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 | 中国人的“养”

中国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意向，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养”字。每一个人都几乎将全副心思放在“养”自己的身体 (亦是“食”与“补身”)，“养”老婆，“养”孩子 (亦即是安身立命，生男育女)，“养”上一代(亦即是“孝”)。

在中国人眼中，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就是“大同”境界，让人人都“有一口饭吃”，就会使“天下太平”。因此，士大夫“平天下”的理想就是“平均天下”。孔子即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确，对一个不可能有经济成长观念的农文明来说，“大同”与“太平”境界已经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因此，在中国人眼中，任何使老百姓“皆有所养”的政府就是一个好政府。《孟子》一书大半部在谈论如何行“仁政”，而其中心内容也就是“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也以“民生”问题为历史的中心枢轴——至少对中国历史来说，他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抓到了核心之所在。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也就是大同主义。

中国人眼中，不只是认为任何使百姓“皆有所养”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他们甚至认为宇宙的功能也不过如是，例如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有化育之恩”，亦即是认为它们对人类有父母一般的养育恩典。

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西方人的“上帝”是个体“灵魂”认同的对象，至于中国人的“天”，则是“有情的”肉体认同的对象。因此，中国人的“天”其实也是相当肉体化的，而它照顾与养育的对象也是“人”的肉体。我们在前面也曾指出：中国人基本上也没有灵魂不朽的观念，只有道家式的对肉体长生不老的希冀，以及儒家式的通过生男育女使自己的肉体延续下去。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中国人口为何成为世界之最的答案。我们不能将之归因于某一种“生产方式”，甚至不能纯粹归因于农业社会的倾向，因为，其他经历过同类“生产方式”或农耕文明阶段的人类社会，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制造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就必须溯因于中国人肉体化的宗教观、不朽观与养育观。

在这里，我们可能也寻到了打开中国几千年“超稳定”形态这个谜的钥匙。像中国这样的农耕文明，又只偏重肉体化的存在与延续的话，就必定会不断制造对有限的资源产生过大压力的人口。因此，无论是社会的行动抑或国家的行动，其意向也只能是尽量做到使人人“有一口饭吃”。历代农民战争的纲领都是要将社会资源的分配平均化，而国家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民食” (做不做得到是另一事)。于是，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是朝着越来越平均，也是越来越支离破碎的小生产地盘的方向进发。社会既然越来越平，压在头上的国家自然也变成越来越专制，而这一整个结构的意向也只能是解决“民食”这个根本问题以及“镇止民心”，基本上不能导向超越与变动。

这种历史形态，也是中国所独有，而不能被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个普遍化的类。因为，印度就不是这样——后者很少出现“大一统局面，而社会则是恒常地处于非组织化状态。至于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则是经常地由国家组织起来的。虽然这个组织会是周期性地崩溃，而出现一治一乱的局面，但是，国家总是积极地负起组织这一大片农耕“天下”之责，结果就是国家与社会互相打上对方内容的印记——例如“太平”“大同”、“平天下”等意向。

我们在下面将会详细地指出：中国人“良知系统”的“文法”规则也表现在国家与社会这个“二人”对应关系之中——在这个脉络里，国家是“心”，社会则是无力作自我组织的“身”；因此，所谓“仁政”或“亲民”，就是对人民的“养”与“教”，而其整个意向也只能是解决“民食”与“镇止民心”——因为，社会这个“身”一旦失去“养”，又不受外力组织的话，就会导致“天下大乱”。

严格说起来，中国历史性文化的这个形态也不能纯粹用农业小生产经济或家族主义去解释，因为，并非凡是农业小生产与家族主义原理都导致中国这样的文化偏向。如前所述，中国人的“天理”是肉体化的“心或“性”，然而，在印度文化中，“天理”却是“空无”，而最高的精神境界则为“绝情”。显然地，整个印度的宗教哲学所表现的是大脑皮层右半部的内容(亦即是直观对整体形态的掌握)，换而言之，也就是一种将有差别的个体融入无情的浑然整体的意向。因此，印度文化的偏向是非现世、非政治、非历史的，其知识阶层也是婆罗门僧侣集团，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以天下为已任”的士大夫。

