾讲，编辑是作家的“提衣人”。而这件衣，他一直提到今天。

（图/现场照片）

在文学尚未式微的年代，他和老友们见面，探讨的话题未曾更变。“哪里有好书”“哪个作家又写出了不起的小说”常常挂在他们嘴边。可随着时间推移，文学似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身处这片场域，程永新比谁都明晰这个事实。但他仍说，他希望这个“无用之用”，能慰藉更多有精神需求的人。
纵使有些犹豫，他还是试图寻求改变。他走入直播间与观众交流，而直播间小黄车里的商品正是《收获》杂志。我问他是否因此欣喜。他说：“看到回款和粉丝数增加当然高兴。更好的事情是，人们开始关心当代的好作家、好作品了。”
他也试水综艺。《我在岛屿读书》的第一季，他做了回飞行嘉宾，和老友们的聊天场景，让他频频回忆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即使是未曾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观众，也忍不住慨叹那些聊天所带来的松弛与美好。

（图/《我在岛屿读书3》）

如今，《我在岛屿读书》已做到第三季。作为常驻嘉宾，程永新和摄制组前往希腊，在克里特岛上度过了十天。在早前的节目里，他就说：“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而书是让我们相连的海。”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岛屿之上，他和老友余华、苏童等人，讲起书的故事，也讲起文字背后的那些人。
为此，《新周刊》对程永新进行了专访，以下为专访实录。

“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座岛屿”
新周刊：你在《我在岛屿读书3》中说“看书的形式虽然是相同的，但是在不同的时候，个体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地方的阅读一定是不一样的” 。这一季在希腊，你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程永新：今年上半年，我刚去过希腊，走了很多地方。我去了德尔斐，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记忆温泉小镇，很多哲学家提出的理论都与这里有关系。比如，本雅明提出的“灵韵”。在希腊，能从生活中感知到许多哲学与艺术相关的话题。这次去克里特岛的体验，也是非常新鲜的。节目编导出了一些点子，让我们深入书店、博物馆和集市，能从多方面看到当地百姓生活的常态。
在这块重要的文明发源地，10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常常是谈兴未尽。比如有一集，我们谈编辑跟作家的关系，苏童刚开始有点懵懵懂懂，因为他早上起来还没完全醒，后来他谈亢奋了，发现机器全部撤走了。我们之间就是这样，会碰撞出很多火花，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要去慢慢聊。

（图/《我在岛屿读书3》）

新周刊：遇到这种情况，会再找其他地方接着聊吗？
程永新：私下里会的。我、余华和苏童，一天工作下来比较劳累，会去喝点酒继续聊，但那些时候就漫无目的，从国际到国内，从某个人再到某个偏远的地方。对我们来说，聊天还是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新周刊：你提到会去看当地人的生活，有没有什么细节让你觉得很有意思？
程永新：有个希腊电视台主持人来做饭，他用的调料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有些不一样。在介绍时，他会说，从调料当中看到了生活的哲学。他们比较擅长从日常去寻找形而上的意义。相对来说，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会比较现实。比方说，孔子儒家的学说，更多考量的是秩序，是人与人的关系。但西方人不一样，他们会更喜欢《老子》《道德经》，他们觉得当中蕴藏着哲学。

（图/《我在岛屿读书3》）

新周刊：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你对当地的文学以及他们的生活，是否有一些更深的认知？
程永新：希腊人跟中国人非常接近，他们还是比较传统的，对家庭、对情感都是如此。两国人对生活的一些看法、对人际关系的认识也都相像。不过，整体来说，希腊人的文化素养还是相对要高一些。比如说，在书迷会上，他们对余华的《活着》，对苏童的《妻妾成群》，能谈出很多个人看法。不一定谈得多么深刻，但他们有自己的角度，也许它没有那么复杂，但那是独立的。
新周刊：三季《我在岛屿读书》的录制是在不同的海岛上，你觉得在这些岛上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共通点？
程永新：第一季在（海南陵水）分界洲岛，我是飞行嘉宾。第二季和第三季分别在（珠海）东澳岛和（希腊）克里特岛，我完整地参与了拍摄。共通的东西是，我觉得跟这些朋友在不同的话题里都获益很多。比如说，在东澳岛，余华向我推荐哈维尔·马利亚斯的《如此苍白的心》，我几天就把这本书看完了。如果在杂志社，我也许没有这样充裕的时间读小说。
另外，在我们谈论文学的一些细节时，有些观点确实能在某一个时刻点燃我的内心。余华讲过一个小说的细节。他说，有一只螃蟹被关在一个水缸里。螃蟹一直要逃走，结果第二天螃蟹果真逃走了，在那条路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蟹腿。这种细节，是我会讲给年轻作家听的。这是生动的案例，能启发他们去把作品修改得更出色。
我觉得，岛屿其实也是一个象征。作家的写作是比较孤独的，阅读也是这样，所以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座岛屿，这个是恰如其分的比喻。在岛屿中，你可以独立思考，独自感受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图/受访者提供）

