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 | 19世纪末伦敦贫困状况调查

法国经济学家杰罗姆-阿道夫·布朗基曾写道，18世纪末期英国“工业条件比社会生活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到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起步，但社会贫困状况仍旧让人触目惊心，社会矛盾依旧尖锐。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英国传染病的连续暴发促使一些有识之士进行调查。到19世纪末，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有所好转，但劳动人民的贫困状况依旧。英国社会改革家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1840—1916）对伦敦贫困状况进行了调查，揭示了伦敦触目惊心的贫困现象。

社会调查的缘起

布斯与兄长拥有一家船舶公司“布斯轮船公司”，从事与拉丁美洲的贸易。他精于数学，实证主义哲学对他影响很大。他认为，知识真理和人类进步的线索不在于神学，而在于对自然世界以及人类和社会关系的新“科学”的理解。1870年，他写道：“新旧世界之间不可能妥协。科学必须重新制定生命法则……我确信实证主义原则将引领我们，直到我们找到政府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这是驱动他进行社会调查的动力。1885年，社会民主联盟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伦敦多达25%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但布斯认为，社会民主联盟的数字“严重夸大其词”，他决定自行展开调查。在对伦敦贫困问题的调查中，布斯展示了他的诸多才华和兴趣——算数技能、对发展一种更“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的希望、强烈的公民责任感。

1886—1903年，布斯资助并领导了一个调查小组，收集有关伦敦贫困、职业和宗教信仰的信息。他的调查团队收集的一手资料记录在450本笔记中。这些调查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伦敦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为我们留下了一幅详尽的时代画卷。布斯调查的最终成果是17卷《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关于伦敦贫困状况的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绘制的伦敦贫困地图。

伦敦贫困地图

布斯关于伦敦贫困状况调查的最重要和最具开创性的成果是伦敦贫困状况的彩色地图。伦敦的每条街道都用一种颜色标注（共七种颜色），以表明那里的贫困程度。这些地图是伦敦社会阶层独一无二的一种可视化的呈现。地图使用不同颜色来表示每条伦敦街道的社会阶层。七种颜色代表了七个社会阶层：黑色代表最低阶层（A），他们是“邪恶的、类似于罪犯的”；深蓝色代表“非常贫穷、长期匮乏”的阶层（B）；浅蓝色代表“贫穷的中等家庭，每周收入18至21先令”（C）；紫色代表“混合区，一些人生活舒适、一些人贫穷”（D）；粉色代表“相当舒适，有着良好收入”的阶层（E）；红色代表“中产阶级、富裕”的阶层（F）；黄色代表“中上和上层阶级、富裕”（G）。因此，地图的效果一目了然，并且，不同颜色的使用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穷人集中的地方就是颜色最深的地方，就像是健康城市身体上的病灶，需要采取措施进行改善。

布斯团队绘制的第一张地图覆盖的地理范围是“东伦敦和哈克尼”，并于1888年出版。其上只有六种呈现社会阶层的颜色，这是因为东伦敦地区没有最富有的阶层。这张地图基于“学校董事会督察员”收集的信息，并与慈善机构和社会工作者报告的信息交叉对比，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1891年，伦敦的贫困地图增加到四张，覆盖了伦敦更广泛的地区：从西部的肯辛顿到东部的波普拉，从北部的肯蒂什镇到南部的斯托克韦尔。其最重要的发现是，大约三分之一的伦敦居民生活在某种程度的贫困之中；贫困部分是由酗酒造成的，但更广泛地说是由工业萧条、竞争和低工资等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之后，布斯决定更新和扩展他的四张原始地图中的信息。为此，他的调查团队陪同警察在伦敦各地巡逻。他们记录了所访问街道的大量信息，以便为每条街道配置一组新地图的颜色代码。他们绘制了60幅地图，为最终12幅即将付梓的地图做准备。这些地图分别代表布斯划分的伦敦12个地理区域，这组面世的地图被称为“1898—1899年伦敦贫困地图”。它们覆盖的区域略小于现代伦敦地铁图的2区，与1902—1903年最终出版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一起发行。伦敦贫困地图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专题地图的最高水平。

布斯的地图引起了人们对经常被隐藏的问题的关注，他绘制地图有一个根本目的：强调空间环境对社会条件的作用。布斯并没有定义一个贫困的标准，即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则为贫困；相反，他确定了贫困发生的条件，包括人们生活的物质环境。他的著作这样评论：“因此……‘贫困地区’往往被屏障般的边界与城市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这些边界将居民隔离开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他们正常参与周围城市生活的机会。”

布斯得出结论，“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深蓝色代表的群体，即B阶层。这个阶层人数众多，他们是靠临时收入维持生存的极度贫困者，在伦敦东部有10多万人。布斯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建立某种工业或“劳动殖民地”（labour colonies）制度将B阶层从社会中清除出去。他的论点基于这样的信念：“穷人的贫困主要是极度贫困者竞争的结果。”他认为，C和 D 阶层的困境是 B 阶层存在的直接产物，C和D两个阶层主要由非熟练工人及其家人组成，如果B阶层能够被清除，那么C和D阶层的人就可以获得工作，也会有收入。他写道：“我认为，将这个极度贫困的阶层从日常的生存斗争中完全清除出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调查的意义及局限

布斯的调查报告对更系统、更通俗地理解贫困的复杂因果关系有重要意义。调查的结论令人震惊，伦敦30.7%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警惕。布斯经常被邀请参加调查委员会和政策讨论会，他的长篇报告奠定了英国福利国家的根基，特别是1908年《养老金法》的通过。在他看来，济贫法实施受阻是因为当时最大的贫困群体主要由不再具有工作能力的老年人构成，而公众舆论认为他们值得尊敬，应该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而不应承受在济贫法下接受救济而带来的污名。布斯认为，如果向老年人支付养老金，那么济贫法就可以恢复应有的效力，即威慑那些或多或少“自愿”贫困的少数人。布斯的调查不仅为引入《养老金法》提供了论据基础，而且直接影响了其后对贫困的分析。

但布斯的社会调查仍然是特定时代阶级意识的产物，并具有强烈的道德判断的意味，缺乏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在维多利亚时代，贫民窟被认为是堕落、肮脏、邪恶的代名词，布斯在调查中经常用“可疑”“粗鲁”甚至“野蛮”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下层居民。布斯认为，这个群体有特定的恶习，特别是酗酒和不节俭。

布斯对伦敦贫困状况调查的结果揭示了伦敦底层民众真实的生活状况，正如法国学者杜博斯夫妇写道：“工业革命最严重的罪恶之一是剥夺了数百万人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以及过去使他们生活可以坚持下去的情感满足。”这正是19世纪末伦敦底层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