因此，将一切都还原到经济基础的社会学方法，基本上不能解释文化的差异，它顶多能够产生出一些所谓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去解释所有人类社会共有的经济关系或制度。无疑地，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对人的“遗传系统”的加工，是既有异于西方，也有异于印度的。中国人的“天理”既然是肉体化的“心”或“性”，因此是将脑部中层的内容——亦即是哺乳类共有的“动物感情”抬到了首位。中国人自然也有理智（大脑皮层左半部的功能）的活动，不过其分析对象也多半为感情内容（例如：人伦与社会范畴）。中国人亦有融入浑然整体的意向，例如：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以及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等等，不过这个浑然整体却是充满动物感情的（并非偶然地，在道家这套“身学”中，倒出现了“天地不仁”的命题，然而，道家的“天地”或“道”仍然是这个世界本身而不是超越于世外之物，因此，也没有表现多少超越意向，顶多导致个人摆脱世俗走向自然，或者希翼自己的肉体如“天长地久”一般长生不老更等而下之是将“利吾身”的阴谋术当作是一种自然法则）。

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既然将哺乳类共有的“动物感情”当作是挂帅的因素，因此，对肉体的“养”特别强调，以及“养”了世界上最为众多的人口，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今日之现代世局中，人的其他活动自然较前多了，但是，中国人仍然是世界上人伦性倾向最强烈的民族——一个“人”不结婚就被当作是未“完成”，结了婚不生孩子也被当作是未“完成”，因此，与安身立命、制造人口无关的男女关系是被当作不合法的，而大部分被社会与自己认为是“正经”的人也会去避免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生活意向，也正如蒋介石的名言：“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

在这里，又重新回到我们在前面提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一切做法似乎都是反对生命的，例如：他们将整个生命都纳入公式化的人生渠道中，不让个体的生命出现多姿多彩的经历，而个体也没有追寻灵与欲的完成之需求一一大家都踏着由社会制订的人生道路，很少有超越其外的意向，自然也缺乏越出这个平实层面的好奇心，以及个人的浪漫冲动。

这种文化之间的不谅解，甚至不能归因于西方人的“个人主义”与中国人的“社群性”之间的差异。因为，最强烈地感觉到中国人反对生命倾向的，反而可能会是拉丁文化的角度。拉丁文化也是“心的文化”，因此也是社群性的一例如；家族主义与共产党运动在拉丁国家都特别发达而且，在天主教反对节育与打胎的情形下，拉丁家庭也倾向于儿女成群。不过，在拉丁国家中，情欲之“心”却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可以说远远地超乎北欧与北美的新教国家之上。因此，在七情六欲的表达方面，拉了民族可以说是最形之于色，新教文化次之，至于中国人则最含蓄。的确，“情欲”是使一个人热爱自己生命的因素，在拉丁文化中，这种热爱即表现为对生命的欢愉感之追寻——例如：“醇酒、美人、欢歌”的生活情调，嘉年华式的狂欢，以美化的方式提升了的外观与人文景色，等等。自然，这种个人旺盛的生命力与社群性可以是互补的，也可以是相冲突的，因此，拉丁文化的“心”，一方面表现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可以表现为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现为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活动与城市游击，自然也可以同时表现为倒阁频频的民主政治，它一方面可以表现为牢固的家族关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婚前与婚外浪行为的常轨化。中国人身上也有“治”与“乱”这两面，不过却不是同时并存的一一通常“大治”是常态，在这个常态底下，一般是搞到没有个人的伸张，没有个性，也不需要基本人权，于是，积压久了，过一二百年就会有一次“大乱”，亦即是非理性的大进发与无理性的大破坏，因此，也不是什么个人的伸张，自然也说不上什么对生命的热爱。

