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看到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孩子，老师应该充满欢喜

*本文内容选自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民进中央委员倪闽景在第十三届上海民进教育论坛上的分享，为方便阅读，以第一人称叙述。

我们来解构一下中国的这个“德”字，中间有一个大眼睛，下面是一个心脏，左边是一个行走，最上面的一横一竖代表正。目正、行正、心正，就是德。

从这个“德”字来看，眼睛代表有理想，看得远；行走代表有本领，去行动；心代表的是有担当，心怀祖国。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四个故事，代表了四个价值判断。

第一个价值判断

生命有缝，阳光才能照进来

我们来看第一个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陶行知四块糖的故事。

陶行知先生当校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位男生用砖头砸同学，便将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公室。当陶校长回到办公室时，男孩已经等在那里了。

陶行知掏出一块糖给这位同学：“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室，说明你很守时。”孩子不敢接，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说：“这也是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会尊重人。”

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第二块糖，陶先生又说道：“刚才我去了解情况，知道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一块糖。”

这个男孩子哭了，说陶校长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打人了。

陶行知再掏出第四块糖，说你是好孩子，你知错就改，我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每个孩子在老师面前都是可以改变的，看到孩子的缺点，是我们教育者改变他的机会。

图源 | pexels

现在我们家长为什么焦虑？我认为不全是焦虑自己的孩子将来不优秀，而是被同学看不起，被老师看不起。

进入小学的时候，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字不识，是零起点的，我们的老师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的老师看到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孩子，应该充满了欢喜，因为教育的机会来了。一个孩子识2000个字，还要他来读一年级干嘛？这体现我们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价值观。

第二个价值判断

立德树人，呼唤有灵魂的教育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人和猫、果蝇、香蕉，看着相差很远。但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人和猫在基因上的相似度是90%，人和果蝇的相似度为60%，人和香蕉的相似度为50%。你看到我等于看到半根香蕉。

因此，我们的教育差一点点，那就是完全不同。这个案例有点极端，有一个孩子因为平时语文考了59分，很绝望。

请注意，59分对学生是个羞辱性的分数，相比之下，55分对人的心理打击倒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打59分之前，老师必须做一个动作，要找这个孩子谈话。

比如和他谈：这道题会做吗？好像也应该会做。你应该可以考到70几分，怎么考到59分？下次要努力。

老师也可以对学生说：我给你60分，下次考试你还我两分，同不同意？这叫教育。

直接给学生59分，老师没有错，但心里有学生吗？这是教育吗？

第三个价值判断

课程是势能，讲究高度、结构和系统

我为什么讲课程是高度、结构和系统的概念呢？我在机场看到一句话，说请看左边的一块碳，我一看这不是碳，而是钻石。后来一想，钻石真的是碳。

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木头，它就是碳，分子排列是杂乱无章的。如果是层状结构，就是石墨；如果是金字塔结构排列，就是钻石；如果是60个碳原子结成一个球，就是巴基球；如果形成一层碳膜，就是石墨烯。

对学校来说，要把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的内容组织起来，不同的组织体现了不同的课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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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挪威，那是很多年前的5月17日，我们的导游千叮万嘱说，晚上千万不要出去。当晚，我在宾馆里听见窗外大呼小叫，甚至有玻璃窗打碎的声音。

后来我才了解到，从上世纪初开始，挪威就有一个传统，他们的高中毕业生在最后一个学期有一场重头戏：毕业狂欢。

这群毕业生，穿红裤子的表示学文科的，蓝裤子的表示学理科的，三个星期不允许把裤子脱下来。他们以班级为单位，要去打工赚钱，然后买一辆大巴，里边装上音响，在5月17日晚上，把大巴拉到广场上去比谁的喇叭响。

5月17日那天晚上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犯法。

这个晚上是非常疯狂的，我觉得很奇怪，问他们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为什么这样放纵孩子们？

他回答：只有本人知道，在他完全自由的时候，哪些事情可以干，哪些事情不可以干，这才叫成人。

第四个价值判断

教学是动能，讲究宽度、程序和方法

我想讲第四个故事，这个故事有关钱文忠和他的老师郝老师。

钱文忠在读高二的时候是很普通的孩子。他的历史老师姓郝，郝老师在讲世界史的时候讲到印度和梵文，郝老师说梵文很难懂，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懂，这个人叫季羡林。

结果下课以后钱文忠就去找郝老师，“郝老师，你说梵文就一个人懂？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当然是真的。

“如果我去学梵文，将来就多一个人懂了？”郝老师哭笑不得。

钱文忠写了一封信给季羡林，说季老，我要报考北京大学，跟你学梵文。

季老回了一封信说：欢迎报考北京大学，但是北京大学很难考的。第二年，这个非常普通的孩子获得了上海文科高考第二名，考入北京大学。

季羡林专门到火车站接钱文忠，后来钱文忠和季羡林住在一个房间四年，便于语言学习。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教学的宽度有多重要，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句话会改变孩子的未来。钱文忠有今天，就是郝老师上课讲了一句“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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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现在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不考的不要问。这已经变成我们老师的口头禅。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无论是课程还是教学，它实际上是搭了一个平台，让我们的老师和孩子在这个平台上，在学到结构化的知识和能力的同时，又体验到学习的内在快乐和生命的价值，进而做到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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