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华北会议，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被处理，两位后起之秀获重用

1970年12月22日，由周总理负责主持的华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北地区的党、政、军相关领导人都奉命参会，一直开到了1971年1月下旬。

这场时间不算很长的会议，却发生了一件影响巨大的事——北京军区领导班子进行重组，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双双被撤职。

华北会议其实算是九届二中全会的延伸，主要议题还是批评陈夫子。郑、李跟陈夫子乃至背后的四野首长关系都不算密切，为何还会被影响呢？

而郑维山、李雪峰离开岗位后，取而代之的是两颗政治新星，结合来看，组织已经在防患于未然。

郑维山土地革命在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在晋察冀，解放战争在华北，历史上跟陈夫子及四野首长接触都不多。

李雪峰就更是如此，长期在地方工作的他，和陈夫子、四野首长都不是一条线上的，很难有什么过密的交往。两人当初也是迫于形势啊。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四野首长在第一天就不点名批评了南京军区张政委。因为有这个“表率”，大会很快就改变了原定的议程，转而开始集中批评。

当时参会人员较多，分成了东北组、华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这六个大组。郑维山、李雪峰跟陈夫子都分在华北组。

陈夫子作为林集团的笔杆子，自然要积极跟随做宣传，因此在华北组的会议上，对张政委的批评特别猛、特别久。

华北组其他人当时见到的情况是什么？如日中天的副统帅带头批评，该集团的核心人物陈夫子也异常激烈，其他地区的领导人、重要干部要么沉默要么附和，完全是一面倒的情况。

在这样的局势下，任谁都会认为张政委等人要失势了，应赶紧表个态免得被牵连。

而且郑维山和李雪峰作为军队系统的干部，本身也不太看得上火箭升官的张政委、王、姚等人，顺着局面批几句，是很正常的事。

其实这也怪不得郑、李，大部分人放在如此背景，都会做类似的选择。

别说他俩，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在张政委被批后，都写了信请求撤掉张政委（信在九一三后从四野首长家翻了出来）。

这三位上将是出了名的会做人，连他们都做出如此举动，足见当时“倒张”的气势有多凶。

很多人其实也不是真心就紧靠四野首长，但在接班人都已经写进党章的情况下，毛主席没出面说话，谁都以为副统帅代表着主席的意思。而且很多人不满“火箭干部”，干脆就随大流了。

只不过，毛主席对此事的看法跟副统帅是相反的，而这么多人态度出奇一致，让中央极为警惕。原本看似不搭边的力量，竟凝聚在陈夫子以及背后人的周围，是想干什么？

随后陈夫子的“天才论”，更是引起纷争。主席便决定出手敲打，会议结束陈夫子就开始接受审查。

局势的瞬间翻转，让很多人始料未及，华北组当初跟随陈夫子批得最猛，反弹就来得最快。1970年12月，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又召开华北会议，主题就是批陈夫子。

而首都附近的武装力量都听从北京军区的指挥，司令员和政委都特别重要，郑维山和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态，或多或少让中央感到不放心，因此在1971年初两人都被免职。

郑维山被下放到安徽的一处农场劳动，党籍还保留着。李雪峰情况更糟，被开除了党籍、送到安徽关押。

因为两人涉及的事确实太过敏感，即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都迟迟没有解决名誉和待遇问题。

老首长徐向前、聂荣臻多次帮郑维山说话，推动都非常缓慢，直到1982年才为其平反，可见当初的事不简单啊。

而在华北组会议后，继任北京军区军政首长职务的两人都属于后起之秀。

新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是李德生，他在1968年10月八届二中全会前都还只是军长，但通过这次会议，他被毛主席注意到，1970年升任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1年1月初，主席又挑中李德生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将安全问题都交由他负责，极大地信任。

同年九月那架飞机失事后，李德生处理相关事件非常有魄力，因而更得中央领导赏识，在“十大”上就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成了正国级领导人。

开国将帅里只有六人出任过正国级职务，分别是朱、林、叶三位元帅以及李德生、汪东兴、刘华清三位少将，李德生是少将里第一位，地位之高不言而喻。

接替李雪峰成为北京军区政委的则是纪登奎，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获得重用的地方干部，主席对他的欣赏远超旁人。

当时器重到了什么程度呢？主席南巡只要经过纪登奎的辖区，必然会点名召见，据纪登奎自己回忆，主席在专列上召见他的次数有13次之多，绝无仅有。

另外，主席还有两次当众称呼他为“老朋友”，一次是1967年南巡返回北京时，河南党政军领导人上专列汇报工作，主席当着大家的面握住纪登奎的手说：老朋友你来啦。

还有一次是九大上，纪登奎被安排在第九个发言，在他做报告前，主席向会场众人介绍：他叫纪登奎，长期在河南工作，是我的老朋友。

政治人物，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说这种话，背后是有很深寓意的，很多人都猜测主席是把纪登奎当成“接班人”在培养。

本来在1971年这么关键的节点，让纪登奎接任北京军区政委，也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同年8月主席南巡对他的印象有了一定的改变。

那时主席询问河南地区的领导人，纪登奎在河南工作时表现如何。被问者如实回答：纪登奎同志大部分事情都做得很好，但在“反复旧”一事上处理得不够坚决，有“反复旧”思想倾向。

主席听后沉思半晌，最终说了一句“纪登奎这个人，看来今后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主席考察一个人，非常关注革命意志是否坚定，给出这番评语，显然就是对纪登奎的做法有些不满意。

因此，主席之后就更青睐华同志。

总的来说，1971年那场风波影响深远，许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一声叹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