中国文化与拉丁文化既然同属“心的文化”，然则，又如何会产生这种云泥之别？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拉丁文化中仍然有“个人得救的观念，而其内容却有异于新教文化的“个人得救”——后者是指：“个人”用自身的理智 (大脑皮层左半部) 去将自己的一生作具有方法学的精确性之组织，以便去面对挑战，作自我开展与完成，至于前者则指：“个人”对生命的欢愉感的追寻，因此，天主教就不同于新教，它必须用“告罪”的制度为这种生活方式大开方便之门。生命的欢愉感自然也包括与别人作感情上的交流，因此，拉丁文化就不能像新教文化那般冷冰冰地不顾社群关系。然而，拉丁文化中既然也具有“个体”观念，因此，对“心”的强调就有造成情欲泛滥的倾向，而人际关系也就同时变成了生命的欢愉感的媒介及其枷锁（例如，在美国，一个少女与男友搞爱欲关系而父母干涉的话，就多半会与父母发生正面冲突，甚或搬离；至于一个拉丁少女，在同样的场合下，则多半不想伤父母之心，不过也不太可能像中国女性那般“听话”而放弃不做，因此，就会采取阳奉阴违、说谎以及制造假象等方式）。

至于中国文化中，则是没有合法的“个体”观念的——道家式的“一人”或“不仁”立场，必须从人情的磁力场中退出才能实现，否则就变成是在人情的磁力场中遂其“私心”的伎俩；而从其追求长生不老的冀求来看，这个“个体”也只是“身体”。因此，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将“人”设计成“二人”或“仁”的。这种没有了“个体化”的“二人”关系也必然是“名正言顺”的渠道化关系(例如五伦)。任何一方的“心”既然被纳入这些社什会保障的渠道，因此，双方的心意在交接之后，就产生互相制约作用，而达到被中和的效果，于是，这个“心”也就不是什么热情奔放的源泉。

我们也曾在前面多次指出：中国人的“人”只是“身”，而“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活动才成为“心”，因此，被渠道化的“心”，其主要活动就足照顾对方的“身”。的确、中国人之间的彼此关怀，常以下列应对形式出现——一方问：“你身体好吗？”(或曰：“你要保重身体！”或“身子要紧，必须当心！”)另一方答：“你有心!”。这无疑是“心”与”身”的照顾之“文法”规则的最基本模型。这种在亲友之间的问好、其实是中国人“养”的生命观的延伸。换而言之，中国人“二人”之间内“心”是必须为“养”对方——父、妻于、孩子——的肉体服务的，意向则仍然是“传宗接代” !一代对下一代的“心”之另一功能是“教”，其内容则为不要太表现自己地去“做好人”。因此“教”仍然是训练它保持“二人”天系。不过。本节既然只谈中国人的“养”，“教”只能略带一提)。

因此，中国人的“心”是被渠道化而为“养”之目的服务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说得很清楚：人的“心”之表现，必须是合节而又中和的，只有这样，事物才会各安其位，而达成养育之功因此，如果中国人被认为是“反对生命”的，那么，他们所反对的其实是个体的“灵魂”的生命，而这样做之目的，则是为了制造与养育肉体化的生命服务。

的确，中国人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民族的生命在肉体上也延续了三千多年而不断。不过，这三千多年的历史也是没有超越意向的。读二十四史一类的断代史以及《资治通鉴》一类的编年史，就总给人这样的感觉：中国文化是“天长地久，人亦长久”，但是，却并不导向一个更高之目的，只是无止境地在同一个平面上一直延伸下去：每一个朝代在肉体消灭以后，就让位给另一个在形体上大致相同的朝代，就如同每一代中国人都养育了没有自己特色——亦即是“肖”于上一代——的下一代来延续自己的肉体一般。的确，中国这个“超稳定体系”也确实做到了长生不老的成就。这项成就是如此的宏伟，以致马克思不得不称之为“木乃伊”。

本文来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