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失去四位至亲，她开始调查丧葬习俗

五年失去四位至亲，她开始调查丧葬习俗

从2008年到2013年，我在五年之间失去了四位挚爱之人，就好像我不知不觉间靠近了什么黑洞，而且越靠越近。正是从那时起，我踏上了这场追问之旅：你觉得我们去世后会发生什么？你希望遗体被怎样处理？很多人希望火化，轰轰烈烈地离开。我怕火，但很多跟我聊过的人都说，反正我们也只是一颗星尘。

我不太敢说这本书会被当成人类学著作，考古学著作就更别提了。这本书跟二者唯一沾边的地方，可能就是我的职业给了我一些嚣张的底气，让我得以闯入他人的私生活，试着理解人类经验。但我也只能写这样的书。用常规的学术体裁来探讨21世纪美国人的来生，不仅会模糊掉我试图关注的种种生动经历，而且在百年来最具毁灭性的疫情冲击之下，可以说是失策。就像和“隐形人”交流时那样，我必须尊重与他人心灵相通的时刻。面对实地调查中那些充满真情的事件还假装不为所动，似乎不太诚实。我不喜欢被拍摄，所以采访时没有出现在镜头中，但在这本书里，我会让大家看到我。我不会隐形。

这个有关当代美国丧葬习俗的研究项目，虽然正式启动于2015年的那个万圣节前夜，但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酝酿了。我想以这种方式来应对自己五年之中失去四位至亲的伤痛。他们每个人的死都不一样，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可每一次都是先火化遗体，再确定骨灰怎么处理、办什么样的仪式——是抛撒，还是埋葬，是制成首饰或庭院水盆，还是装在可生物降解的盒子里，放入那条从我童年家乡流过的河中。那以前，我几乎没想过人死了以后，当肉体变成一具你已经认不出来的一动不动的空壳，变成生物和化学物质的集合体，进而慢慢变成别的东西时，会发生什么。悲痛欲绝的阶段过去之后，我开始对美国人如何处理亲人遗骨产生了兴趣，想做进一步了解；我也想知道他们对于我们是谁、死后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到底秉持了怎样的信念。于我而言，做研究是情绪处理的一种形式。我慢慢开始操作这个项目，刚开始是以历史调查的形式，遇到独立电影人丹尼尔·卓克斯之后，又增加了纪录片的形式，因为这样既能把我想写到纸上的东西拍摄下来，也能提供有益的补充。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偶然闯入了一片“分崩离析”与“欣欣向荣”正在同时发生的文化领域。跟一位又一位的殡葬师交流时，我仿佛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听2017年采访分销新奇丧葬用品的斯坦时听到的说法：“殡葬公司在过去一百年里发生的变化加起来，都不如近十年的变化多。”

成书的五年里，我的调研工作主要是寻找殡葬业的创新者，或是那些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并能解释其中缘由的专业人士。我找人有时凭直觉，有时靠打听，找到后经常会跟踪采访一段时间，搜集他或她的人生故事、工作经历，尽力弄清楚促使其进入殡葬行业的来龙去脉和相关事件。不过，我没有做意见调查或者数据统计，因为那种信息在帮助你理解人们为什么会从事某一行业时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我在本书中描述的一些新生的殡葬形式，或许在某些读者看来过于荒诞不经，但我的初衷绝不是哗众取宠或耸人听闻。我受过的人类学训练让我想去理解那些共同趋势和共有关切，同时也留心各种分歧、差异和暗流。我其实可以写一本完全不同的书，只关注那类排场隆重、博人眼球的名人葬礼，或者讲讲某个男人被放在他的凯迪拉克轿车里下葬（进而让他死后成名）的故事。但那样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让人以为我感兴趣的新生的殡葬形式只是稀奇古怪的个人行为，而非意义深远的文化习俗。此外，我也没有考察用于医学的遗体捐献或人体冷冻的情况，因为这类处理方式在美国占比不到1%，大部分美国人还是会选择火葬或土葬。虽说我在这段旅程中遇见过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但我更愿意认为他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诚然，压根就没有所谓的“普通美国人的典型代表”，但这些人之所以做那些事，也并不完全是为了博取眼球。他们不是粗浅意义上的带货红人，而是有文化影响力的人；他们被纳入一种渴望的暗流之中，想要得到的是更加意味深长的东西——一种宇宙层面的重新调整。

“我不想要什么坟墓，就让遗体回归沼泽吧”

万圣节前夜，新奥尔良的法国区。我的合作者、联合导演丹尼尔在一家戏装假发店前面的人行道上架起了摄像机，录音师测试了吊杆话筒。那天晚上，假发店营业到很晚，里面挤满了事到临头才来购物的顾客。夕阳西下，三三两两尚未喝多的成年狂欢者开始源源不绝地从我们身旁走过。我们当时还处于纪录片拍摄的早期试验阶段，所以看起来可能更像一个预算有限的电视新闻报道组。我们要采访的是“路人”——或者说是街头的女巫、仙子、独角兽——反正能找到谁就采访谁。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上街拉客的风尘女子，紧张兮兮地勾搭陌生人。我当时穿着黑色的紧身外套，看起来可能有点像哥特式女人。虽然我不是这条街上最怪的人，但有些人还是选择绕开我们，走到了路对面。我猜应该是摄像机和灯光设备有些吓人吧。其他人倒是乐意聊聊。

