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地名学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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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7年8月考取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地理系。我们这班同学，共计十五六人。在报考中央大学以前，我们大都是中大地理系所编的《地理教育》月刊的读者；我们在中学的地理教师大都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或中央大学地理系的毕业生。在招生考试中，我们都以第一志愿录取于地理系。上大学以后，我们都专心致志地学习专业，甚至对大学毕业以后有一定的抱负。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二年级的地理系学生，要学习人生地理学。因此，我在1938年暑期学习了法国白吕纳（J.Bruhnes）的《人生地理学》的中译本，即任美锷、李旭旦两人合译的《人地学原理》。阅读《人地学原理》这样的理论著作，使我获得一些明确的信息：除了作者的三纲六目以外，那就是地名研究的重要意义。按照作者的说法，地名可视为古物，其作用有如远古的化石、奖章和金币。我相信这番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曾在1940~1945年间，从事地名学的探索。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

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四年级有一门必修课程，叫做《专题研究和毕业论文》。按照课程要求，大学生要在毕业以前花一个学年的时间，完成一项专题研究，并且把研究的成果写成毕业论文。当时，学校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但是，中大学生和指导教师都以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门课程。

在1940年10月，中大地理系要求毕业班学生提出专题研究和毕业论文的计划，特别是毕业论文题目。当时，我已经有一种想法，认为做学问应该力求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因而不喜欢区域地理题目。我想，我写这样的论文，很容易在理论上流于俗套，也很难在方法上摆脱前人的思想束缚。根据这样的想法，我决定提出两个全新的题目，即《中国的地名》和《中国的几何中心》。系主任胡焕庸教授看了我的两个题目，决定让我做中国地名的研究。

要研究地名，首先要搞清地名的含义。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首先要搞清有关地名的一般问题，例如地名的结构和分类。搞清了这些问题，我觉得，研究中国地名，最好先研究其中的政区地名，特别是全国大约2000个县名。根据缩小了的范围，我就在中央大学图书馆查找全国县名的含义。当时，我查找的资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各种中国的地名词典，包括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两部大型的地名辞典；另一类是各种地方志，特别是全国性的地方志，自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直到明代《大明一统志》和清代的《嘉庆重修一统志》。我一页一页地翻阅这些书，并且把所找到的资料做成卡片。最后，在全国2000个县名中，搞清了大约1400个县名的含义。其中，有些县名的含义是一目了然的；而另外一些则有一定的文献根据。在查找县名含义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的印象：大多数县的命名方法，可以归并为少数几类。据这样的想法，我把所有卡片分成几扎，并且发现在每一扎之中，还有大同小异的情况，因而把每一类又分成几个副类。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虑，我决定把中国政区地名分成六类，它们是：示水地名、示山地名、示位地名、示事地名、示意地名和复合地名。其中的四类地名带有较多的人为色彩。根据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所研究的问题，与其说是地名的分类，不如说是命名方法的分类。这样，我的论文题目就定为《中国政区命名之分类研究》。我还给它取了一个略有差别的外文题目：Die Bildung and Bedeutung Chinesischer Politischen Gebiets-namen，意即《中国政区地名的结构和含义》。根据上述的分类，写成我的毕业论文。论文的每一段都是按照统一的格式和用语写成的。从1940年11月初到1941年6月底，我为了完成这一课题，花了8个月的时间。我把论文交给指导教师胡焕庸教授和李旭旦教授。两年以后，我从李老师手中接过《地理学报》的一份清样，原来我的论文即将作为《地理学报》第十卷（1943年）的第一篇论文公开发表。我当时的兴奋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没有想到，50年后的今天，我的论文仍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那当然也是令人高兴的。

尔后的地名学研究

我于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毕业以后，我留校任助教，并考取兼职研究生，于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我的硕士论文是《威远新场盆地的聚落与人口》。在教学工作之余，我还是想搞地名学的研究。主要的目标是建立地名学的体系，并且力求做到在个别分支的局部深入。但是，学校里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地名学的专著或论文。好在地理系有全套德文《地理学年刊》（Geographisches Jahrbuch）。此刊曾十次发表关于地名学进展的报告。其中的七次是瑞士苏黎世大学Egli教授写的，发表于1882年至1885年。另外的三次是奥匈帝国维也纳大学Nagl教授写的，其中最后一次是在1911年。