年轻人需要一条更宽广的路
新周刊：最近几年，你一直都有这种很新鲜的尝试，比如到直播间卖《收获》杂志，还比如参加这类综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不会有些抵触，或者不太适应？
程永新：是有的。抖音团队来说了很多次，我都有一点犹豫。我可能对当下的直播带货和流量经济的认识不够，但年轻的编辑态度就非常坚决，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而且还要叫哪些作家一起。他们的思想是更加开放的。
后来我下定决心，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扩大文学的影响力。在当今世界，到处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那些稍显无奈的情况之下，文学似乎有点无用。可是这个无用之用，还是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精神上的需求。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的杂志办得还不错，这样我吆喝起来，才能问心无愧。

程永新和好友余华、苏童一同做客“与辉同行”直播间。（图/直播截图）

新周刊：回到编辑这个身份上，你也见证了中国文学这40多年的发展，你觉得中国文学生态有哪些变与不变？
程永新：我1982年去《收获》实习，1983年正式工作，到现在确实40多年了。西方几百年走的路，我们用了几十年完成了，这样的变化实在是太迅速。尤其是80年代到90年代那个语境里，中国作家的智慧、才华、天赋，全部迸发出来了。
中国人其实很善于学习，当然也很容易“山寨”别人的东西。一开始，文学的确会有模仿，但智慧的作家，会去调整自我的想法与姿态。比方说，余华写《活着》。在这部作品之前，他写过《古典爱情》《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这样的作品，他一直在摸索。当他把类型化的东西做到了极致，他就要走出去了。所以第一次看《活着》，我惊呆了。他把中国几十年的历史浓缩在一家子的命运上面，而且用特别简洁和直接的方法来表达苦难。那时我就在想，我们的作家必须要有创造力，必须要往前走。

（图/《活着》）

新周刊：看到你也会参与到“里程文学开放课堂”这类活动中，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与年轻人的接触经历吗？包括《收获》也会有青年作家专号，你觉得当下的年轻人，从事写作、对生活的态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程永新：如今的90后、00后，获取知识跟信息的渠道非常发达，而且他们很聪明。要问区别在什么地方，我想他们面对的生存压力要比他们早先那帮作家大，以前的作家靠工资就能养活自己了，但现在比较难。
另外，我觉得（业界）对年轻人的关注度没那么大。虽然说有很多奖项和比赛，但是，整体来看，我们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很好的机制，让年轻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我们需要给年轻人一条更宽广的路去走。

（图/《月光变奏曲》）

社会变革中， 捕捉随岁月流逝的东西
新周刊：聊一聊你的创作吧！在看过海量的稿子之后，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写作吗？近些年你关注得比较多的主题是什么？
程永新：当然有影响，好的作家、好的文本，都会刺激到你。你会想，他为什么这么去写，这与每个人的秉性、性格，以及他的修养气质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最近发了陈春成的一篇小说《秋水》。他是90年生人，我们把他请到上海，我就跟他说，你这个角度很特别，一个90后的作者居然能这样去建构作品呢，确实很让人受启发。
那个故事大概讲的是，一个设计师设计的图案被人剽窃了，在一个酒店里出现了，他本人在电视剧看到了，他非但没有去维权，还觉得那个新的方案修改得很不错。短短的一篇小说，就解释了一些个体创造跟社会的关系，还涉及到了矛盾冲突从发生到和解的过程。看过这些，我会觉得，年轻人也可能写出心胸比较开阔、境界比较大的作品。
新周刊：在《若只初见》等近期的书作里，你其实还比较多地去展现八九十年代的那种生命状态。对于你来说，那会比较重要吗？时至今日，你始终关切的问题是什么？
程永新：在《若只初见》里，我写了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故事。今年我在《芳草》上发的一个短篇，也是这样。我最想表达的是，我们中国几十年的社会变革，有哪些东西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流逝了，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又留住了什么，以及我们应该留住什么。

《若只初见》

程永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12
编辑 Felicia 校对 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