傍晚时分，一个独自路过的年轻（也可能不年轻）男人停下脚步，表示愿意配合我们。他从头到脚一身黑：黑西装、黑领带、配套的黑色战壕风衣，整个脑袋都套在一条黑丝袜里，头上还戴着一顶费多拉帽。这是个“隐形人”。有人说，我跟人聊天时总习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双眼。但面对这个“隐形人”，我的目光只能像探照灯一样在他脸上扫来扫去，根据凸出来和凹进去的地方，判断他的眼睛大概在哪儿。所以聊天期间，我根本看不出他是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还是在凝视我肩膀后面的某个没影点。

我先问了一下他叫什么、从哪儿来，算是暖场。特雷弗语速很快，更诡异的是，他似乎对我当晚的那个大问题有备而来。我问：“你希望遗体被怎样处理？”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想找个合法的方式，把遗体放到长沼里。我不想要什么坟墓，也不想被火化。就把我的遗体放到长沼里，让它回归沼泽吧。”

至于仪式，他说他想只搞一个守灵活动，而且要亲自参加。他有个朋友得了癌症，不久前刚去世，大伙就给她办过这样的。她离世前的那个周末，大家齐聚在她家，一起做饭、聊天、听音乐，后来她说有点累，便上楼休息，然后就永远地睡着了。

快讲完朋友的故事时，他哽咽起来。我看到两个湿乎乎的圆点在那个紧贴面孔的头罩上扩散开来，颜色变得甚至比布料本身还要黑。那双我看不到的眼睛开始流泪。隐形的人哭出了有形的泪。我深受触动，说不出话来。那个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他的悲伤。他整理了一下情绪，说：“但是，就该那样。”我谢过他后，放他走了，心中暗暗希望他去参加派对时情绪会好一些。至于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我们去世后会发生什么？”，我没问出来。

我一直忘不了这段采访，因为它代表了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问出那些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及其可能造成的风险。我很可能触发一连串极为脆弱的反应，比如创伤、焦虑、放不下的伤痛，或者那个最普遍的存在危机：我们为什么活着，又打算怎么活？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的悲伤，因为我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悲伤。那一刻，我们违背了高高在上的学术规范，我不是研究者，他也不是研究对象，悲伤让我们的心灵短暂地相通。

这个有关当代美国丧葬习俗的研究项目，虽然正式启动于2015 年的那个万圣节前夜，但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酝酿了。我想以这种方式来应对自己五年之中失去四位至亲的伤痛。他们每个人的死都不一样，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可每一次都是先火化遗体，再确定骨灰怎么处理、办什么样的仪式——是抛撒，还是埋葬，是制成首饰或庭院水盆，还是装在可生物降解的盒子里，放入那条从我童年家乡流过的河中。那以前，我几乎没想过人死了以后，当肉体变成一具你已经认不出来的一动不动的空壳，变成生物和化学物质的集合体，进而慢慢变成别的东西时，会发生什么。悲痛欲绝的阶段过去之后，我开始对美国人如何处理亲人遗骨产生了兴趣，想做进一步了解；我也想知道他们对于我们是谁、死后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到底秉持了怎样的信念。于我而言，做研究是情绪处理的一种形式。我慢慢开始操作这个项目，刚开始是以历史调查的形式，遇到独立电影人丹尼尔·卓克斯之后，又增加了纪录片的形式，因为这样既能把我想写到纸上的东西拍摄下来，也能提供有益的补充。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偶然闯入了一片“分崩离析”与“欣欣向荣”正在同时发生的文化领域。跟一位又一位的殡葬师交流时，我仿佛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听2017 年采访分销新奇丧葬用品的斯坦时听到的说法：“殡葬公司在过去一百年里发生的变化加起来，都不如近十年的变化多。”

从2015 年到2020 年，我走遍美国各地，寻找殡葬业的创新者，或是那些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并能解释其中缘由的专业人士——殡葬师、设计师、墓地老板、临终导乐，了解他们正在目睹、很多时候也正在努力推动的变化。我还走上街头，同特雷弗那样乐意聊聊的人交流，请他们回答这两个几乎算是触犯忌讳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去世后会发生什么？你希望遗体被怎样处理？

我找人有时凭直觉，有时靠打听，找到后经常会跟踪采访一段时间，搜集他或她的人生故事、工作经历，尽力弄清楚促使其进入殡葬行业的来龙去脉和相关事件。我在本书中描述的一些新生的殡葬形式，或许在某些读者看来过于荒诞不经，但我的初衷绝不是哗众取宠或耸人听闻。我受过的人类学训练让我想去理解那些共同趋势和共有关切，同时也留心各种分歧、差异和暗流。我其实可以写一本完全不同的书，只关注那类排场隆重、博人眼球的名人葬礼，或者讲讲某个男人被放在他的凯迪拉克轿车里下葬（进而让他死后成名）的故事。但那样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让人以为我感兴趣的新生的殡葬形式只是稀奇古怪的个人行为，而非意义深远的文化习俗。

虽说我在这段旅程中遇见过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但我更愿意认为他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诚然，压根就没有所谓的“普通美国人的典型代表”，但这些人之所以做那些事，也并不完全是为了博取眼球。他们不是粗浅意义上的带货红人，而是有文化影响力的人；他们被纳入一种渴望的暗流之中，想要得到的是更加意味深长的东西——一种宇宙层面的重新调整。

本文选自《我想这样被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