《地理学年刊》所提供的资料，大部分是各个政区地名的语源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加上自己的思考，我初步建立了地名学的理论体系。我打算写一篇长文，叫做《地名与地名学》。这篇文章太长，以后分成两篇，即《地名通论》和《地名学概说》。前者认为，地名的问题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结构、含义、分类和结群。后者根据《地理学年刊》的做法，把地名学分为三个分支：第一是训诂地名学，着重研究地名的释义和推源；第二是读写地名学，着重研究地名的正读和正写；第三是通论地名学，着重研究地名的一般特性，地名与地理，地名与地域（地区），地名与历史等。建立了上述体系之后，我对有些地名学部门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我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先后完成《山与山名》，《新疆地名与新疆地理》和《地名转译问题》。其中，《山与山名》一文曾在1947年中国地理学会南京年会上宣读，未曾定稿，以后在政治运动中散失了。上述的四篇论文，均在1944~1945年间发表在重庆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杂志（月刊）上。

未曾实现的设想

在搞清地名学体系以后，我对以后的地名学研究，曾经有过一些设想。首先是地名训诂的问题。搞地名的研究，必须搞清地名的含义。因此，地名训诂是一项基础工作和经常工作。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地名大多是可以望文生义的。但是，由于文字上的障碍，外国地名就不是这样，特别是英文以外的地名，掌握这些外语的常用词汇，常常是必要的。例如，只要知道西班牙语中的Casa（屋），Blanca（白），Costa（海岸），Rica（富）的文义，人们就可以知道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Casa Blanca）和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原来是“白屋”和“富岸”之意。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曾搞过一个多种外语的常用词表，也曾学过一个学期的阿拉伯语。在南非当教师的一位同学，还给我寄来一本荷兰文小词典。

其次是地名与地理的方面。代表这个方面的论文，就是《山与山名》。按照这一思路，河流、湖泊、高原、平原以至海中岛屿的地理特征，都可以在它们的名称上表现出来，都值得探讨。

第三是地名与地区的方面。代表这个方面的论文，就是《新疆地名与新疆地理》。按照这一思路，每一个较大的地区，都可以有它的地理特征和历史特征，因而各有其地名特征。我国幅员广大，历史悠久，值得研究的地名问题是很多的。我国的中原地区，有大量造字命名的事例。例如，河、汾、泾、渭等是表示河流名称的专用字；嵩、岐、岱等是表示山岳名称的专用字；邹、邳、邽、邰等是表示城镇地名的专用字。所有这类字眼都兼具通名和专用两个部分，值得认真调查和研究。我国一些边远省份和自治区，有大量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例如，我国东北有满文地名，内蒙有蒙文地名，新疆有维文地名，西藏有藏文地名。云南民族复杂，地名也是这样。所有这些情况，都值得认真调查和探讨。为了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学过一点维吾尔语，编过一份维吾尔文的词汇表。吾师丁骕教授还曾送给我一本《维吾尔文——俄文词典》。

第四是地名和历史的方面。我国不少地名，反映历史上的事件。地名本身也常有演变过程。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地名，是很有意义的。我国西部，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比较复杂，一地往往有不同的地名。例如，西藏的纳木错又叫腾格里海，青海湖又叫库库诺尔。祁连山本是天山之意，这一地名显然不是近代的语言，研究这一类地名难度较大，但仍然是重要的课题。

第五是地名的正读正写方面。代表这方面的论文，就是《地名转译问题》。在这方面，我国有一个独特的问题，那就是：一些地名的读音，不同于一般的读音。例如，番禺的“番”读作pan而不作fan，瑷珲的“珲”读作

hui（辉）而不作hun（浑），吴堡的“堡”读作bu（补）而不作bao（保）。诸如此类的情况，也值得全面搜集和分类。

在40年代的中国，地名学的研究，显然是处于萌芽状态；地名的管理工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分省编写地名词典的事，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我在那时的设想，当然无法同今天的情况相提而论。

从1945年起，我主要担任自然地理学的教学工作，而且，我的教学领域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缩小到地球的天文学知识，同地名学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就同它绝缘了。这样，我的上述设想，就无法付诸实施。

今天，我回想起这一段历史，深感我30年关于《地球概论》的教学工作和教材、教法及教具工作，是以放弃地名学的研究为代价的。同时，我也觉得，我当年的有些想法，对于今天的地名学研究者也许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年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对于大学毕业论文的做法，也是值得回味的。

作者：金祖孟

来源：《地名知识》1991年第2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汪鸿琴

校对：王利飞

审订：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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